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要尝试对此作出回答，那么我们就必须再次回到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网之中。个体因共有传统的存续而得以维系群体。“从这一角度来看，民俗可以说是一个群体得以存续的关键因素。民俗与该群体秉持的世界观、与群体成员间共享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紧密相关。”认同的多样性存在是由民俗艺术本身的丰富性所决定的。在不同的文化层面上，个体被群体分置于差异化的认同集合中，这些集合由被特定标识的要素汇聚而成，不过不同认同集合之间也有可能存在交集。
因而我们也需要关注社区与外部的交流过程。民俗艺术既是社区内部的共享表达方式，也是社区与外界交流时有选择性地展示或进行文化输出的模式。在这两种表达中，认同是有所区别的。“当我们从群体内的场景转移到各种群体外的场景时，一个认同的整体呈现和形象也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外部对于社会认同的本质和理想化的概念，都需要经由特定的民俗艺术展示。当我们将族群视为一个文化概念时，它与认同是相互塑造的。认同的流动是内部与外部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外部的影响有助于内部提炼增强文化认同的代表性事象。这一点在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显得尤为突出。
在特殊语境中，民众会选择恰当的民俗艺术展现情感与心理状态。这种与认同秩序的形成与改造有关的手段是民众在日常民俗生活中所使用的一整套表达惯习，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刻板印象或因循守旧使然。在日常生活世界变迁过程中，民众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而对此进行灵活的变通处理，这并不妨碍传统意义的有效传达。因而我们在探究民俗艺术的信息传递时，更要留意与之相对应的文化意义与符号关联间所呈现的稳定特征，符号与其意义在这里并不遵循对等原则，一个符号或意象可以具有多重或多维向度。换句话说，个体在表达同一个意义的过程中有多样表达方式可供选择。民俗艺术之所以能成为认同表达的主要方式，就在于其符号与手段的丰富性。
基于不同的认同原则和标准而建构的共同体，比如民族、性别、年龄、职业等，实质性或象征性地给予隶属其中的不同个体以共同的（但可能存在巨大内部分歧的）身份标签，从而定义了该个体在不同面向上、不同维度中的多元身份属性。“文化认同往往被描述为古老的、纯洁的、持久的并与特定环境相联系。在现实中，可能没有一个认同的显著特征是完全不可或缺的。今天，人们调整符号以适应他们的个人情况，并给予一个相关的解释。储存于文化中的所有要素，只有强有效的一小部分能应用于任何特定时间，即使是一个小群体的努力也足以构建一种认同并引导其发展。”这样看来，族群认同的内在动力在某些时候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甚至可以影响族群边界的稳定性。一旦某些文化要素被群体视为标志性特征，那么它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能量，从而在重新建构认同的过程中发挥效力。
当我们在考察民俗艺术所呈现的认同表达时，可以体察到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型，一些艺术随着生活方式变迁而被摘掉了构建认同感这一核心要素的标签。实际上，认同的解体往往来自象征符号的意义解构，当指符与意符间的关联断裂，那么维系群体认同的实质也就不复存在了。包括交融与隔绝在内的族群边界的流动会造成认同表达的功能失效，与之相对应，民俗艺术的传承也将会遭遇不小的危机。这也是我们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四、结语
民俗艺术与民俗生活水乳交融，虽然民俗艺术的功能不只有表达认同，还有教育、规范、娱乐等其他直接或间接的功能，但表达认同是其中最为核心的功能，也是民俗艺术得以传承的根本所在。“民俗艺术作为艺术体系中一个完整而独立的概念，存续于特定地域环境和时空之中，以其类型的丰富性、艺术样态的不确定性和可塑性而推动了民俗艺术研究视域的转变。”尽管民俗艺术并不是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但是其素材皆来源于地方的生活和历史，我们从民俗艺术中可以读出群体或社区的文化史。作为局内人，从小到大的民俗展演使艺术化的生活模式得以串联，那些艺术现象是去精英化的，其中蕴藏着素朴的生活哲理和智慧表达。作为局外人，当我们以调查、旅游或其他方式介入其中时，那里的民俗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我们对“地方性”与“传承人”有了较为完整和相对深刻的印记。在民俗艺术中，认同表达是清晰的也是有边界的，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会明白它的文化意味并认同其价值所在。这既是民俗艺术总体意义的传递路径，也是活态文化的生存法则。
（本文刊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