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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珊珊]搜集整理与文艺创作的融合:对20世纪80年代《徐文长的故事》文集的考察
  作者:梁珊珊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3-02-24 | 点击数:3211
 

 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艺被重新定位为“人民口头创作”,体现劳动人民的生活、理想与斗争。将民间文艺中的积极因素转化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正面资源成为时代的命题。绍兴地区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写作能力的文化工作者被动员起来,书写徐文长故事。他们尝试性的写作方法常游移在搜集整理与文艺创作之间。文本中的徐文长形象已从自在于民间的反叛者、调笑者转变成了具有民主意识的反传统文人。以祁连休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则试图以“中国机智人物故事”的类型将徐文长故事文本涵盖其中。这种故事书写方式,体现了基层社会主义通俗文艺生产机制的运作特点,也映射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民间故事书写者自我定位的转变。

关键词:民间文学;民间故事;徐文长


  民间文学因最为贴近民众,拥有先天的“人民性”特质,成为群众进行人民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从共和国初期“人民口头创作”学科范式的奠定,到社会主义基层文化体系的建设,再到1958年新民歌搜集的运动,群众文艺创作受到官方的肯定与鼓励,诸多基层文化工作者的文艺创作热情大大激发,一批立足地方性与人民性的“新民歌”“新故事”应时而生。对于文艺作品“人民性”的强调,将一批基层文化干部推向群众与官方的中介位置,成为群众文艺创作的主要力量。诸多民间故事正是在这一时代思潮之下,被冠以“人民口头创作”之名,逐步实现着叙事的当代转型。徐文长故事即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一、徐文长故事的应时书写

  徐文长故事,以晚明绍兴文人徐渭为人物原型,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衍化和丰富。徐文长故事自明清便混溶于绍兴民众的生活当中,以反映当地市井文人的生活为主要倾向。在历史演进中,徐文长故事逐渐涵盖各种类型的叙事,并随着学者对民间故事的研究不断被发掘和重新界定。这其中,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徐文长故事的书写和定义,与当时设立的基层文化体系直接相关。

  1950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于北京成立,对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在中国有了固定的组织机构。在其统领之下,各地纷纷组织成立地方民间文艺研究会,并协同文化馆、文化站、群艺馆的工作人员一道展开基层文化的书写与宣传工作。

  浙江地区即是其中的典型。在绍兴,一批青年人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怀抱着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投身社会建设,将传统故事中的徐文长从一个来自市井的离经叛道者模塑成为具有民主意识的文人形象。这批故事经历了地方文化工作者的精挑细选和精心书写,相关故事集分别经《西湖》文艺编辑部(1979年)、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并作为机智人物之典型被学者讨论(1984年),徐文长故事完成了它在共和国叙事的转型与定型。此后,这批文本作为成熟的民间文学作品被广泛引用,奠定了当下徐文长故事叙述的主流传统。

  (一)故事书写人:地方文化工作者

  根据1980年代初期《徐文长的故事》编撰者之一寿能仁回忆,1951年,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浙江省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层层动员之下,绍兴地区开始了对徐文长故事的重新搜集和打造。

  彼时的寿能仁刚二十岁出头,自绍兴稽山中学毕业后于1950年在绍兴的一家国营银行工作,是单位有名的笔杆子。与他同时被动员的,还有三位年龄稍大的地方文化人:阮庆祥,绍兴市文化馆干部,也是几位故事书写者的联络人和动员者,负责统筹故事的搜集、整理和发表等事宜;谢德铣,原绍兴师专(现绍兴文理学院)教师,在当时负责师专校刊的编撰工作,文笔好,并对发表、出版等事颇为熟络;李韩林,长期生活在杭州的语文教师,杭州市民间文艺研究会成员,自新中国成立之前便开始自发搜集、整理徐文长故事。四位具有较好知识水平的地方文化人构成了一个组织较为松散的故事写作班子,并通过不定期向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学习理论与方法、到绍兴采风等活动,在共同摸索中搜集、整理和书写徐文长故事。

  (二)故事书写方法:在搜集整理与文艺创作之间

  资料的搜集一贯是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步骤。1950年之后,“搜集整理”又作为专有名词进入民间文艺工作者生产民间文学作品的具体过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规定:

  本会宗旨,在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的文学、艺术,增进对人民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尊重和了解,并吸取和发扬它的优秀部分,批判和抛弃它的落后部分,使有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

  尽管当时将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原则概括为“十六字方针”,即“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适当加工”,但通过阅读20世纪60年代辑录的民间文学作品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民间故事的具体书写过程,始终与民间文艺工作者大量的筛选、修改和润饰相伴随。徐文长故事的发掘和书写也不例外。诸多民间笑话在当时社会情境下被强调的乃是“战斗性”,亦即对于腐朽的旧制度、旧阶级的斗争与对新生活的渴盼。

  同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地方文化人一样,徐文长故事的书写者们也在故事书写过程中同时受到以上两种思潮的影响。这一点,在笔者对于寿能仁的访谈中也得到了证实。他再三强调,像“都来看”这类故事是不能选进故事集里去的:

  (这类故事)把徐文长贬低了,徐文长不是这样一个人。有的(故事)有点下流,说徐文长骗农民什么的。(上级指示)说徐文长做人不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有些故事难就难在,不要听人讲得好听就写,要看这个故事到底是教育人的,还是别人污蔑他的。

  虽然几位书写者当时对于徐文长故事的搜集颇多,但符合编写要求的故事则经过了层层筛选。书写者自身也唯恐因“恶作剧”“恶讼师”等关于故事“恶”的主题而矮化了作为人民“好故事”主人公的徐文长形象。

  上述理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徐文长的故事》结集出版之时。在1979年由《西湖》文艺编辑部结集出版的《徐文长的故事》前言中,四位编撰者仍有这样的表述:

  但是,也应该看到,社会上有些流传故事却是无名作者的随意创作和记录,思想性较差,很多篇还含有庸俗下流的毒素。在旧徐文长故事中,有的是统治阶级的有意歪曲和捏造,用以贬低攻击和丑化徐文长,在他鼻子上涂灰抹粉,也有不少故事,是某些帮闲文人的随意编造。他们借了徐文长的名义,把许多有害无益的笑话和低级趣味的故事,如“骗瞎子”、“都来看”、“请人吃粪”等添油加醋,无限夸大,张冠李戴,把它们一古脑儿都硬说成是徐文长的故事。当然,在旧的徐文长故事中,也有不少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我们必须遵循党的双百方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徐文长故事重新作一番认真的搜集、整理,使之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

  以上介绍,足见几位编撰者立足弘扬地方文化、彰显徐文长人物品格而对故事采取的选择性采录和书写倾向。故事中的徐文长形象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引导之下、在写作者的筛选和重新叙述过程中被不断重塑。在具体的行文中,还处处可见当时文化人对于字句的推敲、对于故事结构的完善。

  (三)故事书写过程:从搜集整理到发表与出版

  《徐文长的故事》一书的成型,经历了一个长时段的累积和打磨过程。从1960年起,这些故事开始陆续在《民间文学》《东海》《西湖》《故事会》《群众演唱》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在向大众刊物不断投稿的过程中,几位编撰者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几经摸索,他们逐渐掌握出故事书写、发表的一定规律。根据浙江《山海经》杂志(浙江省民间文艺研究会下属民间文学杂志)原主编陈德来的介绍,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通讯仍不便利,杂志编辑无法及时要求来稿作者进行文字上的细改。一则民间故事从投稿到刊载的过程,不仅考验着编辑的眼光,也促使编辑直接参与到不少文稿的修改当中。除此之外,从整理发表到集结成书的过程中,彼时的文化界对这批编撰者也有颇多指导。《徐文长的故事》前言中提到,在搜集整理过程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浙江省分会、《东海》杂志社、《西湖》杂志社、绍兴县文化局、绍兴县文管会、绍兴县文化馆、绍兴师范专科学校等单位的有关人员,以及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赵景深等均有所帮助。

  翻阅《西湖》文艺编辑部、浙江人民出版社及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三版《徐文长的故事》,可以发现,虽说故事集的前言中叙述了四位编撰者就故事的情节内容向绍兴各机关单位作过的调研,且当时的大背景下,关于故事整理的具体方法有“应记明资料来源、地点、流传日期及流传情况等”的相关规定,但每则故事之后并未附上相关的情况介绍。可以认为,四位编撰者对于徐文长故事的书写,并未严格地遵循官方指示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办法。同时,此前冠以采写者姓名见诸刊物的多篇民间故事,还给了他们一种自身文艺才能被肯定的期许,加深了他们对于徐文长故事编撰的文艺化倾向。面对这些修改,当时的不少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也持肯定态度,甚至亲自动笔对故事进行修改。赵景深便在1982年版浙江人民出版社《徐文长的故事》的序言中指出:

  我认为这本书诚然有许多别的好处,但最好的地方就在于“身后是非定要管”。对于徐文长的故事,这本书的确做到了认真的搜集整理,还人物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这位爱国主义艺术家加以颂扬。这就符合了事物本质的特点。

  ……

  我看了原稿,有的地方也略加改订。例如,《猜帽子》,我作了必要的增补;《凉亭比梦》,我作了一点删削。个别文字也作了一些小的调整。

  在各方因素的共同影响下,1980年代出版的《徐文长的故事》成为一种介于民间故事搜集整理与文艺创作之间的作品选集。这批故事基本保持着自在于民间之时的情节结构,同时又在细节、措辞、故事异文的处理及主题的彰显上有的放矢,成为共和国初期民间故事采集、研究的样板。

  细读当时出版的徐文长故事集,可以发现对徐文长故事的重新书写过程,首先是故事的重新挑选过程。在作为定型版的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的《徐文长的故事》中,共收录故事47篇。这其中,“都来看”“弄父出屎”“喝茶上当”等典型的徐文长恶作剧故事,都不见了踪影;徐文长出于报复的目的、以黠智取胜的主题,在故事集中多被删改和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表现徐文长好打不平、幽默智慧等正面特征的故事。譬如,同样是表现徐文长的智慧,“竿上取物”“猜帽子”二则故事均隐去了民众口头叙事中徐文长以巧智为赌,获取白食的情节内容,而将故事的发生时间放在徐文长幼时,以“有一年春天,徐文长的伯父想试试孩子们的聪明”;“徐文长从小很聪明,左邻右舍都喜爱他”等话语显示徐文长智斗的合理性。“当然,民间故事的主题往往是复合的。历史上关于徐渭的叙事,既具有诙谐捉狭的一面,同时也显现着底层文人的道义与才智。这一时期,故事的叙述集中放大了徐文长身上优秀的品格,将其模塑成为平民阶层的代言者和出头者。因此,就故事集的整体来看,表现徐文长市井油滑属性的故事数量大量减少,而彰显其底层文人身份与平等意识的故事大为增加。这一趋势背后,既反映着不同时代文化人关注重心的差异,也反映着这一时期文化人对时代精神有意识的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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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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