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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日益向纵深拓展，新旧体制的矛盾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社会同质性趋于消解，在计划体系的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之间呈现出高度同质的整合关系，而到了90年代，三者之间的同质整合关系已经打破，呈现出分裂的状态，经济与政治、政治与文化以及经济与文化之间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存在高度同质的、可以相互支持和阐释的配对关系，当下中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多元的社会，以致于以理解分析社会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阐释焦虑，知识分子不知如何去把握这个社会，因为社会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可以用某种一元的价值标准加以阐释。[1]当下中国的文化，可以划分为国家权力支持的官方话语，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精英话语；市场力量支配的民间话语。在市场经济尚未确立的时候，大众不拥有经济资源，也不拥有文化资源，至多也就是在地方性社区中存在的民间口头传播的通俗文化。官方话语将民间话语排斥在话语领域之外，以致于民间话语基本上被湮没在官方话语中。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改革，使民间积累了大量的经济资本，正是由于经济实力的日益积累与壮大，也促进了以民间通俗趣味为审美指归的民间文化的发展。各种大众传播媒介为主体的大众文化的制作，标志着知识分子精英文化越来越失去手中所掌握的文化资源，而民间各种口头文艺的流传，则表明民众智慧并没有因为市场经济的冲击而趋于枯萎，社会生活的五光十色却并没有将民众的智慧荡涤干净。当知识分子越来越失去其原有的社会主流地位的时候，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解释能力也越来越贫弱。然而，一如中国长期以来的社会历史所证明的，社会的变迁越丰富复杂，民众对于社会生活的阐释越来越显出其草根智慧。当下民间广为流传的各种民谣，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种社会情绪，代表了一定时代的民间声音。民谣不仅仅是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更应该说是一种社会舆论，一种民间的意识形态，一种政治的表征。在口头文学总体趋于没落的时代，民谣以其短小精悍、易于记诵传扬、针砭时弊毫不留情、高超的讽刺艺术等特点，在民间不胫而走。如果仅仅局限于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去解释民间的口头文学，我们将很难对这一当下正当红火的民间文学有一个比较准确的理解。倘若我们从历史/文化/权力的维度加以分析，则将有可能更为深刻地理解当下民谣流传现象的民间传统与社会情绪。
口头文学的命运
在现代性话语中，以口头传承为媒介的民间文艺的发达，代表着前现代时期的文化状态，封闭落后、自给自足、淳朴自然，充满牧歌情调。这种文化状态，具体到人际关系领域，则是人们大多处于面对面的交流之中，极少有跨越大范围区域的人口流动与人际交往，即便是大范围区域的人口流动，也几乎是整个村落、家族甚至族群的整体迁徙，这种整体性的迁徙产生的文化后果，是人们在迁徙的同时，背负着共同体的精神行囊。在前现代的乡土社会中，一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孤立与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比如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2]就是在这样一种乡土社会中，口头文学成为人们相互交流情感、智慧、经验的重要的草根艺术形式。口头文学的发达，人们使用的传播媒介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乡土社会中，文字一直不属于人们的交流工具。费孝通先生还认为，最早的文字是庙堂性的，一直到20世纪的初期，都还不属于乡下人的东西，在乡土社会中，基本上是“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个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需要。”[3]
在乡土社会中，许多富有智慧与情感的口头文学家，他们不仅仅以艺术家的身份出现在乡土社会各个层面的社会生活之中，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也是民间历史的保存者和传播者，而且还被赋予神性的魅力与色彩，在公众性的祭祀仪式、社区庆典中往往扮演着神人沟通者的角色。一般来说，这些口头文学家具有非凡的记忆力、渊博的地方性知识以及天才的表演能力，这些方面使之成为地方性的具有克里斯玛特质的权威人物，正是这些神性人物，使乡土社会的时间观念永远处于一种循环的历史状态，人们对于当下事物的理解，往往借助历史、传统来证明其当下的意义与合法性。因此，我们可以说，以口头语言为媒介的文学，基本上属于乡土社会中不识字民众表达情感、传承历史、评判当下的工具。不用说前文字时代，即便是进入文字时代之后，乡土社会的口头文学与庙堂性的作家文学之间，无论是审美情趣还是审美形式，都存在着明显的分野。口头文学少雕琢、去粉饰、存真情、直抒胸臆，既充满浪漫想像，也直面现实人生，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文学形式，口头文学张扬的思想，历来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相当大的距离。相对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言，口头文学可以说是一种危险的“他者”，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口头文学大量充斥着迥异于统治阶级的下层意识形态，表达的是下层民众的喜怒哀乐，在相当多的口头文学作品中，面对统治者的腐朽没落，宣泄着下层阶级普遍的社会愤懑与抵抗情绪，正因为这一缘故，口头文学从来都被上层统治者视为“鄙俗”、“浅陋”，而被排斥在圣贤文化之外。进入民族国家建设时期之后，口头文学的传播媒介与民族国家现代性诉求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方式、封闭性的传播范围，以及宣扬相对稳定、保守的地方性意识形态，都与现代性话语中的“发展”、“进步”等诉求相悖逆，更重要的是，“文字下乡”、[4]以印刷术为代表的传播媒介的发达，冲击了几千年来乡土社会面对面的信息传播方式，以文字书写为代表的信息传播，使乡民可以通过文字媒介跨越封闭的社区局限，建立超越社区的广泛的社会关系，对于当下的理解不仅仅局限于历史的借鉴，更增加了共时的参照体系。按照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说法，文字的书写强化了时-空的伸延，使人们的社会关系达到了口承文艺所无法实现的更为广大的时-空范域。[5]口头文学对讲述者个人的讲述才能有一个较高的要求，其本身的瞬间性、记忆性、传承性等特点，与文字以及其他现代传播媒介的可复制性、永久性等特点相比较，从总体而言，决定了它在现代传播媒介发达时代的式微命运。
口头文学的式微命运，也体现了以文字为主要手段的现代传播媒介对于“历史”创造的控制，权力政治通过历史的文本化使主流意识形态成为“经典”，进而排斥了非主流的、民间的、边缘的历史与声音，那些被文字等现代传播媒介书写、刻录的历史也就充当了强化权力政治的意识形态工具。即便是民间口头文学的历史书写，也被整合到主流意识形态范围内，因为民间文学的抵抗性质、狂欢特征，众多民间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作品，便再一次尘封在历史的背后。
然而，口头文学的总体式微命运，与口头文学的某些形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并不相悖，民间口头文学的生命永远都存在于鲜活的口耳相传之中。比如当下民间广泛流传的民谣、笑话之类，说明民间文学仍然存在于民众的生活世界。民谣的发达，从中国古史史实可以发现，那些在街头巷尾的普通老百姓当中流传的顺口溜、打油诗之类具有深切的当下性。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证明，民谣反映了一定时代的民心、民意，代表着广泛的社会舆论，在很多时候，民谣甚至预示了政治变迁的趋势。我们可以想像，远在《诗经》时代，采诗官们所采录到的民间歌谣远不止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作品，采诗官们肯定删削了不少真实反映当时社会现状的民间歌谣，而使民谣失去了其自身应有的舆论价值，而只剩下文学价值了，实际上，在社会生活中，反映社会舆论的民谣应该发挥了更强大的政治舆论与斗争功能。在当时有一首童谣唱道：“月将升，日将没，木弧箕服，几亡周国。”歌谣在街头巷尾的黄口小儿中广泛传唱，不久，周宣王即被刺，周王朝由此陷入政治危机。秦朝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谣，民间以歌谣的形式预示了秦王暴政必将覆亡的命运。西汉的“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揭露了刘邦成就霸业之后的独夫心态与行为。东汉民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直刺宦官专权的腐败朝政，“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则以藏字的方式，暗含了对董卓弄权的抨击。“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皇帝卖酒醋”，揭露了宋朝乱世的政治没落景象。……中国古代历史的民谣反映民心，进而演变出政治变迁的社会戏剧层出不穷。因此，无论是古代民谣，抑或当下民间广泛流传的各种反映社会现实以及民心所向的民谣，都不仅仅只是一种文学形式，更重要的，它具有十分严肃的政治内容，代表着一种社会舆论，在貌似“以谣传谣”、谐谑调侃、讽刺嘲弄的流传形式之中，传达的则是深刻的社会政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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