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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传统手工作坊到工厂产品
在凉山，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化复兴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规范和推广书面文字。这种文字在民主改革前主要由祭司和少数其他上层人士所使用。与此同时，当地的文化人士开始有意识地在民间推进诺苏文化的复兴。这些运动从80年代持续到90年代。其中，包括民间集体舞“达体舞”的规范普及(为了以防领舞吹笛子的人疲倦或找不到吹笛手，还录制了伴舞的音乐磁带)；在商店里能够买到机制的百褶裙和传统的服装；1993年西昌举行了国际火把节，庆祝活动有诺苏式的摔跤、音乐舞蹈表演以及选美；并且，在云南彝族学者们的配合下，试图重新评价毕摩，从过去认为毕摩是“封建迷信实践者”重新定性为“民族知识分子”。
漆器是诺苏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正好成为这项民族复兴运动的一项内容。逐渐开明的民族政策是包容性更广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部分。“改革开放”包括转变为起初称作“商品经济”的，后来称作“市场经济”。漆器不仅仅用作民族文化的展示，而且要获利赚钱。那么，惟一的道路就是采用工厂成批生产。根据对昭觉县民族餐具厂兰卿家先生的采访，他的工厂就是第一家把漆器生产搬出村寨，采用机器生产的工厂。他们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开始生产漆器了。兰先生说，50年代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来到了昭觉。兰先生在1967年与几个伙伴一起建立过一个家具厂。他们曾生产实用的盘子、椅子和桌子。1975年他们的工厂得到政府正式承认。那时，他们开始在周围的村寨搜集漆器。他们搜集的漆器中有的来自昭觉的比尔区，有的来自更远的地方。
现在昭觉民族漆器餐具厂是凉山州两家漆器餐具厂之一，正在大量地生产“现代化”了的诺苏漆器。厂里有44位工人，其中12人为车工，车旋木坯；20人做漆工，上漆描画；12位做管理杂务。全厂只有2名诺苏工人。兰先生说过去诺苏工人更多些，但是他们不适应厂里的规章纪律。这家工厂每年生产10万件产品，收入60万元，1997年赢利4万元。
喜德县继昭觉之后也建立了一家漆器餐具厂，据云南彝族学者李荣祥说，建厂的最初动议来自云南彝学研究的老前辈刘尧汉。刘尧汉1981年访问喜德，并向县里的干部提议建漆器厂。第二年这家厂子就应运而生了。来自阿普著名的漆匠吉伍乌且受聘做了副厂长和总设计师。喜德民族漆器餐具厂开始以阿普传统生产方式为基础生产漆器。正如一位生产主管人员所描述的那样，几个30年代出厂的车床，一个上漆描画的技工小组，在机器车旋出的木坯餐具上，仍采用手工上漆描画。1994年，喜德民族漆器餐具厂从事生产的工人34人，不过正好与昭觉相反，其中只有2人是汉族。与昭觉民族漆器餐具厂一样，他们的产品不仅在整个凉山地区零售批发，而且在凉山以外的城市也有销售。工厂中生产的产品与阿普、比尔和其他的村寨中用传统的方式生产出来的漆器看上去不完全一样。首先，机床和现代化的工具能够生产更小的坯件。因此，工厂的产品不像村寨中的产品那样粗糙和带有民间风味的质地，其次，工厂的产品，使用有光泽的红色和黄色涂料描画图案，因此餐具看上去表面发亮光滑，而村寨中制作的餐具色泽暗淡、粗糙。因不为人所知的原因，餐具厂采用的黄色偏重于柠檬色，而不是黄褐色，使得漆器餐具三种色彩的配色比起村子中的餐具来说更加鲜明。
除了在颜色和质地上的改进外，工厂扩大了诺苏漆器的范围，增加了种类，不再仅仅局限于村子里盛汤的木盔、木勺、木盘和酒器了。昭觉民族餐具厂生产的部分产品目录单上有各种盘子、筷子、带盖的茶杯(类似在中国西北和日本见到的那种茶杯)、高脚深底的啤酒杯、三种不同形状的糖盒(有的为三脚架底座，有的为独茎底座)、六英寸宽带盖的围棋盒、带盖的日本式饭碗、用于装纸夹或印泥的小圆形的盒子、可转动的大餐盘、长方形的餐盘、圆形和椭圆形的桌面、圆凳和条凳、漆器花瓶、酒杯、诺苏式的酒器，过去生产过的圆形和各种形状的漆器鸽子现已变为典型的汉族式的骑有小男孩的漆器水牛。这里，有意义的或许是，在彝族的象征中，黄牛代表诺苏，牦牛代表藏族，水牛代表汉族。
喜德民族餐具厂生产的品种较之昭觉的要少一些，但他们也生产小酒杯、啤酒杯、盘子、筷子、桌面等等。在一篇关于阿普设计家乌且的文学报道中，赞扬他创新的图案设计以及把整套的餐具或酒具设计装入一个餐具盒或酒具盒可供旅游携带也可作礼品的设想。然而，1992年乌且觉得餐具厂工艺方面的改变走得太远，他喜欢新形状和品种，但他认为漆器变得太有光泽、黄色用得太艳，于是他凑集资本办起了属于自己的工厂，厂址也在喜德县城。1994年我们访问他时，他的工厂有12名工人。1998年，传来小道消息说他的工厂倒闭了，而我没有再回到喜德访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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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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