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顾颉刚先生的研究方法
顾先生是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中涌现的第一代学院派教授，正是他们那一代学者奠定了中国现代学术的研究规范，因此，我们今天评估他的学术成就，必须从他的现代化的“学问观”说起。顾先生说：
研究学问是一件极难的事，起初要搜集材料，后来要从繁难的材料里求出简单的系统，这才是真实的学问工作。没有材料的系统是假系统，就是从许多专家的研究结果撷取出来的系统也只能算常识，说不到学问。
由此可见，“搜集材料”与“求出系统”是顾先生理想中真正的“学问”的两个标准。让我们来看看顾先生是如何搜集材料的，又是如何分析研究的。
(一)民俗材料的搜集
如前所述，顾先生立意要研究民众文化，可惜文献记载中的“民众文化”少得可怜，因此，他说，“我们要认识民众文艺也罢，要认识民众心理也罢，反正不能不去寻材料。从最真切的材料上加以最精细的整理，方能有最公允的批评”。顾先生对于民俗“材料”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那么，他所谓“真切的”材料指的是什么?什么样的“材料”才够得上“真切”?
在搜集编纂“吴歌”的阶段，顾先生说，在家乡的时候，他也曾亲闻家乡人民在夏夜里乘凉时唱“对山歌”，去乡下时听摇船的人唱“四句头山歌”，在上海与北京欣赏京戏，“回来后，就要把演员的唱工、说白、做工、武工以及服装、道具作几个月的咀嚼”。顾先生又恰是因为热爱戏曲而转向故事研究，因故事研究而转向古史研究。从顾先生的学术回顾中，人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对于这些表演艺术的热爱，他才改变了自己的阶级自豪感，转而重视起“人民群众的文学创作”。
除了自身的兴趣与爱好，顾先生最早搜集吴歌，直接的原因则是为了响应刘半农等为创造新体诗而借鉴民歌的倡议。正像格林兄弟当年搜集童话故事一样，顾先生除了亲自去搜集吴歌之外，还动员了家人与好友来参与搜集的工作。然而，在顾先生那里，吴歌就等于吴歌的歌词；尽管他深知吴歌是唱出来的，但他还是有意无意间把吴歌的表演性信息给抛弃了，而且，把吴歌简化为吴歌歌词来搜集与记录，这么做，他似乎从来都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显然，在搜集吴歌的材料时，顾先生所谓“真切”，就是指亲自动手搜集材料，或者如果材料是他人代为搜集的，他自己作为委托人，至少是对被他人记录的材料有着“真切的”的感受。因此，在记录与发表吴歌的时候，顾先生为了方便读者，为其中难解的方言加了注释，这就涉及到了音韵学、文字学和当地风俗研究的问题。《吴歌甲集》也因此呈现出了其作为材料的学术厚度。但无论如何，顾先生也意识到了，“这种歌词写在书本上看，固然觉得很单调，但在他们清夜高歌的时候，我们听着实在是非常美丽的。”。的确，我们今天阅读它，完全不知道它是谁唱的，怎么唱的，在什么语境下唱的，对谁唱的，也不知道它与哪些民间文艺类型共存于何种人的日常生活中，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等等。
如果说在吴歌研究阶段，顾先生毕竟还可以意识到“吴歌”的现实存在形式，知道它是不限于歌词的。但等到研究孟姜女故事的时候，顾先生已经完全投入到“整理国故”的总体工程中去了。他一头扎进了故纸堆里，比较研究文献记录中从杞梁妻到孟姜女演变的轨迹，这些材料自然极度缺乏语境信息。这时，他所应用的材料，基本上仅限于文献资料中文字所传达的“信息”维度。等到他接下来从地理的、横向的角度来考察该故事时，他跟与他对话的学者们，大都同样只是注意搜集该故事的文本信息。
尽管在某些情况下，顾先生也承认，民众文学——歌谣与故事——是口头交流的传统，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他既不关心民众是如何讲述的，也不关心记录者是如何把这些被讲述的内容记录下来的。在他所搜集与使用的材料中，他只关心已经被记录好的民众文学的文本，我们权且把他的这种材料观称为“文本与文字中心主义”。他的这种搜集与处理材料的方式与观念，既是时代局限的反映，也是其思想观念之不彻底的体现。
(二)分析方法与目标
顾先生有关歌谣与故事的比较研究，首先是相关文本的历史传播研究。他在历史学、文献学、地理学方面的雄厚积累，奠定了早期民俗学研究工作的基调，这种历史的、回溯性的工作方式，正是他最早的学术取向。当他的《吴歌甲集》出版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热心同志，都跟他讨论当地类似歌谣的问题，顾先生个人的研究兴趣便自然地从历史起源与传播的视角，转向了空间移动与交流的视角。他综合应用了历史的与地理的材料，两种视野相辅相承，相互阐发，共同服务于他的比较研究的总体目标，其最典型的体现是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
在这里，顾先生自觉地区分了孟姜女故事的“历史系统”与“地域系统”，他明确地称之为“纵的系统”与“横的系统”。显然，开展历史与地理维度的比较研究，其基本的前提是大量地占有文献材料；而历史与地理维度的比较研究也不是研究的最终目标，至少在越来越追求“学问”之专业化的顾先生那里，获得某种知识体系才是他的最高目标。他说：
如能把各处的材料都收集到，必可借了这一个故事，帮助我们把各地交通的路径，文化迁流的系统，宗教的势力，民众的艺术……得到一个较清楚的了解。
尽管顾先生自叹材料尚不够完备，但他仍然努力地从已经获得的材料里归纳出某些初步的“规则性”的结论，比如，他尝试着从历史发展的文化政治中心来勾勒故事的变迁与转移；从文化思潮的转变来解释故事中母题转变的前后关系；从流传地来分析故事中风俗的转移。此外，他也强调了民众的感情与想象的需求等问题。顾先生无疑在这些方面收获了重要的成果。
多年之后，顾先生说：“虽然从五四运动以来，搞了些民间文学，但因为受了当时胡适派以及清代朴学家的影响，只想从民间文学里做考据工作，因而走上了岔道”。他还曾说过：“考据原即是研究学问的方法，无论研究什么学问，就是实做某种学问的考据工作。”由此可见，尽管顾先生兴许并不喜欢别人称他为“考据家”，但“考据”本身对于“学问”的重要性，他是完全推崇的。众所周知，顾先生对于自己的研究方法是有高度自觉的，他说：
我的工作，无论用新式的话说为分析、归纳、分类、比较、科学方法，或者用旧式的话说为考据、思辨、博贯、综覈、实事求是，我总是这一个态度。我确信这一态度是做无论何种学问都不可少的，希望在这一个态度上得和有志研究学问的人相互观摩，给专事空谈的人以一种教训。
“这一态度”就是被众多民俗学家所极力称道的“科学方法”——搜集材料与系统分析——它构成了顾先生的“学问”观。凡是认同这一态度的便是“同志”，否则就是“专事空谈的人”(在顾先生眼里，鲁迅先生便在此列)。当有关“学问”的意识被提升到某种高度时，顾先生“民众文化”的思想观念，便被降格为某种有关“民众文化”的知识；研究者也就从启蒙主义知识分子转变为现代学院派学者了。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