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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中国民俗学的奠基人之一，顾颉刚先生有关“民众(文化)”的学术观念为学科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他努力“搜集材料”并进行“系统分析”的“科学方法”为学科的发展树立了学术典范。重新评估顾先生的民俗学遗产，不应该神化他的学术成就，而应该反思他为何从理解“民众”转变为解释“民众文化”，应该分析他为了科学地研究“民众文化”而采用的“文字中心主义”方法，揭示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关键词：民众；民众文化；眼光向下；求真
在中国民俗学领域，顾颉刚先生的学术贡献是举世公认的。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吴歌研究、神道与社会研究等，至今仍然是学科史上的经典，深刻地影响着今天的民俗学者。在肯定顾先生杰出成就的前提下，重新评价他的学术观念、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是当前中国民俗学的迫切任务之一。
一、顾颉刚的“民众文化”观念
评价顾先生的民俗学遗产，首先要考察促使他努力从事民俗研究工作的思想观念。也就是说，在20世纪20年代，他何以会去关注“民众文化”?其潜在的思想观念是什么?
1928年，顾先生在《民俗》周刊的发刊词中说：
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
我们要探检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
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各体验自己的生活!
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
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
即使在今天，这一发刊词也是振聋发聩的，听起来令人热血沸腾。一百年前，他追随新文化运动先锋们的足迹，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文化，倡导“民众”的观念。这一观念的确是进步的、有力的，事实上也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然而，认真考察起来，就会发现其中的模糊性：
(1)“民众”既与“圣贤”的概念相对立，却又包括了“圣贤”；
(2)“民众”既与认识它的主体相对立，又包括了认识的主体；
(3)“民众”既代表整个社会，又似乎只是社会的一部分；
(4)他既主张“局内人”的视角(体验)，又坚持“局外人”的视角(认识)；
(5)在某些情况下，被认识与体验的对象是“民众”自身，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被认识与体验的对象是民众的“生活、欲求、艺术、信仰、习惯与历史”等。
在上引发刊词中，顾先生有关“民众”的观念似乎不太清晰，但它却是顾先生有关“民众”的思想观念最元气淋漓的表述。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他似乎从未回过头来，再对这一思想观念进行认真的反思与检讨。事实上，今天人们提及他的思想观念的时候，最经常称引的是他的另一段话：
我们要喊的口号只是：研究旧文化，创造新文化。所谓旧文化，圣贤文化是一端，民众文化也是一端。以前对于圣贤文化，只许崇拜，不许批评，我们现在偏要把它当作一个研究的对象。以前对于民众文化，只取“目笑存之”的态度，我们现在偏要向它平视，把它和圣贤文化平等研究。可是，研究圣贤文化时，材料是很丰富的，中国古来的载籍差不多十之八九是属于这一方面的；说到民众文化方面的材料，那真是缺乏极了，我们要研究它，向哪个学术机关去索取材料呢?别人既不能帮助我们，所以非我们自己去下手收集不可。
在这段话里，顾先生重申了他的“圣贤与民众”二元对立的观念，但是，关注的焦点则明确地转向了他们的“文化”，即“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由于历史的原因，二者的地位并不平等，顾先生努力要平等地看待它们，这反映了他的“民主”精神；与此同时，他又强调二者都是“旧文化”，都是研究的对象，这又反映了他的“科学”精神。而在“研究旧文化”与“创造新文化”两项任务中，顾先生明确地选择了前者。也就是说，顾先生有意识地选择了“科学研究”的道路。尽管如此，顾先生显然并不仅限于“研究”民众文化，而是要借“民众文化”的解放，来促使民众获得自我的觉悟。他说：
我们的使命，就在继续呼声，在圣贤文化之外解放出民众文化；从民众文化的解放，使得民众觉悟到自身的地位，发生享受文化的要求，把以前不自觉的创造的文化更经一番自觉的修改与进展，向着新生活的目标而猛进。能够这样，将来新文化运动就由全民众自己起来运动，自然蔚成极大的势力，而有彻底成功的一天了。
在这里，“民众文化”备受关注，不只是因为对应于“圣贤文化”，相反，它似乎还具有无可取代的、独立的价值与地位。至于“民众文化”何以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如何通过发扬“民众文化”来唤醒“民众”；“民众”如何可能从“被启蒙者”转化为“自我启蒙者”；“民众”如何对自有的“旧文化”产生自觉地继承与改造的意识；愿意并能够建设一种“新生活”等问题，顾先生似乎并没有予以更多的说明与讨论。
总之，顾先生有关“民众(文化)”的相关表述，深刻却并不明确。它作为“口号”是鼓舞人心的，作为“思想观念”却又是不成体系的。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与思想观念，似乎只是从外面影响了他，却没有融入到他的生命血液当中；也就是说，这种时代精神与思想观念，并不是来自他灵魂的深处，也不是从他生活的基础上自然地生长出来的。
上述讨论颇有“诛心”的嫌疑，毕竟顾先生亲自搜集了吴歌，偕其他学者开展了妙峰山香会的实地考察，亲自调查并研究了北京东岳庙。而且，顾先生一生以“健足”而自豪，足迹几遍中国。可以说，顾先生不仅真正地响应了“到民间去”的口号，而且亲自“到民间去”。问题是“到民间去”何为?顾先生是有明确目的的，他说：
我们若是真的要和民众接近，这不是说做就做得到的，一定要先相互的了解。我们要了解他们，可用种种的方法去调查，去懂得他们的生活法。等到我们把他们的生活法知道得清楚了，能够顺了这个方向而与他们接近，他们才能了解我们的诚意，甘心领受我们的教化，他们才可以不至于危疑我们所给与的知识。
这种“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是顾先生设想中“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它们双方是一种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当时，顾先生秉承了解民众、启蒙民众的精神，坚定地“到民间去”。他要考察“民众生活”，目的则是获得他们的信任，教化他们。换句话说，考察“民众文化”只是启蒙“民众”的手段。反过来，“民众”是被动的，他们只有“领受”与“危疑”的份。所以，顾先生所谓“要先相互了解”，实际上被削减为只是“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而且，在具体开展研究工作时，顾先生与他的同志们的实践，距离上述“了解他们”的理想，还是有一定差距。比如，在妙峰山考察香会的时候，顾先生在当着他人的面抄写那些“会启”时，都会觉得“羞怯”。此外，抄写“会启”固然十分重要，顾先生借助于这些“会启”，也的确发现了参与妙峰山庙会的民间香会组织的许多知识，然而，我们应该追问的是：顾先生为什么会首先想到“抄写”会启?为什么没有去“访谈”会众呢?以今天田野考察的标准来说，顾先生他们一行人，“参与观察”算是做到了，“深入访谈”却几乎可以说只做了一点。他们的确是“到民间去”了，但他们也只是“眼光向下”放眼观察，却并没有降低身份去开展访谈与交流。因此，他们的考察成果，只是他们眼中的民众行为。事实上，在顾先生的研究成果中，这些“民众”并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自己的行动逻辑，没有个性，他们并不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只是作为群体的“民众”。
尽管如此，顾先生仍然获得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并提出了非凡的见解。他发现，各路香会齐心协力，相帮互助，他说：
这一路的山光水色本已使人意中畅豁，感到自然界的有情，加以到处所见的人如朋友般的招呼，杂耍场般的游艺，一切的情谊享乐都不关于金钱，更知道人类也是有情的，怎不使人得着无穷的安慰，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呢!
能够做出这样的结论，怎能不让人膺服?尽管其中浸透着浪漫主义的情绪，然而顾先生毕竟没有只是停留在“眼光向下”的口号阶段，而是亲自“到民间去”了。他观察并感受到了“(民众)文化表演”的特质，尽管这种“观察与感受”只是顾先生自身作为“民众”之一员(一位特殊的香客)的观察与感受，未必就等于“民众”自身的观察与感受。
总之，在妙峰山香会的考察活动中，“眼光向下且身在民间”的顾先生，看到的更多的是“民众文化”，而不是“民众”自身；关注的是“民众文化”之可观察与可记录的层面，而不是“民众文化”的整体；重点研究的只是有关“民众文化”之历史与地理传播的问题，而不是“民众文化”的实际意义、价值与功能。随着顾先生研究领域的专业化，这种迹象似乎越来越明显。走到极端处，其研究成果愈发趋近于有关“(民众)文化”的知识，而距离“理解民众”更加遥远，更遑论“与民众相互了解”了。最终，这种有关“民众文化”的学术，成为“学者”区别于“普通同行”，尤其是区别于“普通民众”的一种“高深学问”，与顾先生自己曾经确立的有关“民众(文化)”的思想观念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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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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