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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钟敬文在其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中有关民间文学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和传承性四大特征的系统阐述，为中国口头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框架，也为中国读书界正确理解口头文学的主要特征勾画出了基本轮廓。回溯和总结钟敬文有关“口头性”这一概念的提出和理论生发，一方面需要立足于中国自身学术传统的演成和发展，另一方面亦需要与国际口头文学研究的话语实践相融通。通过重新清理钟敬文的相关学述遗产，同时勾连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学术对话的主要路径，口头性的讨论依然具有继续深拓的理论和方法论空间，亦有助于全面理解中国口头文学研究之于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史路历程和发展走向，从而在当前中国文学研究整体格局中进一步厘清民间文学学科地位，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关键词：口头文学；民间文学；口头性；口头理论；钟敬文
民间口头传承的文学历史极为悠久，人类有语言的地方就有口头文学［1］。将口头文学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建立相应学科，人们一般认可是从德国的格林兄弟（Grimm Brothers，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那些较早投身口头文学搜集和初步研究的学者，从格林兄弟到拉德洛夫（Vasily Vasilievich Radloff,1837-1918），起初并没有特别在意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之间的差异，他们更关心口头文学的记录和发表，进而将这些来自民间的搜集成果视同于书面作品。在中国，以五四歌谣运动为发端，学界开始了对民间歌谣故事的研究工作，出现了不少成果，其中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的典范性研究广受推崇。不过对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的整体性思考，则要到钟敬文的《民间文艺学的建设》［2］一文，才算是出现了经营学科的自觉意识。
就钟敬文的学述及其有关民间文学特征的系统思考而论，从《民间文艺学的建设》（1935年），经《民间文学》（教材稿本，1948年），再到《民间文学概论》（1980年，以下简称《概论》），中国的口头文学研究，从自身的文化传统，以及欧美、日本、苏联等的相关著述中，获得了多方面的养分，形成了有特色的口头文学理论体系，《概论》则是该体系的集大成者。关于《概论》在民间文艺学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讨论，学人所做多有，故不赘述。在笔者看来，《概论》所总结的口头文学之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和传承性（以下简称“四大特征”）［3］，立意高，概括准，影响大，形成脉络清楚且有中国文化特色。其中“口头性”概念是统领该理论体系的精魂所在，也是口头文学的根基性概念，应当置于文学学科的整体格局中，对照国际学界的晚近发展走势，进行深入阐释。
一 “口头性”与“四大特征”之演成
《概论》中关于口头文学“四大特征”的概括，经历了颇值得探究的种种变化。对这一历程做简要回顾，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确立过程和背后的种种拿捏和考量，十分必要。
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于1935年写就于日本，次年1月在《艺风》第4卷第1期刊出。钟敬文在该文中将口头文学的“比较重要的特点”，总结为四条，即口传性、集团性、类同性和素朴性［4］。他说“民间文艺，是纯粹地以流动的语言为媒介的文艺，就是所谓‘口传的文艺’”［5］。这就与“文人的文艺”或曰“书本的文艺”不同。不过他认为口传和书本虽然不同，但两者又是有联系的，“语言和文字，都是表现人类思想和情感的记号，二者原是一件东西的两面。但是，在若干点上，两者却不免有某种程度的距离”［6］。也就是说，按照钟敬文的看法，口传性（orality，或叫口头性）并不是书写性（literacy）的对立物，只是彼此不同而已。关于口头文学的集团性，作者阐释说，也要纳入由民众集体口头创作这个维度去理解，所以集体性和口头性是互为表里的。钟敬文强调，有人简单地认为民间文艺的制作“彻头彻尾地是集团的创作品”［7］，但这个论断仍需要稍加修正，因为有时是集团中的某个成员制作了“胚子”，又经过集团众人的修改和锤炼，才成为“较完整的作品”［8］。所以，所谓的集团性，也可以理解为是群体与个体通过口头创作、传播和接受，以特定方式“合作”共同参与制作的机制。关于类同性，作者解释说，民间文艺作品，不管是神话童话，还是民谣俚谚，在同时或异时，同地或异地，往往存在与其相同或相近的作品，甚至在时代相隔千年之久、地域相隔数千里之遥，都存在这种情况。这大抵是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相近所导致的［9］。言及素朴性，作者给出的解释是，民间文艺的素朴，表现在“外表”和“内容”两个方面，情节简略，形式单纯，修辞质朴。这种素朴并不是拙劣，反而是“可钦佩的才能”。简而言之，这种素朴性与民众内在精神生活形态和外在物质生活形态有关系，也与作者基本上不是“以创作为职业”的情况有关［10］。
在20世纪40年代末，钟敬文在香港写就并投入教学的教材稿本《民间文学》［11］，继承并发展了《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所概括的民间文学特征，形成了五条特征的总结，其中集团性和口头性与十几年前的提法一样。在讨论民间文艺的“集团性”时，举出了莫尔顿（R.G.Monton）、朗（Andrew Lang）和日本学者北原白秋、儿山侣、芦田正吉氏，以及中国学者王显恩、顾颉刚等的意见，但所强调的还是民间文艺学的创作没有具体的个人作者这一点［12］。说到口头性，则指民间文艺的“口头创作、口头加工、口头传播和口头保存的性质”［13］。第三条是说民间文艺“因时间、地域而变化”［14］，钟敬文还特别举出“月子弯弯”分别出现在宋人京本通俗小说、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和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中的彼此略有语词出入的记载，说明因时间的变迁而出现变化的情况。这一条后来演变为《概论》中的“变异性”了。第四条是“以广大民众做读者（正确一些说是听者）”［15］，这一条强调了口头文学是由广大受众共同参与接受而完成的情况，这就与书面文学由单个读者阅读的情况不同。第五条是“依一般的反复而感兴味”［16］，指出民间文艺总是要反复吟诵和讲述的情况。这一条与后来《概论》中的“传承性”有某种联系。这五条特征的形成及其思想渊源，显示出中国学者在建设民间文艺学学科时所具有的胸襟和眼光，以及结合中国自身文学传统对外来思想的取精用弘的自信姿态［17］。
经过前面的简要勾勒，我们大致可知1980年面世的《概论》中“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部分关于民间文学的四大特征——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传承性的形成和发展轨辙。当然，《概论》在基本立场、表述策略和强调重点等方面，与前在的著述之间有非常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直接反映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大约30年间中国政治文化生活所发生的很大变化。这一时期的中国民间文艺学界，广泛深入地学习和借鉴了苏联政治理论和文艺学理论，从而努力为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争取生存空间和铺平发展道路。概括地说，当时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力求在政治上符合意识形态要求，在专业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特质，在未来社会文化建设中有其生存和发展空间。中国民间文艺学学者，尤其是他们中对学科的命运和道路最为关切的学者如钟敬文，为学科的命运殚精竭虑，显示了极为难得的在面对复杂局面时处处为学科命运着想的心理轨辙。
本文不拟全面讨论钟敬文在《概论》中关于民间文学基本特征方面的整体思考，而是想结合其中的核心概念“口头性”来展开论述，因为笔者认同钟敬文的意见，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集体性与口头性这两个特征，对民间文学创作与流传起着主导的支配作用。变异性与传承性这两个特征，也都是从集体性、口头性作用于民间文学创作和流传过程中显示出来的。民间文学的变异性与传承性特征反过来又印证了集体性、口头性的重要意义”［18］。
关于“口头性”，《概论》指出：“口头性是民间文学显著的特征之一。在文艺学中常常把区别于作家书面文学的民间文学称作‘人民口头创作’或‘口传文学’，就因为它有口头性这个明显的特征。凡是在民间通过口头进行创作并传播的作品，都具有这个特征。”［19］“民间文学是存在于人民口耳之间的活动着的文学。”［20］但口头性并不是民间文学所独具的特征，因为其他社会阶层也有一定的“口头创作”，要注意从民间文学中剔除那些非人民的乃至反人民的口头创作［21］。这里，在口头性之上，附加了一个阶级性维度（劳动人民），只有既是口头的又是人民的创作，才能被看做是民间文学。口头文学是口头创作的，也是口头传播的，往往传播范围异常广泛，时间异常悠久。口头文学主要为民众保有和使用，这既有社会的、阶级的根源（被压迫阶级被剥夺了使用文字的权利），也有口头语言本身的存在和发展的因素，也就是“口头语言表达的优越性”［22］。
广大民众中口头传承的文学现象，天然地具有多方面的“人民性”特质，这就为论证口头文学在政治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供了便利。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表述：民间文学是“直接扎根在劳动人民生活土壤中的文学。它紧密地伴随着劳动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地反映了现实，直接地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愿望。它的艺术形式不仅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而且更为他们所掌握、所运用。它从内容到形式处处展现了劳动人民的艺术趣味和美学理想”［23］。随后钟敬文警告说，也不能滥用阶级斗争学说，因为这很容易推论说，一旦广大民众掌握了文字，民间文学就会消亡。而且，“重要的民俗，在一个民族里具有广泛的共同性，它不仅限于哪一个阶级”［24］。从语言层面说，只要有口头语言的地方，就有口头创作，并不是因为无文字可用而不得已采取的创作方式。“口头语言的存在，才是决定口头性存在的基本原因”［25］。所以文学中的口头性问题，并不是权宜之计，不是文学发展的“初级阶段”，一旦跨越了这个阶段，就会将其兼容和吞并在更高层级的文学中，而是“只要人类一天不离开活的口语，人民的口头文学创作就一天也不会停止”［26］。这些富有时代特色的论见并不落人后。
有个插曲需要提及，在《概论》面世6年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间文学”词条中，钟敬文再度对“四大特征”的排序做出了调整，排列顺序是：口头性、集体性、变异性、传承性［27］。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其《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中框架安排的某种“回归”，甚或是对过于强调“政治挂帅”风气的一种“拨乱反正”，不过这样去理解事情可能流于肤浅了。笔者更倾向于认为，钟敬文感到有必要调整学科的姿态和重心，因为社会文化语境发生了变化。作为口头文学的学科规划者，钟敬文的这“四大特征”其实体现了他本人对学科体系的全面思考。进一步解说的话，集体性对应的是口头文学的生产主体，口头性对应的是文学生产所用媒介，变异性和传承性对应的是口头文学的生产和传播形态规律。总之，钟敬文关于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的系统性思考，在时间上跨越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其中的主导性概念是口头性和集体性问题。如前所述，在口头性和集体性孰先孰后问题上的踟蹰和拿捏，说明在钟敬文看来这是涉及学科以什么为引领的关键问题，也就是说，在变化着的政治学术语境中，关涉政治上立得住重要还是学理上更通顺重要的问题。总之，《概论》中关于口头文学之口头性的概括，是中国民间文艺学界在这个核心概念上的代表性表述——不仅得到广泛认可，而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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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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