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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悖论
实际上，“五四”运动以来的知识分子对于民间所具有的深刻的矛盾态度，与传统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于民间的态度之间有着一定的继承性。自古以来，中国的统治者对于民间的态度多从有利于自身统治的角度出发，所谓“观风俗，知得失”，[xv]作为统治者统治效果的一面镜子；正因为如此，统治者还认识到“移风易俗” 对于巩固统治地位的重要性，荀子便主张“修宪命，审诗商，禁淫声，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xvi]统治者还在民间习俗与上层礼制之间建立起一道桥梁，认为民间习俗可以转化为上层礼制，所谓“礼失求诸野”。这种对于民间的“重视”态度，更多的是出于统治者的利益考虑，但是，统治者以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诸如礼/俗、正/野——把握民间文化与自身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将民间文化看作是非主流的、异端的，无视民间的历史创造。所以，民间文化很少进入统治者的正史视野，而更多地保存在野史篇章。
如果我们将“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对于民间的矛盾态度与“五四”时期的启蒙话语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可能更能够祛除历史的迷障。“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使“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在全面否定一切旧的价值观念的同时，非常急切地寻找新的价值取向来建构启蒙话语，以此建构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他们希望，对于人生、社会乃至宇宙观的理解能够用一套新的价值观念整合起来，实现社会的转型，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便将这一切寄托于“民主”与“科学”两位从西方引进的“先生”身上。
“五四”时期的科学与民主观念，是作为封建蒙昧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的对立面被知识分子引入中国的。陈独秀认为：“只有这两位先生（即德先生、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xvii]胡适则看到了新思潮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其根本的实质在于“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因此，对于旧的传统伦理道德、公众不加思考就信之所以然的价值与行为方式，需要重新加以评判：“（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 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 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xviii]
但是，我们发现，“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的同时，与之相伴随的，是对于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观念的顶礼膜拜。西方进化论社会思潮的引进，以及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面对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软弱无能的现实，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明的向往，在他们的心目中，西化象征着社会的进步，是社会朝向现代化的标志。按照这种进化论的逻辑，中西文化的空间对比则被转化成了代表着“新”、“旧”两种不同文明的时间进程的对比。因此，民主与科学的启蒙意义在于，中国也应该沿着西方现代化的路径，才有可能摆脱西方列强的欺凌，走向富国强民的道路。
在20世纪早期，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已经确立，民族已经作为历史的主体，在这一过程之中，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个人都已经为民族-国家所塑造。表面看来，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能够充分地发掘民族的文化资源，包括民间文化资源，往往在很多情况下，具有民族认同功能、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文化符号为民族国家所利用。实际上，民族-国家塑造的基础是民族历史的重建。但是，民族主义的历史基本上采取线性叙事模式，这一线性叙事模式将边缘的、少数的、他者的声音包括进普遍历史的时间，以及置于抽象理性的名义之下，通过在自身范围内对这些声音的盗用和否定，生产了所有的知识。假如说这种总体的线性历史叙事是一个存在的模式，那么，正是这种叙事模式使现代性成为可能的条件，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在其中作为动力。因此，在学术与政治精英的眼里，民间固有的生活方式、思维观念同时又与现代性叙事相抵牾，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具有其自身不可避免、难以超越的落后、低劣与愚昧。政治精英在将政治理念民间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忘记将民众从愚昧、迷信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一次次进行移风易俗运动，试图改造民众的思维观念与生活方式，使其纳入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轨道；我们以广西为例，可以看出，历经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时期的现代化建设诉求，民间固有的传统文化所经历的变革：
“民国时期批判礼教、封建迷信，广西省政府曾于民国10年（1921年）开征‘巫道捐’、‘冥镪捐’，企图用‘寓禁于征’的办法限制封建迷信；民国25年（1936年）颁布‘改良风俗规则’，对婚嫁、生寿、丧祭中的奢侈行为及其他陋俗，宣布取缔。对壮、瑶、苗、侗等族的‘不落夫家’、‘赶歌墟’及服饰等习俗，实行同化政策，强令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颁布宪法和法律，宣布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各民族都有保持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自由。……对一些落后习俗的改革，尊重当地干部、群众的意愿、待少数民族觉悟后自己作出决定，自己实施改革，不搞强迫命令和包办代替。国家组织文化工作者，大力发掘、整理民族民间文学艺术，弘扬民族文化，使各民族的优良风俗习惯得到继承发展，一些陋俗逐渐破除。……生产方面破除陈规旧习，讲究科学技术。聚居在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也逐渐改变刀耕火种的粗放耕作习惯。”[xix]
现代性作为一个“方案”，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人们许诺从匮乏、需求和自然灾害中获得自由，社会组织的合理化以及思想的理性模式许诺我们从神话、宗教、迷信等非理性中获得解脱。[xx]确实，我们看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以一种“大写历史”（History）[xxi]的方式，将民间的、边缘文化的生存方式置于“大写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中，逐渐地以现代性的诉求取代民间的历史创造，使民间的历史再次处于湮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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