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的思想是钟敬文先生关于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思考中的重要内容。他在有关中国学派建设整体规划的论述中，不仅表达了强烈的学科自觉意识，而且运用来自民俗学家的想象力将宏观目标与微观用途联结在一起，为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发展谋定了目标：中国学派追寻的是能够在文化特质的发现和宏观问题的解决之间建立关联的整体观念和联合行动。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创造力与生命力，便是植根于中国学派不断适应中国社会与世界需求变迁的学派意识建设与范式革新当中。

关键词：中国民俗学学派；学科自觉意识；民俗学的想象力；学科共同体；范式革命；钟敬文

　　1998年秋，钟敬文先生为纪念中国民俗学运动80周年，撰写了《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刍议》一文，首次提出建立民俗学中国学派的思想。在适当吸纳学界的建言之后，钟先生将此文定名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同七篇与之相关的、写作时间相近的文章一起，在1999年12月结集出版。2000年1月，他再次对文章进行打磨，并将此文更名为《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论纲》，单篇刊发。在此文中，钟先生明确提出补足新时期以来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意图，希望“从本民族文化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使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发展能“从整体上向更高的层次迈进”。

　　一飞出自己构筑的鸟巢：中国学派的建立与钟敬文先生的学科自决意识

　　推动以民间文化研究为中心的学科建设是钟先生一生治学的重要目标。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他便有对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的持续思考。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思考与对当时民族文化讨论热潮的深思相结合，形成了钟先生对民间文化学的反思，他进而创用了“民俗文化学”这一学科概念，并尝试进行了新学科领域的规划。及至世纪之交，他将这种规划纳入更宏大的学科架构中，提出建立“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与民俗学中国学派的倡议。仔细比较上述三个时段，可以发现，钟先生对学科建设的坚持，逐渐从对学科建设必要性的强调转向了对这一理想实践可能性的深思。许钰将钟先生的这种坚持视为对“发展祖国科学文化的强烈责任感”，并归因于钟先生对学科必要性的深刻认识和强烈要求。那么，在添加了对学派建设可能性的讨论和对学界实践附庸化的反思之后，建立中国学派的提出，已明确地将这种责任感转化为强烈的学科自觉意识。这种学科自觉意识，即是钟先生在谈及中国学派的建立“有利于学科进一步发展”时明确指出的：

　　我们是否应该改变过去这种学科意识不大自觉、或不够强烈的情况，提高认识它的自觉性？是否应该研究中国民俗学向哪里发展？研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俗学相比，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特别对中、外现代文化科学的交流、碰撞、融汇和矛盾，我们应该做出怎样适当的反应？以及是否应该对本国民俗学的历史做出如实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民俗学是不是有自己独自发生的问题？等等。总之，一个带有总体性质的问题是：虽然经过近百年来的曲折发展，中国民俗学已经正在接近世界民俗学，但从主要点来看，我们却是否需要升上一面旗帜，说我们就是中国学派？这些问题，近些年我经常想起。最近和一些同志谈起来，他们也大都赞成这个提法。其实，我们本来也一直在走自己的路。不过是现在要更自觉地去走罢了。

　　从“不大自觉”到“提高自觉”再到“更自觉”的逐级强化，表达的不仅是钟先生个人对创建中国学派的态度，更重要的是，这其中包含着他对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共同体集体自觉的期待。我们的学科共同体在面对复杂的学科张力与学界实践时，能否保有对学科责任的自觉立场与自我辨识？钟先生在《建立学派的必要性》这篇长文中说：“民俗学的所谓‘学’的含义，主要就是这种理性的认识。民俗，是一种社会行为，一种文化事象；但怎样认识它，却是一种理性观念。有了理性的观念，就有了科学的萌芽。”如果从科学哲学的视角解读民俗学的“学”之意涵，那么它不只是学科知识生产的成果集合，更是学科共同体整体承诺的集合。这也让我们能够理解施爱东将学科自觉的共同体意识称为学派建设要素的原因所在。

　　一般来说，学科建设的合法性与成熟，应当建立在四项工作的基础上，即：通过概念厘定与边界划分，确立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基本问题，明确学科本位与研究目标；通过知识生产与理论积累，建构范式体系；通过与平行学科的对话，助益于学科间的互文。钟先生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一书中，通过详述建立学派的必要性、可能性、独特性格、旨趣和目的、拟议中的结构体系及实践方式，不仅逐一给出了落实上述工作的基本思路，更为重要的是在设定未来工作方案时，还突显出对学科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关注与对挣脱理论窠臼的强调。

　　首先，在钟先生的《今后亟待进行的几项工作》一文中，“重视整体观念和联合活动”被确定为中国学派建设的工作原则：

　　我们今后的工作……可以从整体上去布局规划，那样可以避免重复，减少空白点，费力少，而成功的效果明显。

　　……我们希望，今后在工作原则上，要更明确一些，就是既要有整体观念，又要考虑整体之间的联合与分工，这样可能在工作的成果上，更有特色一点，工作成果的质量也会逐步提高。

　　这就意味着，研究主体的个人实践需要达成学科建设整体规划的一致认知，才能作为学科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更大的效用。这种既强调整体认同，又推崇联合分工的原则，与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对学科发展成熟标准的理解，是异曲同工的。库恩在检讨科学革命的结构时认为，作为科学共同体整体承诺集合的范式，是学科发展成熟的标志。当范式成为某一学科有关规则、范例、承诺的共识时，这一学科就进入了常规科学时期。在这一时期，范式将会限定这门科学研究的领域、问题、规则、工具等，确认理论与事实的一致性，并解决范式理论中某些残剩的含糊性和尚未解决的问题。当然，钟先生讨论的整体观念，不能完全等同于库恩将范式视为学科共识的模型和范例意义的定性，但二者对学科共同体意识自觉建立的强调是一致的。

　　其次，在钟先生的《建立学派的必要性》《对待外来民俗学学说理论的态度问题》等文中，养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者品格和学术素质，尽早摆脱对先行理论的“描红”模式，被定义为实践中国学派的立场。这种立场归其根本，是在说明中国学派建立的旨向是推动中国民俗学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实践，而非在文化碰撞中附庸先行理论发展的试验场。其实在讨论民俗文化学的兴起时，钟先生已经透露过相同的立场表达，并借用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AndréGide）对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的批评言明，学科的发展意味着要“飞出自己构筑的鸟巢”：

　　苏联汉学家费德林博士曾经对我说过，您是个理论家，又是个实践家。……记得纪德批评罗曼·罗兰时说，罗曼·罗兰好像一只鸟，他为自己筑了一个巢，进了去，却出不来了。……我觉得人要不断前进，不能停步。

　　……对外国的东西要借鉴，但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我喜欢“实证”这两个字。……实证就是要从具体的材料出发，而不是弄一个大而无当的什么“框架”，什么哲学，人家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有过程的，硬搬不行。这些年有些人说大话，空而无物，就是缺乏实证精神。实证主义是哲学，实证精神是科学态度，搞研究要有实证精神。

　　这种理论建设视野由外向内的迁移，充分表达了对本土社会以及本土文化的自省。值得深思的是，这种对自我文化自觉的思考，出现在这一时期多学科有关本土化的转向中。在讨论建立中国学派可能性的时候，钟先生将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本土化的发展趋势视为建立中国学派可行的旁证。恰在同一时期，费孝通先生为应对新时代文化转型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表达的同样是这种内视的觉醒。若检省这种自觉发生的时代语境，便会发现学科建设新要求的提出，多半是伴随着旧范式失效的。就如英国历史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对传统的发明会频繁发生情况的检讨一样，“当社会的迅速转型削弱甚或摧毁了那些与‘旧’传统相适宜的社会模式，并产生了旧传统已不再能适应的新社会模式时；当这些旧传统和它们的机构载体与传播者不再具有充分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或是已被消除时；总之，当需求方或供应方发生了相当大且迅速的变化时。”因此，无论是钟先生对民俗学学科自觉的建立，还是费先生对文化自觉的期许，强调的都是要在学科与国情“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保持对传统特点、变迁进程、学科构建的清醒认识与持续性的范式理论生产，以便理解并应对伴随现代化进程而来的现代性危机。

　　回顾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思想提出后的20余年，民俗学者对学科自觉意识的建设已经逐步从中国学派的建立阶段进入实践阶段。从对主体与学科关联的重新理解，到对建立新分支学科的尝试，再到关于新文科背景下学科发展前路的论争，都说明当代的民俗学研究者，已不再满足于能否对某一特定文化事象进行深析，而是在此基础上开始探索为钟先生所期待的“高一层”的问题，即民俗学的学科建设能在多大程度上主动超越经验研究而进行范式反思与理论体系建构，为其他学科带来具有可持续性发展动力的学理贡献？学科建设中对学术概念的检省、对文化实践的分析、对范式建设的推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应对人类思想所创造的成就，自觉地为生活世界不断变迁的时代需求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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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