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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达文化认同的媒介与方式
民俗艺术在晚近受到人们关注的原因一方面来自现代性大背景下个体转向传统文化以寻求归属感；另一方面与现代艺术发展规律有关，即现代艺术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试图突破自身局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界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强调，“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不断再创造的活力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而这种文化表达以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为旨归。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在这一理论与实践框架下获得了重要意义。
如果把媒介看作人类传递信息的渠道，那么人类表达认同的媒介无外乎为语言与非语言两类。尽管共享同一种语言被视为人类群体建构认同的基础和身份识别的主要标志，但认同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缺乏共同母语的人或群体未必不存在群体认同。民俗艺术中的确有相当一部分口头艺术主要借助语言来传承、传播，因此而具有交流功能。除此之外，非语言的表达系统也十分常见，除与语言相对的文字外，还有众多视觉、听觉媒介等表达认同的渠道。那些依赖固定的、诉诸感官的体验常常成为认同表达的最主要方式——比如春节期间，到处是喜庆的红色标志（春联、窗花、服装、饰物），周围充斥着鞭炮的声音。能够辨识出带有文化意味的图案、声音也是个体获得归属感的重要途径。
民俗艺术的认同表达往往在表层呈现直接的民俗符号，这些符号表现为静态的图案或动态的行为。主动识别这些民俗艺术符号的个人或群体，既是认同的主体，也是认同的对象，且彼此间会借助同一场域内的符号作出反应、进行互动。“所有这些超越了几个朝代而传承下来的物象符号，无论其典故原本是多么地深奥和难解，它们已经牢牢地扎根于中国民众的民俗知识和理念之中，成为人们耳熟能详和喜闻乐见的文化符号了。”在民俗符号的作用下，表演者（制作者）和受众（使用者）两个主体之间原有的界限变得模糊，趋向融合。这些行为与文化心理都是考察民俗艺术时所不能忽视的。
芬兰民俗学家劳里·航柯（Lauri Honko）曾试图阐明传统、文化与认同三者间的分工及转化过程。他认为传统作为一个总体形式，在实际生活中被选择性地使用，而被挑选的内容将纳入文化，构成系统。“随着早期的历史事实变为文化，它们融入了一个世界秩序，并获得了一种堪比神话的神圣性。它们可能发展成为认同的标记，并承载着超过其字面意义的符号附加值。”当文化经过意义的赋予过程而被聚集起来后，认同便得以建构，而每一件能够表达认同的事象都属于象征文化的范畴。
在民俗艺术的呈现中，所有的表演与工艺品都被赋予文化象征意义，成为指涉特定主题和内容的文化符号。这部分符号是由认同所规定的。“民俗艺术的功能是潜隐的心理机制的反映，它借助物态造型、图像图画、动作行为、语言文字以及各种符号系统而显现，作为一个历史的文化变量，它受自然力、生产力、道德力和创造力的制约，或微或著，或消或长，始终处于运动发展之中，没有一成不变的民俗艺术，也没有始终如一的文化功用。”同理，这里的认同也是处于一个不断整合的过程中。当群体被划分为不同的身份亚群体时，认同也就有了自己的演进路线，也自然会通过适应而选择契合表达的方式，即民俗艺术的具体样式。这就是民俗艺术与所属群体间的互动。
民俗艺术传承人是在民俗生活实践中，在技艺知识、思维观念、行为范式的“承”与“传”过程中，体现出展演观念的现实性取向、技艺知识的地方性色彩、艺术行为的生活性操演三项特性，有能力和资格主持、参与民俗艺术的实践活动，肩负着确保其恒久延续之职能的俗民个体或群体。在一个传统当中，如果它需要被这个传统的受众所理解，那么它就必须要用所在传统中的程式化的表达方式来呈现，而这样的表达方式并不丰富，数量也不多，仅有有限的几类，诸如“人寿年丰”“多子多福”“加官晋爵”“富贵喜庆”等。
人类的美好寓意在民俗艺术中的表达经常很直白，比如中文里存在的大量谐音、联想等表达方式。正如我们在剪纸中看到的各种动物和植物，每种图案及相应的变化都可以连缀成一句或几句吉祥话，将人造的图案与人群的思想相贯通。这些吉祥图案可以应用于各处适用的地方和场景中，其意义却是不变的。除了图案和器物造型的表达外，演述艺术的表达亦是如此。祝寿等喜庆场合的堂会通常上演的是《天官赐福》《蟠桃会》《龙凤呈祥》等剧目，各地方剧种都有相应的演出习俗。“艺术历史的发展正是在不同的认同模式，即不断塑造和再塑造的个体或群体身份的区隔、对立和冲突中不断前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艺术参与者，除了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之外，还不断试图消解相互之间的差异，谋求合作和创造新文化的可能。”这种认同模式的转变与适应离不开对传统的深度理解，民俗艺术的创作与欣赏同样也离不开民俗生活的规定和限制。
此外，民俗艺术的表达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在特定的时空中不断重复出现，以此起到强化效果，从而达到传承的目的。“生活在当下的民众，在反复与被神圣化和艺术化的历史建立对接和对话过程中，获得自我认同。”如果社区或传统中突然出现一件违背传统的、奇怪的艺术品，那么它不仅不会被社区群众接受，甚至还可能会被他们排斥。民俗艺术长久的生命力来自传统文化中的认同内容，凭借最基本的沟通媒介，民俗艺术衍生出形态虽千变万化但内涵却集中统一的表达方式。
三、认同表达与族群边界的流动
认同问题的核心是寻找主体一致性或者在我（我们）与他（他们）之间作出划分。因为认同的背后是厚重的传统积淀，所以在不同的表达中增强认同对于群体凝聚力而言是十分重要的。以往学界多将民俗艺术中的认同表达看作无意识的、相沿成习的活动。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受到重视，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也得到进一步加深，文化自信得以增强，这对民众的群体认同的巩固起到了相当大的支持作用。同时，在不断的文化交融和田野调查中，局内人和局外人、调查者和报导人双方共享了一些原本不属于本土文化的政策性和学术性概念。“认同”就是其中之一，从自觉性到自主性，民俗艺术在日常生活领域的价值，连带表达认同的功能，逐渐被内部和外部所共同意识到，其提炼的文化符号在当代社会的应用空间也得以扩展。
由此，如果认同边界的流动性很明显，那么民俗艺术所表达的文化传统也就有了原生和再造的现代性特征，这与民俗艺术内容所属的族群的边界紧密相关。王明珂总结了当代族群理论的不同争议，他指出：“无论是客观论与主观论，或根基论与工具论，都不是完全对立而无法兼容的，事实上它们各有其便利之处。客观论指出族群可被观察的内涵，主观论描绘族群边界；根基论说明族群内部分子间的联系与传承，工具论强调族群认同的维持与变迁。”各种说法的视角虽有差异，但都无法否认族群建构中内部与外部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界定两种文化标准过程中所存在的多元化倾向。海外华人在有些场合使用传统民俗艺术以表达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在另一些场合则使用外语以求融入当地文化，两者并不矛盾。“归属于某个群体（无论它的规模和分布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状态，这种状态与个体茕茕孑立时的心理状态截然不同。归属于一个群体就会获得一种社会认同，或者说是一种共享的／集体的表征，它关乎的是‘你是谁’，‘你应该怎样行事才是恰当的’。”我们不能忽略的问题是在认同表达的过程中，个体和群体究竟处于怎样的关系之中？在使用民俗艺术的媒介过程中，群体是以个体的复数形式表达，还是以有机地组成一个大写的个体的方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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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杨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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