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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俗艺术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态，在实践中带有较强的功能性，之所以能获得持久传承的动力，就在于认同表达的核心指向。艺术生产与消费两端主体的连接成为文化认同的一次有效表达，双方达成的共识看似受到了生活传统的约束，实则借助民俗艺术的载体完成了文化认同的确证。在民俗艺术的呈现中，所有的表演与工艺品都被赋予文化象征意义，成为指涉特定主题和内容的文化符号。凭借最基本的沟通媒介，民俗艺术衍生出形态虽千变万化但内涵却集中统一的表达方式。同时，随着族群边界的流动，民俗艺术所表达的认同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既是民俗艺术总体意义的传递路径，也是活态文化的生存法则。
关键词：民俗艺术；认同；文化表达；族群边界
民俗艺术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态，除了在形式和内容上保留显著的艺术特征外，还深深地植入传统风俗和生活文化中，其中的大多数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围。正因如此，区别于一般艺术形态的民俗艺术才得以延续传承千百年。集体性、实践性与口头性是民俗艺术在“创作”上的鲜明标签。当然，这里的创作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融合了生产劳动、生活方式、知识技能、节庆仪式等日常与非日常活动。广义上，民俗艺术既包括手工技艺（含美术），也包括演述艺术（含口头传统），参与的主体不仅有生产者（演述者）也有使用者（受众），人们在不同民俗艺术制作（展演）过程中的角色有时会发生互换。在民俗艺术的世界里，集体的自主与参与感显得十分突出。因而，只有从整体上把握民俗艺术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民众的生活文化——也包括在民俗文化滋养下生成的精英艺术。
虽然民俗艺术呈现多样化形态，但不管是口头传统、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还是节庆仪式中的活动，它们在实践中都带有较强的功能性、实用性，即便将其归为从众心理的驱使，我们也不能武断地将其笼统称作盲目行为。实际上，民俗艺术之所以能获得持久传承的动力，原因在于其核心指向群体或社区的认同表达。尽管认同的意涵十分复杂多元，但作为统摄的文化认同处于其最深层次位置。于是，我们有必要从认同表达的层面对民俗艺术进行深入思考，以期寻找民俗艺术在生活世界中的基本定位，并在整体观视域下勾连民俗艺术的“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内部群体”与“外部群体”、“代表性实践者”与“一般实践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网络。
一、民俗艺术的生活属性
20世纪40年代岑家梧曾指出：“中国民俗艺术，种类之多，内容之富，可以概见，民俗艺术，均经长期间之传授，而渗入民众生活之深处，今日固已不辨其渊源来历，然传统之力量，已使此种艺术生命，以不期然而然之方式，继续滋长。”可见，民俗艺术的生活属性从一开始就备受关注。“渗入民众生活之深处”点明了民俗艺术的根本属性，作为生活有机组成部分的民俗艺术不能完全独立于生活本身而存在，伴随着生活的发展变迁，民俗艺术也会产生相应的改变，其总是带有一定的功能性，通常借由本土文化逻辑的象征语言来呈现。
我们可以从民俗艺术的“生产－消费”过程来分析其与生活的紧密关系——尽管“生产－消费”这一界定并不够恰当。人们印象中的民俗艺术始终嵌入生活中，与个人和群体的成长相伴随，不断调适和维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他者与自我的相互关系，同时又成为族群建构的重要基础和手段之一。从民俗与生活的关系看，“首先，民俗是生活文化的结晶。其次，民俗是社会教化的基本内容（成功的模式、被要求的模式）。最后，民俗是生活的武库，是生命活力循序奔流的既定渠道”。这样看来，民俗艺术虽表现为艺术活动，但在根本上却属于民俗现象。所以，民俗传统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根深蒂固才确保了民俗艺术的生生不息，而民俗艺术作为表达认同的方式也让民俗传统的深层内涵得以巩固。
民俗艺术的生产主体几乎等同于一个社会的全部民众，其原因在于有些民俗艺术项目具有普适性特征，而不是仅局限于占人口少数的专职艺术家群体中。当然，也有些民俗艺术项目主要由个别群体，甚至个别家庭和个人所承担，比如当下命名的具有完整传承谱系的代表性传承人所掌握的一些技艺。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社会分工的自然现象，另一方面也是群体中个体创造力的体现。当我们强调民俗艺术集体性的时候，并没有湮没个人的创新精神，但再突出的个体仍然需要明确其作为集体一员的身份，因为我们必须注意民俗艺术中任何创新行为都是在对传统的认同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只有被集体所接受的创造才具有真正的价值，也才会有传承的可能性。这就是个体与集体的辩证关系。
生产主体找寻灵感的地方是他出生成长的社区。耳濡目染的本土文化和重复性的日常实践都会被带入主体的构思中，这种创作理念往往把延续传统放在第一位，而生活本身与民俗传统在这里是同义的。“没有高高在上的位置，而在于平易近人，这种‘亲切感’就是工艺之美的感情所在。”许多传统手工器物的制作被专家视为生活美学的典型反映，如果背离了生活属性，自然就脱离了民俗艺术的范畴。演述艺术也是如此。特定年节和仪式中展演的节目反映的是民众集体的文化理解、伦理观念和价值标准。这些表达从样式到风格甚至细节都是世代传承且相对稳定的。反传统的民俗艺术不易为民众所接受。只有生产者和消费者同属于一个文化社区，才会使民俗艺术的“生产－消费”过程都需要遵循某些既定的规律和法则。由于这些规律和法则不完全从审美视角出发，所以它们迥异于当代艺术家追求的个性和独立。
即便从民俗艺术接受方的角度看，他们的审美视域也依然限定了表达的生活属性与程式化特征。民俗艺术具有在特定民俗生活中加以应用的功能，这决定了生产者要考虑其目标群体的现实需求。生产者自己也需要在特定的场合消费（使用或享受）这类事物或表演。例如年画的受众包含了制作年画的画师和工匠本身，作为局内人，他们深谙民俗生活中年画使用者的文化心理和具体需求，知道纵使创新也应限定在一定尺度内。消费者的认可也是刺激生产者沿袭传统的重要支撑，民俗艺术两端主体的连接恰恰成为文化认同的一次有效表达。虽然这看上去或许是个体之间的文化交流抑或消费行为，但实际上其背后更深层的意义选择是由文化传统所做出的。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解释文化认同的深层心理结构为何如此稳固。
在传统社会中，共同体的实在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见的；在现代社会中，民族主义框架下共同体的想象空间也不能没有文化根源作为基石。民俗艺术以具象的和抽象的象征性表达作为生活中建构认同的关键符号。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H．Erickson）定义了所谓的“同一性”（selfsameness），“意识到个体认同的感觉基于两种同时发生的观察：对自身在时空中存在的同一性和连续性的感知，与对他人意识到自己的同一性和连续性的感知”。的确，感知自我与感知他者同时发生又相互区别，在这一判断的前提下，群体中的个体出现了不同维度的划分，产生身份差异，进而形成认同。作为凝结在日常生活中，又已然被确认为具有某种特殊属性的文化表征，民俗艺术自然成为众多感知渠道中比较重要的那种。一段传说、一首民歌、一出小戏、一张剪纸、一件瓷器都凸显了“生产－消费”两个主体的地域与民族属性，对获得视听感知的受众来说，这种认同表达相当明确。双方达成的共识看似受到了生活传统的约束，实则双方借助民俗艺术的载体完成了对文化认同的确证。
由此可见，认同对于群体的意义不言而喻。依靠与生活保持紧密联系的表达策略，以民俗艺术为基础的社区自然变得更有凝聚力。不仅如此，生活中的民俗艺术在审美层面上也拥有不可忽视的独特属性。“因为民艺与民众生活最为亲近的这种关系，民艺的审美也不同于其他艺术，是物质的实用性与精神的审美性相统一的审美创造。”引文中提到的“生活”是集体的、大众的生活，个人的好恶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认同。“一个群体成员可能不认识所有其他成员，但他可能知道属于该群体传统的共同核心，这些传统有助于该群体形成一种群体认同感。当然，那些熟知的共同核心包罗万象，不仅包含民俗艺术，还有其他内容，而且它们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个体对群体中其他成员的理解呈现同质化与差异化的分野，民俗艺术及类似的表达方式也会随之而得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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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杨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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