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文通过对钟先生的学科自觉与其作为民俗学家的想象力的讨论，已经申明在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的思想中，“中国”不只是时空限定的概念，还是学科建设反映社会结构与文化特质的框架。正如钟先生在关于中国学派建立可能性的论述中强调的：“民俗学本来就是一国民俗学，在学术上更应该具有中国的特点。中国民俗学者应该认识到它，并去发展它，要使我们的民俗学有意识地成为独立的学科，并做出自己的成绩，去丰富世界文化的宝库。”

　　在钟先生的思想中，实现这一框架的落地学科及与其关联密切的独立性，既是中国学派建立的愿景，也是学科生命力得以延续的保证。对这种独立性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学科结构体系与今后工作的规划来完成的。钟先生在对今后亟待开展的工作的规划中，将中国学派这一学科共同体，放置在与历史对话、同国际交流的动态网络中：一方面，通过加强对中国古代民俗学著作的整理，回溯中国民俗学的治学传统；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对国外本学科名著的译介和国际学界的研讨，调适中国学派与时俱进的节律。在诸项工作中，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他对民俗学教育的格外看重。虽然他并未说明这种学科教育与中国学派的建立之间是何关系，但从其对学科教育双向度的观照看，推进民俗学教育不仅是为了实现民俗学的现实功能，更为重要的是暗含于其中的对学科共同体意识建设的布局。

　　早在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之前，钟先生便在不断强调构成这种共同意识的目标与意志：

　　当前国内外的形势都颇有利于我们这门学科的发展。近年又由高等学校，培养出许多专业人才，还有些在国外学习后的归来之士。总之，我们已经有一批青壮年的队伍，加上一些老一辈的专家和别方面靠拢我们这边来的学者，这个学术队伍的力量是不单薄的，是大有作为的。我希望大家认清自己的目标，坚定自己的意志，团结起来，并力前进。

　　这种目标与意志，不能停留在既有的学术队伍中，还需要通过学科教育向社会推动。因此，在钟先生的规划中，民俗学的教育活动至少是两个层面的并立，即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用于代际传承的学科知识的普及。

　　民俗学不仅是一个科学的对象，它也是一种教育的事业。

　　民俗学的教育，不仅仅限于大学、研究院，还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扩大它的传播，扩展到一般的社会成员，甚至中小学生中间去。

　　作为文明大国的后代，我们对先民的优秀文化创造，有义务有责任去了解，去弘扬，让它起到塑造国民的健康心灵的作用，让它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服务。

　　作为中国学派建立后的实践，在这种全方位的教育活动规划中，透露着钟先生对学派整体性的思考，即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仅仅有代表性人物还不够，还必须有一批认同者、理解者和研究者，围绕着该学派的学说、观点，形成一种研究群体，这个群体的成员……不仅承担着研究的任务，而且还自觉或不自觉地担负着传播学说的使命”。库恩曾说，“发展成熟的科学中没有（我现在应该说很少）竞争着的党派”，因为成熟学科共同体的成员不会采用故步自封的方式，将自己困守为自己学科研究工作仅有的听众与裁决者。钟先生所强调的学科教育内外兼修，恰是破除故步自封桎梏的有效措施。

　　在哲学史和思想史上，学派是一个久已有之的现象，我们所熟悉的芝加哥社会学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均在其列。一个学科想要跻身并保持“一流”，能否形成学派是至关重要的。“‘学派’之所以历来为人类学科共同体所重视，之所以在许多学科那里出现了‘学科史就是学派史’的格局，原因在于‘学派’背后的假设：有关认识对象的知识及其理解具有多重可能性。一个学派就代表了一种科学和真理的可能性道路。”正因为如此，库恩才如此断言：“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都是基于共同体的活动。”这早就是学界的一种共识。但在施爱东的尖锐批评中，我们发现在目前的民俗学学科建设中，依旧缺乏对学派正当性与学派意识建设必要性的充分认识。直面学派意识建设的迟滞，是我们重申中国学派的发展对维系学科生命力重要性的主要原因。

　　如果从科学史的角度界定学派，那么学派可被视作具有一以贯之的学术传统与相似立场的科学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形成，与其“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的构成关系密切。库恩在使用“学科基质”一词时，为了规避范式所引发的概念张力，而将其阐释为四项元素的总合，即共同体成员无异议使用的概括性工具、共同承诺的信念、共有价值与范例。仔细斟酌这四项元素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能明了，中国民俗学学派要想成为推进学科发展成熟的共同体，首先需要建设的便是作为共同信念与价值的学派意识，而后才有可能形成工具与范例的发明和再生产。

　　就此问题，包括民俗学在内的诸多社会科学的学者都进行过深邃的思考。比如，施爱东提出了学派建设的三个要素，即具有可持续发展前景的科学研究纲领、擅长学术经营的学派领袖和学派成员自觉的共同体意识。李政涛在教育领域讨论中国学派的建立时也论述了支持学派建立的六种意识，即在自觉反思基础上保有和而不同态度的批评意识与宽容意识，兼顾学科间性和范式自主的独立意识与整合意识，关切时代变迁并能同历史积极对话的现实意识与学术史意识。学者们的检讨都在申明学派意识的建设与学科发展及其生命力呈现的关系。

　　从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史看，中国学派一直积极地融入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建设与学术革命之中。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学派的实践者们通过“眼光平视”实现着以民众为主体的学术实践和知识生产，通过公共履职体现着民俗学及其学术共同体对学科责任的自我辨识。这都可以看作对钟先生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思想的承继。我们深知，只有真正建设好学派的共同体意识，我们才能为学科的生命力提供系统性的支持，才能真正发挥民俗学家的想象力，借由学科共同体信念与价值的传续、工具与范例的发明，为学科的发展注入延绵不绝的生命力。

　　四、结语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要直面流动的现代性

　　在当代社会，“在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文化自觉的存在之时，我们却是一下子面对着后文化自觉时代的物质世界”。互联网的发展，以技术的机械特征引发了文化的“不确定性”（underdetermination），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交流与知识生产的方式。“‘流动的’现代性的到来，已经改变了人类的状况，否认甚至贬低这种深刻的变化都是草率的。”当异质的主体、琐碎的文化建构与具有开放性特质的传统，联结成民俗学学科与“流动的现代性”交锋的语境时，中国学派的自觉实践必须直面人类状况被以一种激进方式改变了的局面，在“重新思考那些在对人类状况进行宏大叙事时起构架作用的旧概念”时，回答好下述应对流动的现代性的问题——世界的这种改变是否挣脱了传统与现代框架内部张力的约束？民俗学借助“传统”知识的重启与再生产能否向民众继续贡献人文关怀，维系个体与群体的认同链接，有效解决公共议题引发的个人困扰？进而缓解面临现代性危机的主体焦虑？——并为之寻求范式革新的道路。

　　歇笔之时，突然想起做钟先生“小书童”时的一件小事。一日，偶谈起他的散文，我说自己喜爱《残荷》，但先生说：“那太颓废了些，我更爱新绿。”当时觉得先生的回答多少有些文不对题，但今日想来，我爱的文辞之美不过是少年的为赋新词强说愁，他喜的生机勃发却是耄耋之年关于学科责任的“学艺世功都未了，发挥知有后来贤”。钟先生在百岁时自省：“一种思想要得到普遍的认同是需要时间的。当年孔老夫子游学讲道，曾被人讥笑为发痴，然而，后来儒学却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极为深远的作用。我愿学孔夫子，不怕人笑痴。”若承袭先生百岁自省的思路，我辈对先师的纪念，不应仅系情怀，还需要更为自觉地投身于为民族、为世界的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当中。

　　（文章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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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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