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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徐文长形象的时代建构：从反叛者到建设者
社会环境的变化促使着故事中的徐文长形象发生变化。在中华民国时期，文化人所面临的任务是对封建传统的反抗、对于健康新人的培育，因而故事呈现出更多对传统规则、制度、礼俗的解构特征。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更为需要的是新的社会秩序的建设者——这也影响着多数地方文化人的自我定位及他们对故事的叙写。对于社会建设而言，一个不囿于任何规章和道德的反叛者是不合时宜的。因此，诸多锋芒过露的故事被筛去，大量故事的情节被改写。在新编的故事集当中，徐文长既是旧传统的解放者，又是新秩序的建设者。以下，笔者将通过对徐文长《写招牌》故事的三个版本——1929年林兰《徐文长故事》（三集）中的刘大白采录本、1946年王忱石《徐文长故事》（第四集）中的采录本及目前通行的浙江文艺出版社《徐文长的故事》采写本的比较分析，对徐文长形象的时代建构过程作一概览（见表1）。
以上三则故事叙述内容各有差异，但我们仍可将他们都归类在民间故事而非文人创作的范畴当中进行讨论，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民间故事母题：①文人题匾母题；②改字母题；③巧做生意母题。另外，从表1的比照中，我们发现，三则故事的叙述尽管差异不少，但仍有一些情节的共同点。三者的主要情节均是以徐文长为点心店写招牌时故意漏掉“心”字中间的一点为起因，以生意店生意兴隆，但店主（要求徐文长/自行）将招牌改过为故事的发展线索，并有着点心店生意清淡的共同小结。王忱石本的故事讲到这里便已结束了。另外两则故事，还拥有一段共同的发展过程：店主在徐文长的再次指点下，将招牌中“心”字当中的一点刮去黑的，涂上红的，点心店生意得以恢复。通过对于招牌的三次题写，《写招牌》构成一个典型的三段式故事。
在共同性的基础上，本文基于情节、主题、人物形象的对比，分析故事因时代和叙述者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一）叙事情节的差异
在情节方面，三则故事最显著的差异有二。其一，王忱石版故事情节短小。相比其余两则故事，王版故事缺少了第三次改招牌的情节。王版故事与刘大白版均采录于民国，这意味着彼时的民间已然流传着一批故事的异文。其二则是刘大白采录本中徐文长为谋取“白食”而写招牌的立意，在谢德铣等人的写作的文本中，被有意识地隐去，进而对于故事的主题立意和徐文长形象构成了连带性的调整。
（二）叙事主题的差异
情节的差异与调整，直接影响到三则故事主题的侧重。其中，刘大白采录的故事，主题在于表现徐文长通过自身的聪明才智获得“吃白食”特权，并设法得以维持。文本中，徐文长使尽黠智，目的在于维持这一特权。即作为下层文人的徐文长或为温饱、或为谋财而捉弄他人，为的仅只是维系自身的生存权利。
相比于刘大白所采录的文本，王忱石版故事集所记录的文本少了徐文长“吃白食”的出发点，同时也少了前一则故事的第三组情节，即店主试图恢复生意，再次求徐文长写招牌的单元。但由于叙述者的角度不同，这则故事仍然完整而有趣。在这则故事中，徐文长并不具有戏弄他人的歹意，甚至待人的态度是较为友善的。这些差异，反映了徐文长形象在民间流传过程中，早已存在不同的面孔。民众对徐文长形象的不同理解，为20世纪80年代文本中叙述话语的转变，打下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谢德铣等人的故事叙写依然大体遵循了之前的故事结构，又根据时代的需要有所改动。其中最明显的改动，在于采录者根据当时的故事采录标准，抹去了徐文长“吃白食”的恶作剧特质，将点心店生意的起落归结于店主态度的转变。此时的徐文长则是颇具正义感的文化人形象。
尽管仍依稀能看到徐文长好计谋、好报复的影子，但总体而言，此时的徐文长与店家、与民众十分亲近。新时代的《写招牌》已然成为一个颇具教化意义的故事。
（三）人物形象的差异
三则故事的立意不同，也构成了故事中相应人物关系的差异。在刘大白采录本中，徐文长与店主的关系是比较亲近的，但也并非一味友好。这里的徐文长有着底层文人的智慧，也有着民间人物共同的缺陷与质朴的爱憎观。
同为民国时代辑录的故事，王忱石版故事中的人物关系较刘大白采录的文本有所不同。在王忱石版本中，徐文长的形象是智慧的、友善的，而店主的形象——一个质朴而较真的市民形象也通过从获得招牌时候的“欢喜”到发现白字后“硬要文长将字改好”的细节得到表现。在徐文长与店主一“智”一“愚”的比照中，故事的趣味性得以加强。两则故事中徐文长形象的差异，反映着民众对于底层文人早已有了不同的认知。
同时，从两则故事呈现的不同话语中，可以看到以徐文长为代表的市井文人，一方面是充满智慧和才能的，能想普通民众未曾想、做普通民众未能做：另一方面，他又是危险的，他是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愚弄者和欺骗者，时常为谋求自身利益而使用诡计。这些复杂的情感，是市井文人与绍兴民众长期互动而沉淀的结果。
在谢德铣等人辑录的文本中，最明显的一处改动在于对“吃白食”情节的删改，从而使徐文长从原本亦正亦邪的恶作剧者转化为拥有智慧和学识的惩恶者。
三、拟构到定型：学者视域中的“机智人物故事”
研究者对于民间故事中“机智”特性的关注，在民国时期已初现端倪。1949年后，研究者对于民间故事中“机智”属性的重提，则源自对少数民族民间故事的关注。张紫晨在其《民间文学基本知识》中提到：
这里还要说到一点的，就是和笑话密切有关的多民族的机智故事。比如蒙古族的《巴拉根仓》的故事、维吾尔族的《阿凡提的故事》、藏族的《阿古登巴的故事》，还有汉族的徐文长故事等，也都是民间很珍贵的讽刺文学。它们在各个民族里，都是以一个传情化和理想化了的人物为中心的故事群。这种故事比较复杂。它的主人公，不管是巴拉根仓还是阿凡提，也不管是阿古登巴还是徐文长，在不同的场合下，不同人们的嘴上，时常具有不同甚至相反的思想性格。但是他那爱憎分明的特点，他的超人的智慧，他的敢于捉弄、嘲笑、挖苦和讽刺权势者，同情弱小者的特点乃是其性格的主要方面。他是人民智慧的生动表现。
可以看到，在新时期，学者视野中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智慧人物故事”所具有的特殊性被隐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于主人公“爱憎分明的特点”“超人的智慧”的强调，“敢于捉弄、嘲笑、挖苦和讽刺权势者，同情弱小者”成为机智人物群像的共有特征。钟敬文早在民国时期对于徐文长故事“智慧”特征的强调，又使得作为江浙汉族智慧人物代表的徐文长故事顺理成章地进入学者拟构的“中国机智人物故事”体系。
诚然，“机智人物故事”在如今看来是一种流于主题先行的故事拟构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封建传统忤逆者的徐文长等人的故事中，确实存在不少锄强扶弱、以智取胜的因子，且在大量故事异文中呈现出模式化特征。主人公面对强敌所秉持的底层智慧，也一贯是此类故事吸引大众的特质之一。因而，以“机智人物故事”为切入点的故事整理，既是地方文化工作者基于特定视角对民间社会的再度发现，也是他们对既有民间文学文本的重新解读。
这一时期，段宝林、天鹰等学者均尝试着对“中国机智人物故事”的属性加以论述与归纳；以祁连休为代表的一批年轻学者更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便到各地有意搜集、整理相关故事。在这批学者的身体力行下，对“机智人物故事”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成为全国民间文艺界共同关注的学术思潮。
1984年，《徐文长的故事》文集业已修订完善，并经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正式付梓。同年6月6日～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室主办的“全国机智人物故事学术研讨会”在湖北咸宁召开。据记载：出席此次讨论会的70多位代表，来自19个省、市、自治区。会议共收到有关我国机智人物故事的论文50篇。
当时在民间故事研究领域已颇为知名的学者刘守华在其提交的论文《湖北机智人物故事的特点及其重要价值》中写道：
……上述故事从何而来呢?目前还难于作出准确的同答。但可以指一个重要事实：它们大多早已见于中国著名的徐文长故事中。……由于他言行奇特，便有不少关于他的趣闻轶事生于民间。久而久之，人们把许许多多情趣健康或情趣低下的滑稽故事都附会在他身上，把他变成一个汉族机智人物的艺术典型。他的故事经过口头与书面形式的广泛传播，在我国城乡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被角写字》，《玩弄石匠》，《该当何罪?》等篇，放在徐文长名下，显然不可能是实有其事、只能是出于附会，但早已作为徐文长故事流行于民间，它不大可能由湖北的某—个机智人物身上跑到徐文长身上去，倒极有可能由湖北的口头文学家把它从徐文长那里搬到杜老幺、文三猴子等人身上来。
这次会议召开之后，学者们关于“机智人物故事”的理论架构初步拟就。同在1984年，在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组织编撰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采编工作中，“机智人物故事”已然被作为单独的类型并被编码进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丛书的编辑细则之中。徐文长故事作为机智人物故事之典型的说法，在中国民间文艺学术研究界得到了公认。我国拥有“北阿凡提，南徐文长”的“机智人物故事”分布格局，也成为不少前辈学者、地方文化工作者的共识。现有的资料显示，包括祁连休选编的故事集在内，为数众多的“机智人物故事”选本往往会选取几则徐文长故事作为典型，而这些故事文本的选用，又多来自于1980年代出版的《徐文长的故事》。
1984年以来，《徐文长的故事》作为文化产品的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开来。这也使得众多读者对于徐文长的了解，逐渐被简化为故事集中的典型故事。“北阿凡提，南徐文长”一语的指向便集中于故事人物的智慧特征，对于传统故事中原有的丰富内容——尤其是人物本身促狭滑稽的一面未加阐述。
结语
民国文人对徐文长故事的搜集，既试图保持故事民间市井属性，又有选择地选取其中对于传统社会秩序具有颠覆性质的故事进行类型拟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已完成了大半，此时的社会面临破旧立新，更面临重新建设。这些时代思潮直观地影响着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民间故事叙述。在上下联动的故事筛选之下，一些被认为是“庸俗”“不健康”的故事情节被修改或剔除。同时，当叙写者出于种种目的对故事情节作出调整之时，故事中的其他情节与人物关系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传统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得以重新编排与整合。
对徐文长故事重新叙写的过程，也迂回地表现着故事书写者自我认知、自我定位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基层文化工作者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喜悦中拥抱全新的时代，同时也为自身的平民文化人身份、为新时代给予的文艺创作权利而自豪。于是，他们笔下的徐文长相应地从自在于民间的反叛者、调笑者转而成为乐于助人、充满善意的平民文化人。在故事的选择上，他们自觉地筛除那些体现徐文长品行当中“恶”的特质的作品，并以“统治阶级的有意歪曲”“帮闲文人的随意编造”为由为自身的重新叙写正名。一种融汇启蒙知识分子追求、时代主旋律和传统民间意趣的全新故事叙述模式在此过程中逐步确立，并通过故事集的出版、文化精英的肯定及“机智人物故事”的命名得以巩固。而这一新的故事样态，又以其对时代精神的正面应和，影响着后续的故事表述。
（原文发表于《文化研究》第48辑，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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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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