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三、法无定法：民族艺术研究的多学科方法

　　正是由于民族艺术本体本义的文化复合性特点，决定了民族艺术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多学科方法。

　　民族艺术的研究，不单纯只是艺术的艺术史和艺术学的研究，还必须是艺术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兼及关于民族艺术形态的知识社会史、认知人类学、知识政治学、科技考古、哲学、心理学、传播学、人文地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结合的综合研究。它不能只是单向的进路，而应该是复线的和彼此关联的系统建构。

　　文献检索与类型法是民族艺术研究的基础性方法。这里所指的“文献”，不仅仅是文字文献，还有图像文献、音声文献、动作文献、空间构成文献等等。文献的检索、研读和分类，是进入研究的准备工作，但不同学科都有自己进入的方式。历史学对文献（文字文献和图像文献）的判读和考据，艺术学对作品的鉴赏和分析，神话学AT分类或比较研究法根据不同异文的母题特征，比较其异同，探寻其起源、原型和流变，都是探究其知识谱系的重要方法。比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判中，对某些传为古谱的乐曲，可以从乐音构成、声律乐调等方面进行分析，即可知其属于古代还是现代的作品。由于中国具有丰富的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资料，传统中国艺术史研究比较重视传世古文献的检索和考据，并形成了相当成熟的研究范式。后来考古发掘、地面遗址、文物及民间文书等，成为学术研究重要的“二重证据”来源。“纸书”与“地书”“文物”互相释证，这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术研究范式的提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民族学和人类学田野考察方法，是民族艺术研究的核心方法。进入生活现场参与观察，获取活态的第一手资料，已经成为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根据研究的需要，民族艺术的田野考察方法也是多样的。可以是对某一村落或工艺群体的定点民族志考察（如工匠村、乐户、景德镇陶瓷、杨柳青年画等），也可以是对某一专题的多点民族志考察（如纹样谱系及其传播、某类乐器的跨民族共享、服饰的地方和民族差异等）。民族艺术研究的对象尽管大多属于过去，但文化传承的根脉不会断。在对民间艺人的调查中，我们发现，许多做古建修复的工匠，关于古建构造、材料制作、建造和维修技术的知识，犹如一部活的百科全书；做雕版木刻和民间戏班的艺人，还在沿用古代的版本。因此，注意民间艺人口述材料的采录和民间艺术在民俗和仪式中有关图像、音声、行为等的观察，看重社会生活情境中的实际状况，进而看到知识谱系的某种文化结构，则是人类学田野考察方法之擅长。比如，分析岩画的透视和图形构成，是研究认识发生和早期思维结构形成的重要图像实例。借助认知人类学这一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交叉研究领域的方法，能够为研究中国民族艺术史知识体系的起源、发展和分类提供有效的方法论支撑。关于民族艺术生产的地方性知识持有者群体（如祭司、头领）、工匠群体及其相关社会组织的结构和传承，也是人类学和社会学较多关注的对象，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方法和社会学的案例分析方法，有助于我们进入艺术的“行”内，了解艺术知识中的知识机构和社会群体。

　　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分类、考证方法，使民族艺术研究，特别是古代民族艺术研究，有了坚实基础。考古发掘及传世的各古代民族大量文物和艺术品，为中国传统民族艺术史知识谱系的梳理，提供了最直接的史料。为了在传统民族艺术史的知识体系构成方面得到更有力的科学证据，特别是科技考古和数字化技术，对艺术品的原料、材质、工艺等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分析中国各民族古代科技知识在艺术品和工艺品上的体现，揭示民族艺术品的文化与科技内涵。与此同时，利用多光谱数字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对某些即将消亡的古代艺术品进行数字化记录与展示，创造对石窟、寺院壁画等光线较弱、不易近观的艺术品的识读条件。通过画图细节分析传统艺术画面构成、造型、透视、色彩配搭等相关知识，测判年代、族属和工艺，以更好地对这些艺术品进行保护。借助科技，我们可以让沉默的文物和艺术品“说话”，透露有关材料构成、工艺技术等方面的信息。

　　科学技术在思维方式、知识生产和操作路径等方面，和艺术创作及人文研究似乎是两个极端。但现在，这两个“极端”也在“交互”作用。艺术家的想入非非，借助数字技术而使幻象成真（如电影中的仿真性数字建模技术）；虚拟成像、跨媒介装置等新媒体方式开始广泛应用于艺术创作、美术馆和博物馆展览；X－探伤、红外、多光谱摄影、三维立体扫描等数字技术，也有效地助力于文化遗产保护；而地理信息系统（GIS）、多种空间分析和数据挖掘方法，对于人们的空间认知，提供了全新的视域。同时，数字技术也让外界更多的学者与观众看到这些艺术品，达到了文化传播的目的。卫星地图精确的宏观视野，与古代舆图的意象空间认知，成为对两种知识生产和研究范式进行比较研究的经典样本。将传统文化艺术与高科技结合的最近的例子，是2021年迪拜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中国馆场馆名为“华夏之光”，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和机遇为主题。4600平方米的场馆建筑以“古朴又饱含希望与光明的传统灯笼为造型”，外墙上取用活字印刷术做雕花镂空的装饰，馆内核心展项是“北斗系统”沉浸互动体验。这个展项的周围是环幕360度冰屏，脚下是LED屏地幕，顶上吊挂有新研发的网透屏三维显示装置（俗称立体屏）和卫星模型，让人在全沉浸的体验中，“置身”于一个按中国古代天文学描述的浩瀚星空。现代人和卫星进入古人眼中和心中的星空，十分魔幻而又非常传统。这些设计，用艺术的方式，经由数字媒介，将传统“中国元素”在当代语境中进行了充满象征意义的多模态艺术表达。中华古今文明穿越时空，在此链接和融合了。

　　社会介入的方法，是民族艺术学应用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本土回归。民族艺术的研究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一样，在理论、方法、呈现模态和社会介入等方面，都有诸多延展空间。特别是民族艺术的知识生产、呈现模态极其丰富，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在民族音乐、民族美术、民族舞蹈、民族戏剧、民族建筑等领域，都有不俗的表现。近年来，各种跨学科理论纷纷进入民族艺术研究的视野，这或许也可以作为打破固有研究范式，促进民族艺术学学科建设的思考进路。艺术家和研究者以活跃的角色面对他们的专业和田野社区，强调艺术和学术的场景性、公共性和应用性，也是民族艺术多模态话语的一个重要方面。

　　事实上，近二十年来，传统民族艺术积极介入现代生活世界，已经成为常态。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乡村建设成为国家重要文化发展战略之后，以民族艺术为主要呈现形式的艺术乡建和文化产业，方兴未艾。学者、艺术家积极介入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工作，与民族艺术的文化持有者主体一起，把民族艺术与第三产业进行了有机结合。常见的做法，是把民族建筑、民族歌舞、民族服饰等视觉、听觉和空间关系构造的综合性民族景观，打造成一个民族和地方特色的旅游产业链。这些特色性民族艺术元素也推进了乡村建设，成为文化振兴、艺术致富的一条新路。这方面做得全国著名的，如贵州苗族的刺绣、蜡染，云南白族的扎染、木雕、金属手工艺，西藏、青海藏族的唐卡，广西壮族的山歌等。

　　知识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在处理社会结构和权力控制问题方面，也是切入的一个视角。在传统社会，民族艺术的核心性知识生产及知识控制，主要在巫师、头人、士绅等地方精英那里。比如祖祭，必然与宗族权力和宗法制度紧密相连，宗祠的建筑格局、进入资格、等级（辈分）划分，是宗族权力关系的象征性体现；社祭，主祀者即地方权威人士，过去需按节令由村社长老甚至帝王出面，在祭司配合下举行春祈秋报仪式，并由此形成了春官唱春、打春牛等“文艺”活动。随着传统权力系统的解体和社会生活的变异，传统精英的权威受到挑战，与之相应的民族艺术传承也面临着巨大的断裂危机。民族艺术的知识生产及知识控制，不能不与权力发生关系。知识政治学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在美好的艺术后面，复杂的权力、利益和族群关系。

　　另外，关于民族艺术的象征、隐喻、信仰和仪式过程，离不开宗教学的阐释；关于民族艺术知识的传播空间和传播方式，又得借助传播学、人文地理学等媒介调查和空间分析等方法，等等，这些都是从事民族艺术研究的人普遍会面对的问题。

　　如何以较宏观的多学科方法探讨知识的问题，对知识体系进行分类？这方面较著名的是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他有多部著作都以“知识”及其增长为主题。在波普尔的知识分类中，我们看到，除了常识，人类知识的很多内容都和艺术相关。“艺术知识”被专列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知识，其他知识也多与艺术相关。如一提到经验性或专业化的艺术知识生产者，我们很容易就会联想到艺术家、民间艺人和各类工匠，他们按专业规范形成不同的分工，建筑、装饰、雕刻、绘画、乐舞、戏剧……中国传统艺术史的大量作品，都是他们创作和传播的。神话传说是波普尔给予高度评价的传统知识，他认为它们能产生实证理论所不可能产生的思想和知识，建筑、艺术等很多创意都是来自于此，所以这类知识具有特殊的价值。而哲学和宗教，我们知道它们对于艺术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在中国传统民族艺术领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艺术知识生产者，对哲学和宗教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入状况，比如文人艺术家陶醉于“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宫廷艺术家效力于表征“圣王受命应箓，则有龟字效灵，龙图呈宝。”民间艺人和工匠更是忙碌于民众日常和节祭的迎生送死、祭神驱鬼、四时之祀，日程排得满满的。而那些广布于中国大地、深深渗透在各族人民生活中的宗教艺术，更是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着重要的篇幅。

　　结语

　　禅云：“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人类对无限世界的了解总是有限的。以有限阐释无限，任何言说或理论都只能触及真相的一部分，故了犹未了。只有知诸相非相，才能不执着于一，圆融于形态丰富、内涵深厚的生活世界；知言不尽义，才能不以一孔之见、一家之说框定生活世界的万千气象；知法无定法，才能敢于质疑固定范式常规之法，实事求是地运用多学科方法，进入田野现场。

　　显而易见，由于民族艺术表现形式的多面相和本体的多义性，多民族艺术融合而与生活世界整合的天然张力和创意无穷的社会实践，使民族艺术的知识生产具有了多模态呈现的广阔空间。对民族艺术的研究，除了在单一模态的各专业领域进行，并细化为对某艺术类型的作品、技法、风格、社会意义、文化背景、编年史或断代史等方面的研究，还需要在一种较为开阔的学科建设和国际视野下，吸取当代世界优秀思想资源和先进科研方法和技术，创建新的研究范式，对民族艺术多模态“文本”形式，进行具有当代性意义的跨专业多学科整体研究，并在应用民族艺术学方面积极介入社会现实。

　　民族艺术学的知识生产，大致应该处理好道、术、器、用几个关系。

　　支撑民族艺术学立足之“道”，一是史，二是论。史的梳理基于较长的时间维度。作为一种在特定群体中具有传统且传承性很强的“艺术”形式，需要对民族艺术源流的形成及学科发展的脉向，做有根有据的追溯；但民族艺术学的历史时间观念要打破线性的特别是单线的历史传统叙事，而应把民族和艺术、艺术形式和文化背景、主体形态和交互形态放在一种互动关系中研究。比如，以民族音乐作为研究主体，应同时关注使用这种音乐的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关注该音乐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有什么民俗；关注在生活现场中与之交互作用的音声、图像、行为、空间设置、习俗制约等因素。论的探讨则基于较大的空间维度。虽然研究对象是“民族”的艺术，但无论是单一民族，还是多民族共同体，都不可能置身于一种孤立的环境。所以，民族艺术学的研究，要对世界和不同“他者”有视野开阔的认知。通过与不同文化类型的比较研究和理论模式的对话，才能最终确证自己的文化本体、表述“母语”及理论原创性。

　　助力民族艺术学之“术”。这里的“术”是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包括文本及技法分析，也包括文化语境研究，还包括新媒体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对于民族艺术本体而言，其“艺术”的“术”，除了可验的人工技艺之术，往往还夹杂着一些不可验的超自然之术，如法术、巫术等。例如，建筑工匠使用的“鲁班书”，既是建房施工的操作手册，也是决定房主人命运的调节秘术，仅鲁班尺，就会呈现两种测量尺寸，其中一种可以“动风水”；民俗用“纸马”，制作者除有雕版木刻和印刷技术，还需具备一些相关制作、使用的禁忌和法术知识；洞经音乐艺人，除了会吹拉弹唱，还要懂得以音乐针对不同灾异的化解之术。所以，民族艺术学的研究，就不可能仅仅是对手艺之术的研究。

　　彰显民族艺术学之“器”，主要是民族艺术丰富的物质形态如建筑、雕像、画卷、乐器、道具及原料等器物的研究，但作为“器”的物质文化遗产，与掌握知识生产的传承人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艺术不可分割的有机结合物，可以分别研究，却不可将其割裂。比如，对民族传统建筑的研究，即使有建筑学严格训练的制图作业，有对材质、结构的清晰剖析，如果忽略了存在于其中的人和文化，这个“容器”，就是空的。

　　应用民族艺术学之“用”，属于民族艺术学应用研究的一个方面。比较常见的是，探讨如何在保护的前提下，对民族艺术多模态呈现的丰富形式，进行适度的、可持续的开发。“创新”的基础是“守正”，保护的策略是养护。要使传统民族艺术在新时代焕发活力，使其与当下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非遗传承”“艺术乡建”等进行了多层面的尝试。从目前的情况看，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些都是民族艺术学应用研究应当关注的现实话题。（本文原刊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