母亲盼望我回家过年，除了想念儿子，还有一个她从没说过、我也从不点破的原因：替她“还人情”。母亲不识字，但她把这一年来欠下的人情，全都清清楚楚记在心里。母亲把我和弟弟叫到跟前，谁帮她修抽油烟机，谁背我父亲去医院，谁送来土特产，谁经常陪她聊天，一五一十说给我们听。我和弟弟早就准备好了大大小小几十个红包，等着去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家拜年的时候，给对方的老人、孩子奉上。

我们一般要提前准备好数十个红包，分送给拜年时所见到的尚无经济能力的晚辈或者已经失去劳动能力的长辈。红包可以是纯表意的，也可以是实质性的经济扶助。按照母亲的授意，我会把最大的红包悄悄塞给那些经济上比较困难以及经常来看望母亲、帮着母亲干活的亲戚家的孩子和老人。

越来越多的人都像我这样，只身回村祭祖、拜年，礼物流动就是单向的。有的人刻意不带小孩回村里拜年，比如我的二堂姐。她过去不带女儿回乡拜年，现在女儿成年了，她又不带孙女回乡拜年。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带小孩回村，不是费别人红包吗？”她每年回乡，就是去给亲戚发红包的。她认识的人多，走的家数比我多，发出的红包也更多。

如果村里的某家发生什么大事，需要大笔花销，回乡的亲属总是会在拜年的时候送上一个资助性的红包。资助的范围大约包括子女上大学、家中出现重病患者、有卧床老人，或者其他一些意外变故。

文化人类学者阎云翔在《礼物的流动》中说：“中国人的礼物被视为传达重要的精神信息——诸如关心、眷恋、道德关怀和感情联系的最有力和最受欢迎的工具之一。因而，礼物创造出送礼者和受礼者之间的精神联系，这种联系被村民统称为人情。”送礼物又叫做“做人情”，我的母亲就是一个善于“做人情”的家庭主妇。

我们兄弟俩都不在信丰县工作，但是母亲并不寂寞，她经常会主动要求亲戚为她提供帮助。亲戚来的时候，总是会带上自己家的花生、瓜果、萝卜干，干完活儿，他们会留在家里吃餐饭，陪老人聊聊天，说说村里的故事、听来的故事。一到过年，母亲的这些见闻就能发挥用场，她会告诉我和弟弟，回到村里一定要去谁家走动，谁家有几个小孩，应该包多大的红包。

年节期间的礼物流动，既维系着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也维系着一种互助关系。彼此的亲情和感激，全都化作“过年好”“新春吉祥，恭喜发财”的诚挚祝福。乡土社会的亲情和友情，就在这种彼此的给予和传递中延续着。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本文责编：李中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