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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代民间礼书的传承与新编
湖南安化T礼生是当地知名礼生，原是中学高级教师，同时作为礼仪专家参与安化及周边甚至更远地方的以丧礼为主的仪式实践，退休后时间更充裕。他还积极地参与地方文化发展，作为礼仪专家也持续地参与一些学术活动。在长期的仪式实践中，T礼生积累了大量的礼仪文献和实践经验，有感于礼仪文本的零散和仪式实践的混乱，他像历来的地方知识精英一样谋求通过撰写礼书以礼导民，因此1008年编著并出版了《儒礼仪文新编》，全书20万字，序言部分除了自序还录了两则旧序，分别是《礼文备录》旧序和《朱熹儒序》。在《自序》中T礼生一如传统的书写礼书的地方知识精英一样，从周公制礼开始梳理礼仪的脉络。在民间礼俗实践中，无论仪式形态、渊源如何，从礼俗秩序建构的角度而言，始终有一条或隐或显立足于促进良性社会发展的，从上至下，融合多元文化的礼仪体系在规约着民众的生活。
儒家礼仪，源于周公。儒家学说创自孔子，孟子荀子等历代儒宗予以继承发展。宋代朱熹，进一步编定仪注、文辞，将儒家学说用于冠、婚、丧、祭等活动中，儒学便逐步分支出儒教，成为中国儒、释、道三教之尊。《周礼》《仪礼》《礼记》，俗称“三礼”。……东汉郑玄《仪礼注》、唐贾公彦《仪礼注疏》、清胡培翚《仪礼正义》等。南宋朱熹、黄干等撰《仪礼集传集注》……北宋王安石尊《周官》，废《仪礼》；朱熹乃以《仪礼》为“经”，而将《礼记》及诸经史杂书中所载古代礼制，附“本经”之下，兼取后儒注疏，加以解释，成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各卷；丧、葬二礼由其门人黄干续撰……
《自序》中将儒家文化传统视为“儒教”，“儒教”一说学界尚无定论，在此也不展开，但是T礼生关于儒教的阐述却值得思考。在湖南湘乡礼生书写与实践中，并没有强调儒家丧礼民间化后的“儒教”属性，他们始终以儒家文化之正统在指导仪式实践，与佛道相区别，但湖南安化的仪式实践中却见明显的“儒教”化。湘乡丧礼中礼生只负责处理祭奠等部分，超验的仪式实践由道士完成，而在湖南安化仪式实践中，结合地方文献、访谈、仪式实践观察，可知礼生按照《礼文汇》的内容祭奠亡者、祖先和各种神，一定程度而言已经整合了儒礼、民间信仰、佛道的部分内容，所以就此似乎能够更好地理解文献和生活中礼生所言之“儒教”。《朱熹儒序》里也说：“且乎儒学之为教，大矣哉！”并认为是朱熹创了儒教。安化仪式实践中有祭祀朱文公的环节，可见，儒教之说在湖南安化一带是有一个稳定体系的。其《自序》云：
儒学发展成为了中国本土宗教之一的儒教。儒教强调经世致用，把儒学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设定各类演礼仪程，教育人民，服务民众，为中华民族大部分人所敬重和钦佩，所以人们常说三教儒为尊。儒教在吉礼、丧葬、祭祀和治煞禳灾等活动中，都被人们尊于佛道。然而，儒教的一些科仪和符咒，是与佛、道相通的，所以又有儒、释、道三教合一之说。儒教学说，联系客观社会现实生活进行文化演示和交流，既能达到悼念、缅怀、祭祀等效果，又能起到教育、团结、鼓舞人民的作用。……为了保存文化遗产和适应民俗文化的需要，参阅古籍，结合编者实践，辑成《儒礼仪文新编》，以丧葬仪文为主，也编入了一部分其他科仪和诗文，以及儒教用到的其他方法和部分符咒。因篇幅所限，各类诗文编入不全，仅供借鉴。儒教仪文在湖南以及全国各地基本相同，是国学传统《礼记》文化在民俗中的完整体现。倘若本书所录儒教科仪与各地区有些差异，则施行者必须入乡随俗，不宜强据仪程而不变。只要其劝善育人精髓不变，对促进和谐社会形成就有裨益。
可见，民间礼生确实通过仪式实践看到了民间生活中礼俗的具体社会功能，且清楚地意识到由“礼”而“俗”的过程。强调书写是为了指导仪式实践，同时也如历来撰礼者一样强调礼仪的“从宜”原则。《儒礼仪文新编》有冠礼、婚礼、吉礼、丧礼、儒礼常用仪注、儒教的诰符咒法、儒教用到的其他方法、补录类八个部分，最后还有图和表格。
根据访谈资料，《儒礼仪文新编》是T礼生参考了《礼文汇》《礼文备录》，结合自己的仪式实践经验和文献积累而写成的，其中很多就是他在仪式实践中使用过的。访谈中T礼生对照着《儒礼仪文新编》依次详细地在撰述者和实践者之间来回切换，讲述了文本的使用和仪式的实践，有的部分T礼生还现场吟诵，结合田野调查，与T礼生的一系列针对礼文和仪式实践的访谈对丧礼书写与实践互动具有一定的阐释力。
与《礼文汇》相比，《儒礼仪文新编》基本上继承了原有的框架，但是更关注细节，对内容进一步整合、梳理、分类，使得逻辑更清晰，且补充了“儒礼常用仪注”“儒教的诰符咒法”“儒教用到的其他方法”“鲁班先师类”“补录类”五部分。T礼生说其中的文类大部分均是自己在仪式实践中使用过的。T礼生说，在他的实践经历中做冠礼的非常少，但跟很多地方依然会在婚礼中保留冠礼的痕迹一样，安化在婚礼亲迎前一天晚上要“做花园”，也就是加冠礼。男女双方各自在家，新郎的由长辈做道德教育，未来作为一家之主应该如何勤劳创业，尊敬岳父岳母，新娘被教育如何勤劳持家，孝顺公婆。还有父母以外的双方长辈对新郎新娘进行性教育的环节。原来“做花园”有一个仪程，要请礼生喊礼行两跪六叩首的仪式，现在免了，顶多拜拜祖宗。
婚礼中各种各样形式的仪式都有，女方八字、龙凤书、传庚文、发轿文，礼生都要负责。在家告别祖先到夫家后行庙见礼，读庙见文。到男方家时由厨师拿着大雄鸡迎着车子，即迎喜神，有迎喜神文。迎亲队伍到屋门口不进门，需要回煞，送新娘的要参与接垅宴，用三杯满满的酒，一杯敬天，一杯敬地，一杯敬六路诸神，即为回煞。
跟《礼文汇》一样，丧礼部分的书写也是所占篇幅最大的，T礼生说“丧礼诸多式类”与《礼文汇》的记载有所不同，是跟师傅学的，都是在仪式实践中真正使用过的文式。“文公文昌类”的书写也值得关注，文公即朱熹，他们将朱熹视为“儒教”的教主，认为孔子是儒教的发起者，孔子创制的礼仪经由朱熹发展，而最终成为“教”。结合《朱熹儒序》所言之“儒教”和礼生的访谈，从文献和口述中渐渐凸显出实际存在的“儒教”，湖南湘乡的礼生文书中虽然有《儒教经忏科》，但仪式实践和礼生口述中都未见“儒教”的称呼。“从唐代的儒、释、道三教鼎立发展为宋代的三教合一，这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儒教在封建政权的支持下逐渐酝酿成熟的过程，也就是儒教在封建政权的支持下逐渐酝酿成熟的过程”。根据任继愈的观点，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儒教已经有了雏形，而经历隋唐的互动交融后，儒家以封建伦理为中心，吸取了佛道的宗教修行方法，宋明理学的建立则标志着以“天地君亲师”为信奉对象的，将宗法制度与超验世界观有机结合的中国儒教的完成。从湖南安化的礼俗实践来看，确实有鲜明的“儒教”特色，其将宗法制度的规范与对超验世界的理解有机地结合在礼俗“知识”框架中，而《儒礼仪文新编》的撰述呈现出一个完整而清晰的两相结合的框架。将朱熹作为“文公”以神的规格来进行祭祀，因为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宋明理学吸收了禅宗“极乐世界不在彼岸而在此岸，不在现实生活之外而在现实生活之中”的观点，“不讲出世，不主张有一个来世的天国，但是却把圣人的主观精神状态当作彼岸世界来追求”，同时，也是因为朱熹缘着《司马书仪》的路径进一步将《仪礼》化繁就简而成的《家礼》是指导民间仪式实践的重要“知识”，并借由“日用类书”“家谱”“民间礼书”等各种形式进一步下沉民间，形成广泛的影响力。
安化丧礼中要祭文公文昌，祭祀的顺序就是依照书中记载。“五方路神类”的祭祀是将阴阳联想在一起。“后土类”是针对阴宅而展开的。“出柩类”也有系列祭祀仪式。而在安化这一类的仪式只有儒教能做，道士不做。“冥京类”则是儒家和道家都做。“赈孤类”是指在祭祀自家祖先的同时，对孤魂野鬼也要赈济，其中的所有过程T礼生在仪式实践中全都做过。“放河灯类”是专门赈济因水而亡者，举行仪式的时候要在资江放河灯，原来是用纸做成方框框，里面点上茶油，现在是放上蜡烛。认为河灯飘得越远送得越远，希望不要在地方为患，整个过程非常庄严，也很好看。在出殡的前一天晚上要烧纸钱、洒酒在地上，也是为了赈孤。“禳煞类”是指仪式的日子不好时就要进行禳解。“息宅类”是指整个仪式举行完毕以后，要安宅。儒教丧礼要有个全过程，一项都不能少，儒教和道教相通，《儒礼仪文新编》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也充分参考了《礼文汇》《礼文备录》。安化过去分为前四乡后四乡，前乡更重视形式上的仪式，讲究仪注，举行完整的丧礼仪式需要16个人。而儒教乐队主要是大乐小乐，一段段，有板有眼，升炮、击磬等等，一个都不能少。现在附近举行大型的丧礼仪式都会请Ｔ礼生参与。
T礼生在给自己的徒弟传授礼仪知识时，不仅使用《礼文汇》，也会使用自己撰述的《儒礼仪文新编》进行教学。而包括其徒弟在内的安化礼生也确实会在当下安化的丧礼实践中使用《儒礼仪文新编》，他们觉得Ｔ礼生是知识扎实、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礼生，在丧礼知识的传承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而且《儒礼仪文新编》条理清晰，文字详实，非常好用。
可见，礼俗实践“知识”的过程往往是一个根据文献传统、文献撰写、实际需求等各种元素影响的此消彼长的过程，礼俗秩序的建构围绕历史传统和生活需要，对结构和内容动态地进行调整。湖南湘乡礼生和道士的仪式实践在传承中达成微妙的互补性的平衡，而安化礼生传统强大，民间道教文化兴盛，各自都有相对完整的发展，因此在安化的礼俗实践中礼生将超验的部分与儒家传统礼仪的部分结合，以“儒教”之礼作为仪式实践的知识背景，并将各种民间知识也融入其中。广西湘桂走廊北端全州的民间礼俗实践中也有“儒教”的功能化存在，但是其礼仪专家却不是“礼生”，仪式实践中也缺少礼文的部分，更多的是民间信仰的内容，与当地汉族师公、道公的仪式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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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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