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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与文本
“田野与文本”之间的张力是会议讨论的一个热点。中山大学施爱东的《民间文学：向田野索要什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文章认为，长期以来民间文学研究只注重“抢救”文本，把“搜集整理”视作终极目标，满足于为“大文学”提供辅助读本，而“理想化”的“搜集整理”，常常体现为全面的普查工作，普查又往往依赖于“运动”，但是，学术运动这种集体行为，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施文认为田野工作应该是有目的的理论工作的一部分，应该带着自己的理论假设到实地去检验或修正。一般来说，理论假设来源于对他者理论的汲取和既有文本的阅读，而不是来源于直接的“田野”经验。
华中师大陈建宪的《走向田野，回归文本——中国神话学理论建设反思》，进一步认为民间文学研究存在本体倒置的偏差，将民间文学在生活中的展演而不是民间文学本身看作本体，导致在方法上过于重视田野作业，鄙视文本研究，因此现在必须提出“回归文本”。该文以神话学为例指出：1、神话的本体是作品而不是语境。2、田野作业与文本研究各有所长。3、目前中国神话学处于规范术语、范畴和构筑科学体系阶段，应当更重视对神话文本的研究。
北京大学秦燕春的《晚清以来弹词研究的误区与盲点》则认为晚清至今的弹词研究，往往将“案头”与“书场”分而治之，分离趋避的结果成了“避实就虚”，学者错过的可能是一个真正丰富多彩的“问题库”，从而丧失了将论题深入的出发点。
本轮讨论集中在对田野作业的工作性质的辨析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巴莫曲布嫫主张更新“田野”观念，以“田野研究”（field study）置换“田野作业”（field work），这就要求我们要带着问题意识和研究姿态进入田野，同时还要在田野中发现问题，并就地分析、解决，进而实现田野与文本的积极互动。她的《“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通过彝族史诗《勒俄特依》从本土社会的文化语境中被文本化、被?译、被阐释的过程，检讨了史诗文本制作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的弊端，进而指出，从表演到印刷，民俗学的文本制作必须反映为一个极其严肃又极其精细的文本化过程，以尽力确保文本的真确性。
地方性知识与跨文化研究
暨南大学刘晓春《民俗学问题与客家文化研究》认为，当今中国民俗研究有两大取向：一是普同性倾向，漠视民俗现象的地方性特点；一是社会进化论的线性视野，在潜意识中将民俗看作是现代化的对立面，以传统／现代、野蛮／文明、乡村／都市等二元对立观念作为研究的支配逻辑。但在现实中，民众总是以自己的逻辑——地方性知识——整合他们关于现代化以及世界体系的经验。刘文通过反思客家研究的普同性倾向与地方性文化差异之间的困境，以及客家民系的现状所产生的复杂问题，强调应重视地方性文化对于客家民系的普遍性、历史性、现代性的整合经验。
北京师范大学萧放的《“风俗”论考》，试图暂时抛开“民俗学”这一舶来名称，选择中国古称“风俗”一词作为讨论的出发点，认为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视“风俗”文化建设的国度，对风俗的记录与评论，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文化传统，文章试图探讨中国民俗学建设在寻找自己的学术传统与中国式的表述方式时，是否能从传统的风俗学资源中得到滋养。
中国社会科学院朝戈金与美国密苏里大学弗里（John M.Foley）教授合作的《口头诗学五题：四大传统的比较研究》体现的则是一种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追求，论文以蒙古、南斯拉夫、古希腊、古英语史诗传统为并置分析对象，在时空差别巨大的比较中探讨“一首诗”（a poem）、主题或典型场景（theme，typical scene）、诗行、程式（formula）、语域（register）这五个口头诗学理论的核心概念。论题的难度在于，这些所谓的叙事单元，它们在不同传统之中的表现形态是不同的，具体到每个传统，相关的界定也是不同的。该论文突显了“国际化”或“全球化”的学术话语。
民间文化研究积淀着千百年民众文化的丰厚滋养，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展开而兴起，其间迭经沉浮，以至于目前既无核心期刊作为喉舌，也无专业沙龙作为阵地，青年之声尤难聚鸣，学术前景日见渺茫的境地。鉴于此种状况，为方便学术交流、重振学科声气，海峡两岸几所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一些青年学者联合创办了“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网络学术论坛，以学科规范、问题意识、深度研究、人文关怀为宗旨，并以“反思学术史”打开了进入世纪新学术的第一道“对话窗口”，竭力提倡开放的学术批评，期望通过网络讨论的方式，为学术交流以及正常批评机制搭建一个多向度的对话平台。该论坛自2002年9月22日创建以来，吸引了众多青年学者的热情参与，也引起了海内外学界前辈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学人的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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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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