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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舆论
当下中国的社会情境，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面临全面改革的时期。改革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还是人们的思想观念，都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积累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毋庸讳言的是，少数官僚的腐化堕落败坏了执政党在群众中的良好形象，某些区域经济秩序的混乱助长了社会的不良风气，改革开放以前支撑社会的道德体系已经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值此道德体系调整，而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建立之际，社会的道德水平呈现整体滑坡的现象。从中国社会发展史看，当社会处于剧烈变动转型的时期，经济的发展，社会舆论的相对开放或者相对压抑，都有可能带来民间舆论的普遍盛行。中国当下的社会情境，可以说是社会舆论相对宽松的历史时期，普通民众相对具有抒发主观情志的自由；另一方面，改革所带来的新旧体制之间的冲突，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无法运用旧体制下的思想观念加以理解，也无法纳入到旧有的规范秩序之中，新的规范秩序又尚未建立。老百姓热切地期望更深入地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他们对于社会现象的诸多困惑、不解、迷惘，甚至激愤，都有可能通过民谣的形式宣泄出来，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民间都能够及时地以民谣的形式表达民众对某一社会现象的评论。从这种意义上理解，民谣一方面是民间口头文学的形式，另一方面，则更是一种社会的舆论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彻底惩治官僚腐败，净化社会风气已经成为民众的最大希望。这种集体性的社会情绪，必然会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民谣则是这一普遍的社会情绪的口头表述形式。对于少数官僚的贪污腐化现象，民谣运用简洁的语言一针见血地予以揭露抨击，“贪官污吏，满天遍地；挥霍钱财，花天酒地；群众吃苦，怨天怨地。”[6]“千里来做官，为了吃和穿。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政府官员的行为尚未建立起一套完整规范的制度加以制约，不具备相互监督的监管体制，公务员的薪金水平也有待提高，这些都是官僚腐化堕落的制度因素，而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以及集权政治下的“当官发财”意识则是官场腐败的思想根源。由于官员的腐化堕落，致使政府官员的升迁在很多情况下都不是以才、德作为衡量的标准，反而助长了许多庸人跑官、买官，任人唯亲，任人唯财，民间对此也有相应的民谣加以描画：“生命在于运动，提升在于运动；不跑不送，听天由命；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会做不如会说，会说不如会拍，会拍不如会塞，会塞不如会要”。
官场腐化的现象，大到买官卖官，贪污受贿，小到吃喝玩乐。对于官僚的吃喝玩乐风气，老百姓一种近乎调侃的语言——夫人语录——形式进行讽刺，“出门在外，老婆交待：少喝酒，多吃菜，够不着，站起来。人劝酒，不理睬，长计议，养身体。吃不了，带回来，自家用，省得买。喝多了，也回来，见野花，不要采”。还有一首民谣戏拟老婆告状的口气，以叙事的形式将官场的吃喝风淋漓尽致地加以披露：“一路春风一路歌，革命小酒天天喝。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夫妻背靠背，老婆告到纪委会：这样吃喝对不对？纪委回答很干脆：湖吃海喝是不对，大吃大喝是浪费，该喝不喝也不对。瞧，我们也是天天醉！老婆告到县委会，书记说：还是纪委说得对！说着起身往外退：对不起，我们也要去赴宴会。”甚至有一首民谣，仿毛泽东《长征》韵脚，讽刺官场的吃喝玩乐风：“当官不怕喝酒难，万盏千杯只等闲；鸳鸯火锅腾细浪，海鲜烧烤走鱼丸；桑拿按摩周身暖，麻将桌前五更寒；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7]然而，也有一部分官员虽然贪图物质与色欲享受，但是又慑于法律的威力，所以不得不保持低标准的“自律”，这些官员竟然恬不知耻地以“大吃不大喝，受礼不受贿，喜新不厌旧，风流不下流”作为约束自己行为的“新四项基本原则”。[8]
在很多情况下，官场腐败体现为数字腐败，因为各种统计数字关系到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于是，虚假的数字便成了许多官员升迁的依据与法宝。民谣对此也有深刻的洞见：“产值要高，政绩要大，至于假不假，我才不管它；人高我也高，不高被小瞧。高了还要高，不然乌纱掉。”还有不少官员盲目贪大求洋，追求所谓“形象工程”，劳民伤财。老百姓发现，官员的政绩将沉重的负担转移到了普通百姓的身上，民谣将官员的政绩与普通百姓的负担对照起来：“一代人的政绩，几代人的包袱”。“干部出风头，群众吃苦头；领导台上吹牛皮，群众台下饿肚皮”。
执政党的干部有一个优良的传统与作风，理论联系实际，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关心民生疾苦，与普通百姓打成一片。可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了，却也使政府官员产生了严重的官僚作风，对某些官员来说，下乡成了走过场，走马观花，流于形式，不求实效，更有甚者，吃喝玩乐，劳民伤财。对于如此“调查研究”的方式，民谣予以无情的嘲弄：“坐在车上看，围着餐桌听，结论早已定”。“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中午吃顿饭，拍拍肩膀好好干”。“春天鲤鱼肥，下乡喝两杯；夏天山区凉，下乡好地方；秋天螃蟹鲜，下乡解解馋；冬天狗肉香，下乡尝一尝”。
对于某些败坏了政府形象的官员，也有民谣高度概括，刻画出新时期的官场“群丑图”，民谣运用民间文学惯常的类型化手法加以刻画，诸如“九平干部”：“口中讲小平，文章有水平，左手持文凭，右手握酒瓶，对上会摆平，对下能铲平，家中有暖瓶，外头有花瓶，生活上水平”；“三脸干部”：“喝酒喝红了脸，钓鱼钓黑了脸，打麻将捂白了脸”；“三公干部”：“办公桌前黑脸像包公，酒席桌上红脸像关公，回家路上摇摇晃晃像济公”。
改革开放将全民的积极性都最大限度调动起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围绕着经济发展的中心开展现代化的建设，现代化意味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但是，以发展为诉求的现代性话语却牺牲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道德与价值标准，比如义利之辩的“重义轻利”，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中，则几乎被拜金主义的社会风气荡涤干净，许多人失去了高远理想的追求，也不再保持道德操守，而沉迷于金钱与利益的欲望。民谣这样描述当下的拜金主义社会风气：“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要）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这种拜金主义思潮与吃喝玩乐思想沆瀣一气，共同败坏了社会风气，“世上都晓神仙好，只有美女忘不了；管它爱情多与少，能够快活就是了。”
拜金主义流风所致，导致许多地区经济秩序混乱，假冒伪劣产品盛行。假冒伪劣产品破坏了良性经济秩序，制假贩假售假，谋取个人、部门、地方的经济利益，对国家法律与社会公德置若罔闻。对于此等社会现象 ，民谣对利欲熏心的造假者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要想发大财，钱从假货来，捞得几十万，顶多判两年”；“不靠天，不靠地，专门靠制假，一年两个亿”；“货假不要紧，只有钞票真，‘宰’了他几个，还有后来人”；“你使假，我装傻，有了回扣就潇洒，坑国家、害天下，丧尽天良求暴发”。
社会变迁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转型，因为利益分配的差异，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农、商、学、兵等社会分层体系，已经难以回应社会的急剧变化。由于利益的重新分配，进而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分类，而这种分类的划分又反映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也反映了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社会不公正，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几乎超过了世界公认的警戒线之标准。对此，老百姓将由于利益分配所产生的利益群体进行形象的分类：“一等人掌实权，点头晃脑就来钱；二等人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三等人大盖帽，吃完原告吃被告；四等人当律师，发财全靠打官司；五等人干个体，骗完老张骗老李；六等人手术刀，要想治病递红包；七等人当演员，扭扭唱唱就来钱；八等人交警队，马路旁边吃社会；九等人跑销售，年年月月吃回扣；十等人查卫生，不见好处不发证。”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制约着中国经济进一步的深入改革。作为中国改革的先行者，在改革之初，农民切实地感受到生产力解放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意义。自从1997年以来，占中国人口总数70%的农民，其收入已经连续四年呈下滑趋势，2000年人均收入仅3%左右，农民购买力占全国的比重由80年代中期的53%以上下滑到目前的38%。[9]农民负担过重，已经成为民谣中最有切肤之痛的沉重话题：“头税轻，二税重，集资摊派是个无底洞”；“五十六顶大盖帽，围着一顶破草帽”；“农民苦，背负苍天面朝土；农民悲，四方摊派八方催；农民愁，孩子无钱把书读”；“乡集、村集、组也集，农民着急；政府筹、部门筹，农民发愁”。种田，已经成为农民的“鸡肋”，农田大量抛荒，许多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谋生：“盼一年，干一年，年年不剩钱，耕一春，收一秋，四季汗流”；“辛辛苦苦大半年，七扣八扣不见钱，哪还有劲去种田”；“一做小商贩，二进乡村办，三上建筑站，地里的活儿没人干”。
相对于民众丰富的创造力来说，这里所列举的一些民谣实在是沧海一粟。尽管民谣是一种社会情绪的反映，在现代性话语看来，具有非理性的因素，但是，我们不得不要承认的是，民谣代表的是一种民间的意识形态，是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另外一种声音。综观当下的民谣，可以发现，民谣对于当下的社会现象或讽刺，或嘲弄，或戏谑，或调侃，或规劝，目的在于抒发情志，褒贬时风，议论时政，抨击时弊，表达爱憎。无论采取何种态度，都代表了民众对于某一社会现象的看法、理解以及情绪，在那些貌似轻松幽默的语言背后，可能隐含着民众的困惑、迷惘乃至焦虑与激愤。所以，民谣是民间政治意愿的素朴的表达形式，古代统治者之所以可以透过民谣观风俗，知得失，察民情，正是因为民谣蕴含着民众的政治心声。更重要的是，如果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民谣可以说是一种社会舆论。民谣的广泛流传，建立在具有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的人们对社会现象、社会矛盾的一致认识基础之上，当一种共识形成广泛的舆论力量之后，便会借助某一种传播媒介传递开来。民谣以其简洁精炼、合辙押韵、幽默风趣、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易传易记等特点，非常符合民众对于社会新闻、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的评论欲求。在社会舆论相对不发达的时代，民谣是人们评论社会时事不可代替的重要传播媒介，其不可捉摸的流动与游走特点，像水银泄地般地弥漫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只要人们对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具有难以割舍的评论欲望，就会有一定的社会评论方式出现，以此满足人们的政治欲望。当社会处于相对稳定发展态势之中的时候，民谣的社会游走性也相对迟缓，因为尚没有社会压力对人们的政治态度形成一定力量的冲击。一旦社会潜伏着一种危机、或者处于急剧转型的时期，社会秩序的失衡强烈地刺激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评论欲望，以此表达人们的政治态度，在社会秩序高度失衡的挤压下，表达人们政治愿望的民谣便迅速地蔓延开来，形成社会舆论，几乎成为人们对某一社会问题的共同评价。即便是在大众传播媒介非常发达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发达的民谣舆论，因为，大众传播媒介自身已经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共谋，权力政治与资本基本上控制了大众传播媒介的话语形态，根本不构成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批评，对于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甚至采取回避、否认的态度，更遑论及时、充分地解释社会问题了。
正因为民谣是一种社会舆论，所以也就决定评论社会问题的直接性，反映社会问题的快捷性。因此，与哲学、政治、文学、法律等相比较，民谣对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理解肯定具有其不可避免的片面性、情绪性、极端性，因为民谣并不是对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深刻思考的艺术形式，而是对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的表层的、初步的思考，一种表层意识形态，是人们经验世界的结晶。在很多民谣中，既有对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直接、快捷、真实的反映与评论，表达了某一个时期人们共同的社会情绪，也有对于社会问题的过激反应，有的采取一种讽喻戏谑的态度，有的则采取一种蔑视否定的态度。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民谣以戏谑、嘲弄、否定的姿态表达了某种蕴含着真理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民谣以非严肃的形式，寄寓了民众严肃的政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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