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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首次采用“反义谚语”的概念，来概括和探索历代谚语中存在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谚语所涉及的每一个领域，针对同一话题，几乎都同时存在着表达相互对立甚至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的文本，二者之间构成了相互矛盾的对立项。这种反义谚语，在起到丰富中国谚语宝库作用的同时，也从不同角度展现着中国传统观念的多样性。反义谚语的发现，为认识和探索中国谚语内容的复杂性，以及从正反两个维度理解谚语作为权威性文体的强大力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而大量反义谚语中有关特定观念的各种对立表达，又进一步提醒我们，必须结合具体语境，才能真正理解谚语的意义及其背后所体现的观念基础。
关键词：谚语；反义谚语；对立性谚语
作为一种具有权威性的文体，谚语至少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特殊表达形式，成为民族文化表达体系中的“关键词”。从历代文献看，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谚语都得到了十分广泛的应用，对生产活动和社会关系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指导和规约作用。
在进行中国谚语发展史的研究过程中，笔者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历代流传的谚语中存在着一种十分突出的现象，可称之为“反义谚语”。这种反义谚语，也可概括为“对立性谚语”，主要集中于社会类谚语当中，其表现为，在谚语所涉及的每一个领域，针对同一话题，几乎都同时存在着表达相互对立甚至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的文本，二者之间构成了相互矛盾的对立项。它们在起到丰富中国谚语宝库作用的同时，也从不同角度展现着中国传统观念的多样性。对这一现象，笔者曾以“对立谚语”“谚语的对立性”等概念，在近年发表的一些论著中做过简要归纳和讨论。不过，因研究目标不同，这些讨论并未充分展开。而尤其遗憾的是，对这个问题，除了上述拙著中的考察之外，迄今还很少有国内其他同行予以关注，更缺少全面系统的探究。
对于这种现象，西方谚语学界已有较多关注。美国著名谚语学家沃尔夫冈•米德很早就注意到，“许多‘谚语’都有‘反用谚语’（或反谚语，counter-proverb），即表达相反意义的谚语。”同时，通过对大量西方谚语的研究，他还发明了“戏用谚语”（anti-proverb）的概念，用以概括和探究西方谚语中广泛存在的通过有意识改变个别词语而改变原有谚语意思的现象，也就是围绕某个广为流传的谚语文本，经过变形、讽喻式改写而形成的表达戏谑或相反意思的多个异文。如英文中的“人无完人”（Nobody is perfect，直译为“没有人是完美的”）被戏用成“尸无完尸”（No body is perfect，直译为“没有尸体是完美的”），因为“nobody”是“没有人”的意思，而“no body”则是“没有尸体”的意思。作为谚语学界的一个重要术语，“戏用谚语”的概念为讨论欧美世界谚语的传承与创造规律、推进谚语研究的深度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米德看来，这种“戏用谚语”是促使新的谚语内容不断产生的重要源泉，它能够使得“新的谚语的确由此依照传统谚语特征被创作出来”。
相比而言，中国历代谚语中似乎并没有太多“戏用谚语”——这或许同民族性格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于谚语的态度有关——但存在大量反义谚语或对立性谚语，却是明显的事实。因此，围绕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从一个新的角度深刻认识中国谚语自身的内在特征，对于进一步理解中国传统观念与思维结构的复杂性，也能够提供积极参考。本文将结合对历代文献中所载相关谚语资料的梳理，尝试对中国谚语中的反义谚语进行力求全面的探讨。
一、谚语作为权威性话语形式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根据内容，中国谚语大体可以分为自然生产类谚语和社会谚语两大类。在各自相应的领域，它们都具有显著的权威性地位。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历代积累了丰富的有关自然界的知识与农业生产经验的谚语。这些内容，在每个时期人适应自然环境并开展生产活动的过程中，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指导作用。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再赘言。我们这里要着重讨论的，是浩如烟海的社会类谚语。这类谚语，普遍流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人们的日常行动、交流与社会关系维护等起着规范和引导作用。
从历史文献记录来看，谚语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性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实际交流当中，一是在不同文人学士的论说性著作或奏章等类文章当中。而无论是哪种场合的应用，对于使用谚语的主体而言，他们都是为了充分借助谚语文体的权威性来增强自己所表达意见的份量。
例如，
滕侯、薛侯来朝，争长。……公使羽父请于薛侯，曰：“君与滕君，辱在寡人。周谚有之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君若辱贶寡人，则愿以滕君为请。”薛侯许之，乃长滕侯。（《左传•隐公十一年》）
蔡泽如秦，说应侯范睢曰：“语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君之功极矣。如是而不退，则商君、白起、大夫种是也……”应侯因谢病，请归相印。（《战国策•秦策》）
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出舍，沛公不听。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史记•留侯世家》）
以上三段叙事，都涉及言语交流过程中某个言说主体借助引用相关谚语成功达到劝告或劝谏目的的内容。从中可以看到，谚语在人们实际交流、特别是进行劝说之时，常常被作为普遍真理和经典言论来运用，并能因此增强所说道理的权威性，产生良好的效果。当然，尽管在实际交流中应用谚语能够起到加强说话份量的作用，却并不意味着使用谚语必然会导致满足引用者预期目的的结果。实际上，一段话语最终是否能够真正起作用，往往还要受说话人的地位、听话人的素养、所涉及内容的性质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这些因素相对确定的前提下，使用或不使用谚语，才会出现差别较大的不同结果。同时，引用谚语者的身份、地位、期望达成某种目的的决心，以及所选谚语内容和表达策略是否得当，等等，都会对谚语应用的效果产生直接影响。
例如下面的例子：
刘辅，河间宗室人也。举孝廉，为襄贲令。上书言得失，召见，上美其材，擢为谏大夫。会成帝欲立赵婕妤为皇后，先下诏封婕妤父临为列侯。辅上书言：“臣闻‘天之所与，必先赐以符瑞；天之所违，必先降以灾变’，此神明之征应，自然之占验也……今乃触情纵欲，倾于卑贱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语曰：‘腐木不可以为柱，卑人不可以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祸而无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窃伤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禄不忠，污辱谏争之官，不敢不尽死，唯陛下深察。”书奏，上使侍御史收缚辅，系掖庭秘狱，群臣莫知其故。（《汉书•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
在汉成帝欲立赵飞燕为皇后之时，作为谏大夫的刘辅冒死上书，力阻此议。他在上书中先后引用“天之所与，必先赐以符瑞；天之所违，必先降以灾变”和“腐木不可以为柱，卑人不可以为主”两则谚语，苦口婆心地劝谏皇帝，应该顺应天地，选取身份地位得当的人、而不是如赵飞燕这样的“卑贱之女”母仪天下。这样的进谏，也许是出于忠心，但其观点、行文方式以及对谚语的选择性引用与片面解释，实在过于迂腐甚至刻薄，最终的结果，非但没有起到劝谏作用，反而使自己被秘密下狱，也就在所难免。不过，尽管这属于谚语引用不成功的例子，但它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谚语权威性在社会交流中得到普遍认可和广泛运用的事实。
在文章或奏章当中引用谚语，是历代文人学者或官员常见的做法。例如，北魏名臣李彪在给宣武帝所上表章中，就引用了“一日不书，百事荒芜”“相门有相，将门有将”等多条谚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还多处提及《记》《传》《诗》《书》等经典典籍的相关观点，来同时强化自己的论点。（《魏书•李彪列传》）这种把谚语和经典典籍这两种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属于不同文化层面的内容并置引用的做法充分说明，在处于社会上层的文人学士或统治者那里，谚语在具体语境中的权威性，并不亚于经史典籍。他们无论在口头交流还是书面写作中，都会把谚语当作一种具有自明权威性的基本语言单位而广泛使用。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下面这个有趣的例子中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时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阴阳人卢雅、侯艺等奏请促冬至就十二日甲子以为吉会。时右台侍御史唐绍奏曰：“……故《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今欲避环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忠奏曰：“准《漏刻经》，南陆北陆并日校一分，若用十二日，即欠一分。未南极，即不得为至。”上曰：“俗谚云，‘冬至长于岁’，亦不可改。”竟依绍议以十三日乙丑祀圆丘。（《旧唐书•志第一•礼仪一》）
在这个例子中，作为文人的右台侍御史和太史令，分别引经据典地来向中宗皇帝表达了坚持按传统经典和历法来确定冬至的观点，皇帝则引用谚语“冬至长于岁”发表了自己相同的看法。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双方所引用的文体很不对称，因而使这一叙事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荒诞性效果。也许我们可以推测，这种状况的出现，是由于皇帝缺乏相关专门知识，因此只能用谚语来应答。但综合前文有关谚语具有与经典文献同等重要的权威性的论述，我们又可以说，把谚语同经典典籍视为上下两种层面的不同文化形式加以区隔的看法，或许只是我们今天学术界一种带有某种想象和夸大的认识。就其重要程度而言，在诗歌和经典文献传统有着深厚影响的中国，谚语长期以来几乎是被当作同经典文献及诸子名言同等重要的内容来理解和应用的。这一点，早在先秦诸子著作的当中就已经有了鲜明的体现。
例如，在《孟子•公孙丑》中，孟子说过这样一段话：
“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在这段文字中，孟子既引用了齐国的谚语，又引用了孔子的话，来强调把握形势、抓住时机、推行德政的意义，谚语和孔子之言是被当作同等重要的论据来使用的。对于谚语的这一类处理方式，在《孟子》以及同时代和后世其他典籍文献中都十分常见，说明从很早时期开始，即使是在经典书面传统当中，谚语也是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公理来对待，而并非粗鄙不堪的乡言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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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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