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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估顾颉刚先生的研究成果
继承与发扬顾先生的学术遗产与思想精神，除了公允地评价它的历史贡献之外，还应该为发展学术研究计议，深究他的“未竟之志”，检讨他的“不周之处”，面向未来，开拓进取。
(一)从思想观念的层面来看，如前所述，在一百年前，顾先生有关“民众(文化)”的思想观念不可谓不先进，事实上它也的确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而且，他甚至还发表过这样更具有革命性的言论，他说：
“伪道学”何以成为一句通行的谚语?只为想做道学家的非矫揉造作便做不像。我们要堂堂地做个人，为什么甘愿在作伪的世界中打圈子!
“堂堂地做个人”这样的表述，已经上升到了哲学人类学的高度。但是，顾先生并没有深究，“做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个意义上说，顾先生显然并不是一位五四运动时期的“启蒙思想家”，而只是一位认同与宣传“启蒙思想”的学者。具体来说，就是为了反抗封建专制主义的腐朽思想，质疑“圣贤文化”的虚伪与作假，进而宣扬“民众文化”的概念。如前所述，他倡导大家关注民众生活，要努力理解“民众”，并试图通过阐发“民众文化”的价值与意义，来启蒙“民众”。但“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作为“旧文化”，如何可以通过研究与分析而创造为“新文化”，则又不在他规划的研究范围之内。他说：
我在此郑重声明一句话：我们民俗学会同人是只管“知”而不管“行”的，所以一件事实的美丑善恶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的职务不过说明这一件事实而已。但是政治家要发扬民族精神，教育家要改良风俗，都可以从我们这里取材料去，由他们别择了应用。
这里权且不论“知”与“行”是否可以截然分开，也不论顾先生自己是否真的遵守他的声明，我们只是从理论上来判断的话，显然，要想把“求实”与“致用”区分开来，民俗学家只有暂时(或者永远)把“民众”及其“民俗”区分开来，才有可能办得到。顾先生自己正是通过把“求实”与“致用”相对地区分开来，才把圣贤文化与民间文化给对象化了。
这种对象化、客体化地处理材料的方法，是现代学院派学者追求学术独立的前提条件，这个时候，不难发现，顾先生的具体工作距离他的“口号”中的“民众文化”愈发遥远了。当然，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通过他的“科学方法”，成功地变成了一位职业化的历史学家，一位以高深学问立身的学术大师。这个时候，他的研究工作，如他所说，一来只是为了好玩与有趣；二来是为了证明“学问”的不容易，也就是“为了学术而学术”了。
(二)从研究方法的层面来看，首先，如前所述，顾先生从来没有关注过“文本化”的问题。既然顾先生以及他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把民间文学作为“真切的材料”本身，那就意味着，尽管他们当然知道，这些所谓的“民间文学”的真实存在形式并不是僵死的“书面文字”，但是，他们还是在有意无意之间，用“民间文学”的概念来取代了“口头(艺术)传统”。这一术语层面的置换，一方面，使得他从来没有把“民间文学”(吴歌与孟姜女故事)的真实存在形式作为考察的对象，即他从来没有关注过讲述者与歌手，更没有关注过听众与语境；另一方面，也使得他不可能自我反思性地考察自身的“在场”，不可能反思自己如何影响了这些“民间文学”的表演，更不可能反思自己是如何用“文字”取代了“口头”的传播媒介。
其次，顾先生在历史-地理两个维度之上所开展的比较研究，基本上是一种站在局外人立场之上的、外在联系的建构与排列，我们可以把这种联系称为“机械关联”，它对立于地方民众在讲述行为中，从内在需要出发所建立的“有机关联”。在顾先生那里，同一主题之下不同材料之间的关联，全凭文字之“信息”维度上传递的意义而被联系在一起。由于前述所谓“文字(文本)中心主义”的固有局限性，顾先生可依据的材料基本上只剩下了“信息”的维度，至于讲述者之表达性的意义、信息表达形式之诗性的意义、语境所内含的意义、听众之认识的、实践的、修辞的、劝说的意义等，都基本上未被留意。总之，“眼光向下”，努力要关注“民众文化”的顾先生，实际上基本没有留意“民众文化”的主体。相反，他自信满满地去代表他们，表征他们的文化，把他们的口头讲述转化为民间文学。换句话说，顾先生固然是“到民间去”了，但身在民间的他，本质上仍然是一位“学问家”，是一位文字中心主义者，“眼光向下”却“目中无‘人(民众)’”，他只能看到、搜集到他们所珍爱的、熟悉的、可以得心应手地处理的文字。他不知道，他所做的孟姜女故事之历史与地理的比较研究，并不是地方民众的知识，而是顾先生自己建构起来的知识。在地方民众当中，在他们的讲述者那里，“孟姜女的故事”也许并不会与“杞梁妻的故事”产生什么联系，山东莒城的孟姜女故事与陕西同州的孟姜女故事也不可能有任何的混淆。
在研究孟姜女故事的时候，顾先生自以为可以区别于他之前的学者，认为他的比较研究并没有胶著于故事之“固定的体”，其学术视野与格局也的确较之“从前的学者”远为开阔，但是，在固守文字中心的立场上，他与他们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第三，正因为他站在文字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所以，他有时候无法分辨一个特定文本的性质。在研究孟姜女故事的时候，郭绍虞与钟敬文都注意到，某些故事文本乃是文人遐想所造。郭先生还例举郭沫若创作故事剧一事予以说明。这就是说，某些故事文本可能全部是文人的记述，在“著作权”的问题上，它们与民众实在并不相干。钟先生也相当敏锐地注意到类似的情况，并特别指出了“民俗作家”这一群体。显然，两位先生都质疑了顾先生所应用材料的“民众性”，实际上也就从根本上质疑了孟姜女故事的“民众性”，进而从根本上质疑了“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然而，顾先生却并没有严肃地面对这一质疑，今天看起来，他提出的反驳理由并不充分，他说：
郭绍虞先生所说的“传说的转变多由于文人虚构的作品风行以后的影响”的话，我不能完全承认。一来是中国的文人最不敢虚构事实来变更传说，因为他们对于描写事实本来不感兴味，而且信古之念甚深，也不敢随情创造。二来是纯出于文人虚构的作品，决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一种传说的成立，全由于民众的意想的结集；它的所以风行，也全由于民众的同情的倾注。
这里，一个“不敢”，一个“不会”，两个判断都失之于太过绝对。前者忽视了民众文化可能是“自上而下”地从“圣贤文化”传播与接受而来的可能性；后者则否定了民众文化与圣贤文化之间相互借鉴、相互交流的复杂性过程。当然，顾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坚持己见，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说：
我们的成绩依然是限于书本的。书本虽博涉，总是士大夫们的“孟姜女”。孟姜女的故事，本不是士大夫们造成的，乃是民众们一层一层地造成之后而给士大夫们借去使用的。幸赖诸同志的指示，使我得见各地方的民众传说的本来面目。必须多看民众传说的本来面目，才说得上研究故事。
上引两段文字，明显反映了顾先生观点的矛盾，那么，他所谓“民众传说的本来面目”又指的是什么?当年，钟先生是顾先生研究工作与学术口号最积极的响应者。为了回应顾先生博收民众传说的号召，他曾亲自去询问朋友此一传说，而他的朋友也只是“报告”了这则传说。而钟先生也没有特别关注过他“报告”的方式，只是关注了他报告的信息或者内容。由此可见，那时不惟顾先生是文字中心主义者。反过来，顾先生则称赞钟先生的调查工作时说，“钟先生要到潮州去搜集歌本曲册，我们十分佩服他的精神，更十分祝颂他的成功!”这里，我们注意到，钟先生并不是去访问歌手们怎么唱，而是去“搜集歌本曲册”。可是，“歌本曲册”却可能同时内含着“民众、士大夫以及民俗作家”的创造，全部算作“民俗文化”总是不确当的。
第四，在不拘一格地应用材料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顾先生不只对材料的来源并不做细致的分辨，也不重视不同材料的“文体”特征。仅就孟姜女故事而言，它存在于不同的文类或介质——比如歌谣、故事、传说、春调、宝卷、戏曲、小说、诗文、图画、正史、县志、碑文、游戏、星相等——当中，从理论上讲，不同的文类与介质会带有其自身独特的交流信道、符码、语境、传播者与接受者，这些因素当然会建构它所要交流的“信息”内容。因此，在应用这些不同的文类与介质时，人们不能不从整体上来考察它们各自所交流“信息”的特殊性，而不能一概地仅仅关注其“信息”的维度。
但是，非常明显，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正如刘半农先生所评价的那样，顾先生是“用第一等史学家的眼光与手段来研究这故事”的。尽管他区别于他的前辈学者的地方，就在于他注意到了“传说(故事)与历史”的差异。为了讲清楚“传说(故事)与历史”的区别，顾先生应用了不同的材料，这些材料分属不同的文类与介质，顾先生固然是成功地区分了传说与历史，但是，他是以牺牲这些材料的内在的复杂性为前提的。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忽略了文类与介质的差异性，就有可能把历史看作神话传说；相反，当我们把神话传说当作历史来解释时，就有可能胶柱鼓瑟。
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当时其他民歌的搜集者与研究者不同，顾先生并不是一个本质主义者。当其他歌谣搜集者与研究者强调歌谣的“民间性”，即强调民间文学与俗文学之间的区别时，他却看到了二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当时，“北大同人”强调歌谣区别于唱本，更多的是从其艺术性的层面来强调，因为歌谣被看作是妇人孺子的真性情的体现；顾先生强调歌谣与唱本、民间戏曲的类似性，则更多的是从其思想性的层面来强调的，因为它们之所以能够普遍流传，正是因为它们都反映了“民众生活”，尽管它们可能出自下等文人之手，而这些人又只不过是一些略识字的男子。在顾先生那里，他们亦是“民众”的一部分，正与“士大夫阶级”相对。显然，顾先生太过轻视“文字”的力量了，下等文人到底更加认同民众，还是更加认同士大夫阶级，这是有待进一步考证的。然而正是在强调“民间文学与俗文学”中诸文类与介质之类似性时，顾先生忽略了它们存在形式上的差异性。
既然顾先生的材料来自书面记录文本，而不是他亲自从口头讲述中转写来的总体的材料，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关注到“初级文本化”与“次级文本化”的过程；而且，既然最简单的文本记录也至少是粗通文字的下层文人的记录，那么，这里面就不可能不染上他们的意图与思想，所以，顾先生从这一传说中所分析到的孟姜女的“失礼”与“知礼”的矛盾，到底有多少是“民众”的意思，实在是很难讲的。
总之，重新评估顾先生的民俗学遗产，并不是要自不量力地去贬低顾先生的学术成就，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明确顾先生的杰出成就与历史局限，以便更好地发展先贤的事业。
顾先生说，“‘世界是进步的’，将来我们的新世界当然要看做旧世界呵!”诚哉斯言!
（本文刊载于《文化遗产》2022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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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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