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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神返乡与书写怀旧
如何使乡愁有所寄托，使断裂得以接续、破碎得以修复、漂泊得以安定、动乱得以太平？最好的办法就是返回故乡。返回故乡，不仅因为故乡是自己熟悉的有着明确四季以及各种景观的地理空间，也因为那里有自己熟悉的人和熟悉的风物，有自己曾经的生活，有自己安身立命、认同归属的文化传统，还因为故乡的生活曾经是那样热闹繁华，安乐太平。那么对于一个身处异乡的人而言，怎样才能返回故乡寄托乡愁呢？
东晋葛洪《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后，将父亲刘太公接来同住，可太公整天“凄怆不乐”，派人一问，才知道缘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踘。以此为欢。今皆无此。”于是，高祖建了一个新丰，将老家的人移居于此，太公“乃悦”。汉高祖又“并移旧社。衢巷栋宇物色惟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涂，亦竞识其家。其匠人吴宽所营也。移者皆悦其似而德之”。汉高祖运用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将故乡的景观、人物、风俗民情整体性迁移，成功在异地再造了故乡，或者说复制了故乡，从而在最大限度上保持了个人生活和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与同一性。太公由“凄怆不乐”转而“乃悦”，乡愁有了寄托。
像营建新丰这样如此完整地在异地再造故乡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多出，但是在异地努力延续故乡过去的生活，刻意保留曾经的生活方式、习俗传统，以对抗断裂、破碎、漂泊的社会现实，则是常见的现象。有学者曾经将北宋都城东京与南宋都城临安相比，认为“东京移民成为左右临安城市建设的强有力因素，他们的眷恋和记忆使临安经历了一个‘东京化’的过程。在房舍街衢、服饰饮食、风俗习惯等方面皆与东京相髣髴，以东京改造和引导着临安的城市风貌，企图以此重温京师华梦。以致于这一时期的临安几乎成为东京的翻版”。在异地再造故乡，刻意保留过去，使异乡拥有故乡的模样和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是寄托乡愁的重要方式。
身体返乡是寄托乡愁的另一种方式。然而，对于易代之际的人们来说，故乡所在的那个地方往往已经沦陷，身体是很难回去的；更何况即便回去，也已经物是人非，甚至物人皆非，再难以找到能够寄托乡愁的地方了。如《如梦录》的作者目睹了“周府宫阙一旦拆毁，俱为瓦砾之场，荆棘丛生，芦苇满地，百花园俱为牧场，松柏果木，任人戕伐”，这些地点仍在、景物全非的空间，既是作者记忆的一部分，也承载着作者的记忆。它们在作者眼前的再现，虽然勾起了作者对它们以及附着于其上的故人、往事、时景、旧情的种种回忆，却非但不能缓释寄托作者的乡愁，反而为作者增添了无尽的乡愁。
相比之下，精神返乡是一种更容易做到，也更有效的乡愁寄托方式，即通过对故地、故物、故景、故人、故事、故情等与故乡有关的一切的回忆和想象，从而使自己的精神、心灵、情感贴近故乡，通过回忆和想象建立过去与现在未来的连续性，满足对自我同一性和身份感的诉求，以抵抗对现实的不满，表达对理想的诉求。
拥有相似经历的人相聚一起谈论故乡，共同回忆往事，通过共同谈论和言说，是一种典型的精神返乡，恰如周辉在《清波别志》中所说：“绍兴初，故老闲坐，必谈京师风物，且喜歌曹元宠《甚时得归京里去》十小阙，听之感慨，有流涕者”。孟元老提到自己与亲戚会面时，也会“谈及曩昔”。然而，文人们并不止于谈论和言说式的回忆，他们还会用手中的笔，将过去写下来，通过怀旧式书写进行精神返乡。城市中的时间生活、空间场所以及人物风俗，是怀旧式书写的重要对象。
岁时节日构成了城市中的时间生活。岁时节日是以历日、月份和季节等组成的历年为循环基础的、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具有特定习俗活动的特定时日，是由特殊名称、特殊时间、特殊空间、特殊活动、特殊情感等诸多要素共同构成的文化时空。每个节日都有自己特定的“过法”，一般都有专门的饮食活动、服饰活动、信仰活动、娱乐活动、社会交往活动等。这些活动的存在，使岁时节日成为时间的驿站、生活的华章，是日常生活的特殊部分和高潮部分。正如孟元老在其《东京梦华录序》中所说：“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
回忆基于记忆和想象。一方面，岁时节日生活往往因其特殊性给个人带来不同寻常的生命体验，在个人的头脑中留下深深的印迹，从而成为可以回忆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节日是大家共同的日子，是一年一度、周期性度过的日子，节日里的各种活动将个人置于在血缘关系、姻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等各种关系上建立的社会群体之中，置于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不间断的文化传统之中，置于和天地自然沟通对话的宇宙情境之中；在节日里，个人最能获得自己的身份归属感、文化认同感、生活安定感和世界完整感。此外，在易代之际文人眼里，岁时节日生活更被赋予了“太平之象”的意义，成为理想社会的象征。正如夏仁虎为《金陵岁时记》所作序中所说：“承平本无象也。岁时点缀，则承平有象矣。小言之，不过地方土俗；大言之，关乎国家气运盛衰。”综上所述，当个体生命日渐走向被回忆往事充斥的老年阶段，当人生经历了从朝歌暮嬉、不识干戈到朋游沦落、国破家亡、繁华不再的巨大变迁，那些发生在故国故乡的岁时节日民俗生活，最适合易代之际的文人们对抗现实生活中的断裂感、破碎感和漂泊感，并用以表达他们对于太平盛世的理想诉求，也就成为他们精神回返的地方。
除了岁时节日民俗以外，空间民俗也成为易代之际文人书写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东京梦华录》《梦粱录》，还是《武林旧事》《如梦录》，都专门对城市中的地方、场所、河流、街道、景观及其相关风俗等进行了详细描述。比如《梦粱录》卷七至卷十六以及卷十九，都是对城市空间的专门书写。尤应注意的是，在对岁时节日民俗的书写中，也格外对空间予以关注。“任何活动都涉及空间，节俗活动也不例外。对节俗活动而言，空间并非仅仅为它提供一个得以展开的、外在于它的场所或地点，而就是它的内在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节俗活动的性质和意义”。但中国古代一般的岁时民俗文献多瞩目于岁时节日里的民俗事象或活动方式，而疏于对活动空间的把握。相较之下，怀旧式岁时民俗文献对于空间则十分关注。比如《东京梦华录》记述“七夕”时就提到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州西梁门外瓦子、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记述“重阳”则提到仓王庙、四里桥、愁台、梁王城、砚台、毛驼岗、独乐岗、开宝寺、仁王寺等处。《梦粱录》记述“元旦大朝会”提到禁中、宫门、阊阖门、宫城、大庆殿、殿陛之角、殿西庑、殿廊、殿前、折槛、明庆寺、灵隐寺、玉津御园等处。“二月望”则提到钱塘门外玉壶、古柳林、杨府云洞，钱湖门外庆乐、小湖等园，嘉会门外包家山王保生、张太尉等园，以及天庆观、崇新门外长明寺等地点。再如《如梦录》记述：“初一日后，赴相国寺、萧墙街”；“初八日，赴东岳庙进香游玩”；“初九日以后，俱赴上方寺，或在树阴，或者禅室，或在五柳亭，或塔左右”；端午节，“亦有携酒赴繁塔寺、禹王台、九仙堂各处游宴”；“清明、中元、十月朔，俱是鬼节。预先请城隍行神至孤魂坛；请府城隍西门外孤魂坛，请县城隍宋门外孤魂坛”，等等。
美国城市设计理论家凯文·林奇（Lynch，K.）曾经指出：“一个整体生动的物质环境能够形成清晰的意象，同时充当一类社会角色，组成群体交往活动记忆的符号和基本材料”，并认为“一处好的环境意象能够使拥有者在感情上产生十分重要的安全感，能由此在自己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协调的关系，它是一种与迷失方向之后的恐惧相反的感觉。这意味着，最甜美的感觉是家，不仅熟悉，而且与众不同”。家乡的、有着确定地点和相应功能的特定地方，更容易给精神返乡的人们以确定性和安定感。这当是易代之际文人将城市空间及其民俗作为怀旧内容的重要原因。
由是，从时间生活维度和空间生活维度对城市民俗的怀旧式书写，成为易代之际文人精神返乡的一种方式；而书写的过程，也便成为他们精神返乡的过程。
四、故乡重构与历史记忆
易代之际的怀旧式民俗文献是其作者用文字对自己关于故乡多种构成要素（如岁时节日、街道、河流、井泉、祠庙、宫殿、店铺、职官、人物、物产等）的记忆按照一定逻辑关系进行组合与编织的结果。在书写故乡风物民情时总是本着十分认真的态度，强调以实录原则记述所见所闻，对自己不能确定的事物甚至还会求助于知情者，所谓“及有未经从处，得于人，不无遗阙；倘遇乡党宿德，补缀周备”，但乡愁寻寄、精神返乡的特性，决定了所有易代之际的怀旧式民俗文献，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实录。它们所能呈现的都是作者带着人生如梦的空幻感，带着对生活现实的不满和绝望，对已逝生活的眷恋、赞美、痛惜，对未来理想生活的盼望而重构了的过去和家乡。
真实的、必然是如意与不如意共存的家乡，因为变成了故乡而被赋予新的意义，缺点被隐藏，不如意被遮盖，人们用赞美欣赏的态度看待故乡的一切。譬如岁时节日虽然是生活的华章，但在很多时候会因为奢侈浪费、破坏既定的社会秩序而颇受褒贬。比如隋朝的柳彧“见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就“上奏请禁绝之”。明朝的王稚登对于苏州里社表现出极度的担忧，并进行言辞激烈的抨击：
每春夏之交，妄言神降，于是游手逐末、亡赖不逞之徒张皇其事，乱市井之听，惑稚狂之见，朱门缨笏之士、白首耄耋之老、莽镈簔笠之夫、建牙罴虎之客、红颜窈窕之媛，无不惊心夺志，移声动色，金钱玉帛，川委去输，百戏罗列，威仪杂嚃，启僣窃之心，滋奸慝之行，长争斗之风，决奢淫之渐，溃三尺之防，废四民之业，嗟乎！
但在易代之际文人笔下是看不到类似言论的。他们将岁时节日视为太平之象。对于“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绝。家家饮宴，笑语喧哗”的节日生活，吴自牧虽然称其为“此杭城风俗，畴昔侈靡之习”，但并无批评之意，反倒以其“至今不改”为自豪。孟元老更直白地表示：“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故乡的岁时节日就是由美酒佳肴、彩衣靓饰、游山玩水、歌舞赏花、祭神祀祖、礼尚往来等充实着的。在这里，没有矛盾，没有黑暗，歌舞升平，神灵受到尊重，祖先得到礼敬，人心自由而欢快，万事万物处于和谐之中。这样的世界，无疑是天下太平的盛世！
总之，在承载着乡愁的怀旧式民俗文献中，故乡是一个时间有序、空间有序、人缘相亲、生活美好的完整的生活共同体。这是被回忆和想象重构了的故乡，代表着作者们的人生理想，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易代之际怀旧式民俗文献的作者们，已经超越了对自我个体的一般注视，面对文化传统的断裂，他们有一种传递传统文化、保存历史记忆的自觉意识，他们的乡愁不仅是对故乡那些土地景物人情的乡愁，更是一种文化乡愁。这是中国古代文人具有淑世情怀的典型表现。孟元老说他写作《东京梦华录》的原因在于：“仆恐浸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如梦录》的作者在序言中也谈到：“《如梦录》所记者，汴梁鼎盛之时也。恐后人未见，不知有此光景而失其传，故记之，以便后人观览，阅之者了然在目，即见繁华之盛也。”夏仁虎亦明言：“书视儿辈，使知故乡风物。小人怀土，无当大雅，弇鄙之讥，未遑顾也。”可以说，正是这样的责任感使得几乎每个易代之际都有优秀的民俗文献得以面世。这些几乎代代有之的怀旧式民俗文献，不仅自身构成了一个富有特色的文化传统，而且为我们留下了各个时代城市生活的样貌，成为珍贵的历史记忆，成为我们了解历史、认识历史，建立起与前人联带感和密切关系的重要凭依。
结语
多重断裂是政权易代之际的一种社会现实，置身其中的人们往往会产生强烈的断裂感、破碎感、漂泊感、无方向感和人生如梦的空幻感，浓重的乡愁油然而生。然而，生活总要继续，乡愁总要有所纾解与寄托。中国政权易代之际出现诸多怀旧式民俗文献，正是在乡愁寻寄的情况下文人们精神返乡的结果。通过精神返乡，书写怀旧，他们与不满意的现实和不如意的自己进行心理上的对话与抗争，并在这个过程中确认时移世易的事实，取得一定的心理平衡，逐渐形成新的认同感，并由此获得继续前行的动力。
当然，从历史记忆的角度看，这些怀旧式民俗文献也许不够完全客观真实，但这一点在当代却有着另外的意义。处于现代社会和全球化时代的人们处于新的易代之际，尽管这个易代不是政权易代，但有着比政权易代更为深刻的影响，带来了更为深刻的多重断裂，也激发了普遍的不同以往的现代乡愁。而这些怀旧式民俗文献，恰恰营造了一个又一个值得所有中国人追忆怀念的美好的故乡和过去，它们是寄托现代乡愁的精神家园。阅读它们，“通过文本符号的解读进入作品的内在空间”，凭借想象穿越至其书写记述的那些时代，那些城市，那些美好、安定、和谐、统一而完整的生活，则是我们当下精神返乡的重要方式。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2016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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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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