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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点各异的城楼狐仙及其故事信仰
本文将从内城东北隅角楼开始讲起，沿城墙按顺时针方向说明各处狐仙崇拜的情况。详细介绍这些故事与相关活动，不仅是钩稽北京民间信仰的历史，更是为了系统性地呈现各处城楼狐仙的不同身份与特征，为下一步总结北京城市空间的景观秩序及其宇宙论意义奠定基础。
（一）内城东北角楼中借家具的红姑娘
最早关于城楼狐狸的详细记录，应属成书于乾嘉时期的《夜谭随录》和《阅微草堂笔记》。《夜谭随录》的作者和邦额是满洲旗人，长期在京中生活，此书是他历年经历见闻的汇纂，与《聊斋志异》相比幻想色彩较淡而记录性更强。书中记，内城东北隅角楼内有一狐，可化为女子。守城的士兵称其为红姑娘，敬畏而加以崇奉。传说红姑娘本是河北松亭关的狐狸。乾隆年间伐噶尔丹，骁骑校尉赫色在凯旋回京的路上救下了她。她为报恩而来到北京，以凭空变出酒食、家具而闻名。从种种蛛丝马迹来看，这一故事很可能来自当时市民在东北角楼祭拜狐仙的活动。首先，《夜谭随录》强调守城士兵往往能见到红姑娘，这个故事就是听他们讲的。红姑娘只出现在东北角楼，从未离开这里，这与《聊斋》等小说中与人类纠缠不断的狐女们大相径庭，而类似吸引人们前去朝拜的庙中神仙。其次，红姑娘的神迹正是四大门动物们的常见“功能”——出借家具。北京长期流传着狐仙出借家具的信仰。据说乡民需要家具的时候，可以开出一张单子到狐仙住处烧香祈福，第二天便会看见所要借用的什物都在该地放着，用完之后再放还原处。这一情节原原本本反映在红姑娘的故事中。故事中说，当赫色之子娶妻需要家具时，红姑娘显灵为他取来，“事毕，已皆失去矣”。
东北角楼被认为是助人的狐仙所居之处，守城士兵都相信她的存在，人们在此处敬奉狐仙香火是相当有可能的。但可惜的是，自19世纪末期以后，东直门内俄罗斯北馆的势力越来越大，整个东北角楼靠城墙的内侧都成了东正教教堂及俄国人的墓地所在地。东北角楼的狐仙香火应即在当时已经断绝，故事也渐渐无人知晓，《夜谭随录》是我们目前唯一的资料来源。
（二）内城东南角楼的狐仙与灵媒
内城东南角楼位于东便门以西，俗称东便门角楼。在清末民国，东南角楼也许是北京城里最有名的“狐仙楼”。近些年，随着《午夜北平》和《侠隐》的走红，“狐仙楼”的称谓又开始深入人心。它的名气其来有自，光绪年间成书的《右台仙馆笔记》中记：总司京师狐政的“狐总管”就住在东便门的角楼上，京城居民如有为狐所欺者，具酒食、撰疏文，诉之于角楼下，狐总管就会像人类官僚一样惩罚这些作恶的狐狸。
不过，东便门狐总管依赖于灵媒，且惧怕人类官僚。民国年间成书的《洞灵补志》中详细记录了时人在东便门角楼祭拜的情形。当时东便门角楼下住了一位女巫，充当“仙爷”灵媒，用符水为人治病，往往有神效。东便门角楼下挂满了人们还愿谢神的匾文。据说，清末侍郎乌克瑾的夫人得了怪病，于是他也去这里求神祈药。正当侍郎烧香下拜之时，神帷似乎被风吹起，一只“黄类”动物跟跄跑出，眨眼之间便消失不见。再请女巫降神，她已经噤若寒蝉、不发一言。以后，凡来求神之人再无灵验。要说明的是，“黄类”通常指黄鼠狼，即黄大仙。但在北京，我们经常会发现黄类与狐仙混淆的情况。《万历野获编》里中说：“旧传狸有两体，其年久者能变幻惑人，……狐与狸又各一种，而世多混称之。”民国时期报纸上常见对仙家作祟的报道，亦常常胡黄不分。例如1934年4月4日晚前门内兵部洼万隆电料行被仙家搅乱，《新天津》说是黄仙作祟，《华北日报》说是狐仙报复。因此，郭则运所说“黄类”很可能指的就是《右台仙馆笔记》所说的狐总管。
灵媒虽然不再灵应，但东便门“狐仙楼”的名号却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因为此地临近使馆区，清末以后大量外国人在这里聚居，“狐仙楼”的故事在他们中间也很有名。1936年美国人弗兰克·多恩（Frank Dorn）绘制的《老北京风俗地图》上，明确将东南角楼标注为fox tower。英国记者保罗·法兰奇（Paul French）利用当时的报纸与档案追溯了1937年1月英国外交官养女帕梅拉之死的案件，在《午夜北平》一书中他反复提到，帕梅拉之死在当时北平的欧美人社区中引发了很多猜想，因为帕梅拉的尸体在东南角楼下被发现，所以人们纷纷猜测她的死与狐仙有关。
（三）统领京城狐狸的正阳门天狐
正阳门俗称前门，位于今天的天安门广场最南端。它是北京内城的正南门，“京师九门”的中心，也是北京城南北中轴线的重要节点。这里的狐仙被称为“正阳门天狐”。《洞灵小志》中有好几处提到它，说“世但传京师正阳门天狐，而不知各城楼皆有之”。显然，正阳门狐仙在当时的京城内名气最为响亮。的确，除了郭则法，同时代的其他人也说正阳门天狐之事尽人皆知。民国初出版的杨寿相《觉花寮杂记》中记：“故老言，京师九门皆有神物镇之。正阳门城楼有仙狐，常幻作白衣老人，出而拜月。”况周颐说，“北京前门城楼，相传有狐仙居之”，城楼上窗福的开闭情况每天都不同，大家认为，这就是有狐仙居住的证据。
这位清末民国时期在文人官僚中名气颇大的正阳门天狐，也被认为可以管理京城中的狐狸，但它不仅有官职顶戴，完全不依赖于灵媒，还与人类官僚保持着良好关系。《洞灵小志》中记载，清末侍郎吴祥若的女儿久被狐所祟，吴侍郎于是准备好了牒文，控告于正阳门城楼下，请求天狐惩罚族人。这天晚上，果然有一位白须翁来到吴侍郎家里，告诉他文书已经收到，只是作祟的不是城里的狐狸，而是大内的狐狸，“其同类之居宫禁者，老夫莫能制”。后来吴侍郎只能回到家乡，才摆脱了这只来自宫禁中的狐狸。看来，正阳门天狐类似于人类社会中的九门提督，负责狐狸世界的治安秩序，但却无法管理紫禁城内的狐狸。它与东便门的狐总管，似乎一个拥有控制狐狸世界的正式权力，一个只是在江湖中呼风唤雨。故而一个与人类官僚平起平坐，一个却对人类官僚望风而逃。书中还提及，正阳门天狐曾邀请清末礼部官员欧阳熙为其西宾。欧阳熙乃庐陵文忠公后人，光绪年间他曾与郭则法的父亲同在礼部为官，后来郭则法任军机章京后，又与郭则法本人同事，二人相当熟悉。郭则法相信欧阳熙“其人笃实，非妄语者”。据后者自述，其在礼部做官时住在城南，有一天梦见有红色帷帐的车来接他到了一处巨大宏伟的宅第。主人白色胡须，请求他做自己儿子的老师。从此以后，他经常做梦前去这家教授其子儒家典籍。来往款恰后，主人自称自己是正阳门天狐，言谈间涉及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后来全都一一应验。欧阳熙的一位爱妾去世，狐狸还托梦给他的夫人，告知她爱妾借京西某村的女尸复活。
按欧阳熙所说，正阳门天狐顶戴“青金石顶冠”，这是八旗官制中的四品顶戴，相当于副参领和部分佐领的官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目前笔者所见到的所有狐仙神像，无论是山西、河北，还是京郊妙峰山上的胡三太爷、胡三奶奶，都做旗人官员打扮。这表明，“正阳门天狐”具有官僚身份，在国家权力系统中占据正式职位而统领全城群狐，这一说法对信众而言并不是象征性的。狐仙世界与人类社会有着同样的官僚制度，甚至当人类社会发生巨大变革之后，狐仙们仍然保持着其于清代时所形成的规则。
（四）学识极高的宣武门城楼狐仙
宣武门城楼狐仙最大的特点是爱与文人交往。成书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五年（1800）之间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提到，宣武门城楼上的狐仙学识渊博，惯于谈经论史，见识乃在诸位儒生之上。据纪晓岚听乾隆年间文人石东村讲述，某位骁骑校在宣武门城墙上值宿时，偷听到一狐一鬼聊天。他们对历史与学术了如指掌，但观点与人类大为不同，实乃饱读诗书的世外高人。
到了清末时期，宣武门城楼狐仙学识极高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它同时也是管辖城南地区狐狸的官员。《洞灵小志》中记，宣武门城楼狐仙名叫“狐四太爷”，颇有江南雅士之风，愿意结交有学识的文人。庄蕴宽，字恩缄，江苏武进人，一生热衷教育，曾任寻江书院主讲，后主持创办五城学堂、梧州中学堂、广西陆军干部学堂等，推动赴日留学运动，并担任过上海商船学堂监督、代理江苏都督、故宫博物院理事兼故宫图书馆馆长等职。他住在北京城南时，狐四太爷曾登门留书，但门人未报。过了十几天后，狐四太爷再次登门求见，但终究几次都错过，只是互相通信而未曾见面。
狐四太爷的事迹广为人知，聚居在宣武门附近的下层官员很可能在此设酒食祭拜过它。庄蕴宽的故事中有一个细节，据熟知内情的人提及，曾有一名绿营低等将领求见宣武门仙狐，在城楼下焚香祝祷，当夜梦到有仙人指点，于是第二天他准备酒水果品，登城楼祭祀，果然看到一位白胡子穿道服的老人，含笑无语，倏然而隐，“其事遍传都下”，尽人皆知。这种狐仙祭祀与人狐通灵并不被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斥为异端，郭则法相信，与狐仙做朋友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事情，因为狐仙修持有道、知慕风雅，如果能得到他们指点养生之术，比熟读《云笈秘签》还更有用。
（五）贴近下层的内城西南角楼大仙爷
和内城东南角楼一样，西南角楼因为临近西便门，俗称为西便门角楼。自清光绪八年（1882）开始，《申报》中有多篇新闻提到西便门内角楼的大仙爷庙，而我们在田野调查中遇到的当地老住户还对这座小“狐仙楼”有印象，这些资料为我们呈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这座大仙爷庙的兴衰始末，其突出特点是尤其贴近下层民众。
有据可查的西便门角楼最近一次的狐仙香火，大概肇始于清光绪六年（1880）。光绪九年（1883）7月，因为大仙爷治好了黄蔗香的病，黄在《申报》上刊登了一则“感谢神恩”的小广告，声称大仙爷于三年前在西便门角楼降神，灵应非常。此前光绪八年的《申报》上详细报道了这座大仙爷庙的兴起过程，其位置确定应该在西便门内。而直到今天，老住户们指认的“狐仙楼”的位置，仍然还是在西便门内的内城角楼畔。
光绪八年《申报》载，西便门内角楼上降神的乃是大仙爷，一开始人们在护城河的长堤之上拈香拜祷，京师地方官驱逐人群后，信众便转移到了对岸的某间破败寺庙之中（可能是西便门内观音堂）。庙内起初只有残损大殿三间、陶器数具，但因为大仙爷灵应异常，所以问病祈事的信众络绎不绝，尤其是在每月的初一、十五，更是热闹非凡。甚至门前卖香的小摊贩，一天就能出售七千多束敬神的线香。随着大仙爷的名气越来越大，有富商巨族捐资修庙，先是新增殿宇，随后又添建一进院落，短短时间之内，居然从三间小破殿发展成了廊房环抱、殿宇辉煌、俨然大观的一处庙宇，名为“蕊珠宫”。是年三月中旬，西便门外杨妃店迤西的惠昌门村里，某位姓朱的骆驼客忽然被西便门角楼的二仙爷附体，治好了邻居的病。从此，二仙爷降神于村内三官庙中。
虽然二仙爷分家带走了一部分香火，但西便门内角楼并未因此沉寂。前述那位黄蔗香，赴京城考试高中后忽然一病不起，数月不愈。于是黄蔗香写就疏文，遥向西便门方向祈祷。居然仅仅三天之后，他的病就好了大半，随后竟然能航海南下。黄蔗香对此惊叹不已，以登报广告的方式感谢神恩。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西便门大仙爷庙仍然名气不减，乃至户部某位退休官员，为了求子还专门到西便门角楼下仙爷庙求签。大仙爷说中了此官三十年前犯下的罪愆，此事在京城中一时议论纷纷。
1927年，西便门角楼拆除，大仙爷庙肯定也遭受重创，然而它并没有完全消失。一位出生在附近的老人告诉笔者，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城墙拐弯处、护城河的河堤上还有一座“狐仙楼”，其位置正好就是原来角楼的所在地。这座狐仙楼基座呈长方形，面阔约十米，进深一米多，高度不详，以砖砌成，顶部呈拱形。其所在地杂草丛生，人们常见狐狸在此出没。虽然此时狐仙楼已经没有了香火，但人们仍然相信狐狸在此修行，这种观念并未因为“反对迷信”而消失。笔者在田野调查中遇到的老人说：“没人敢打狐狸。那会儿人都迷信，它成仙了，待会儿它报应你了，你怎么办啊？……那个狐狸要是年头多了，它自然就成仙了。究竟成仙了是什么样，大家也没见过。”
及至20世纪80年代，内城角楼是狐仙楼的传说还在北京市民中流传。丰台区卢沟桥地区流传的“狐仙楼”的传说中讲到，卢沟桥南沙筒那个地方有个骆驼店，店里有兄弟两人，老大为人奸猾，老二则善良宽厚。兄弟俩分家后，老二无意间救下了内城角楼狐仙的幼子，从此得到狐仙报答，家里平白无故地富裕起来了。老大听说后专门到狐仙楼去捉狐狸，逼狐仙现身。狐仙捉弄他，用打更的木棍当作银子骗他。从情节上说，这是中国民间故事中常见的“两兄弟”故事类型，在家喻户晓的“狗耕田”“牛郎织女”故事中都出现过。但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对狐仙楼的描述。狐仙自称住在内城角楼上，这座角楼位于卢沟桥的东北边，那很可能应该就是内城的西南角楼或者东南角楼。讲故事的人这样描述这座狐仙楼："人们都说，角楼是狐仙楼。有几个狐仙谁也不知道，也不敢去看，只是在夜里能看见星星点点的小红灯笼在角楼内外来来去去。”来来去去的红灯笼，是狐仙出没的典型标志之一。《洞灵续志》里记载，有人在端门看见数盏红灯从楼上坠落，走过去后红灯消失不见。守端门的太监告诉他，红灯就是狐仙，红灯从端门上坠落，恐怕是时局有变，果不其然，不久后清帝逊位、国统易帜。《狐仙楼》故事的最后也有类似情节。随着角楼的破损，小红灯笼慢慢消失，狐仙最终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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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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