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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勃]精神返乡与历史记忆:易代之际的民俗书写
  作者:张勃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2-11-20 | 点击数:489
 

摘   要:多重断裂是政权易代之际的一种社会现实,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会产生强烈的断裂感、破碎感、漂泊感、无方向感和人生如梦的空幻感,浓重的乡愁油然而生。中国易代之际出现了诸多怀旧式民俗文献,这正是在乡愁寻寄的情况下文人们精神返乡的结果。它们在重构了故乡的同时,也成为珍贵的历史记忆,成为当代人们寄托现代乡愁的精神家园。阅读它们并凭借想象穿越至其书写记述的那些美好、安定、和谐、统一而完整生活,是当下精神返乡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易代之际;怀旧式民俗书写;乡愁;精神返乡;历史记忆


  一、中国政权易代之际的怀旧式民俗文献

  中国民俗传统悠久,并形成了民俗记述的学术传统,民俗文献十分丰富,而且中国古代的民俗文献还有一个特点,诚如钟敬文先生所说:“就是从回忆的角度来记录民俗”。在流传至今的古代民俗文献中,怀旧式书写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荆楚岁时记》《秦中岁时记》《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北京岁华记》《如梦录》《金陵岁时记》《岁华忆语》等均是怀旧式民俗文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往往书写于政权易代之际。

  《荆楚岁时记》是中国第一部区域岁时民俗文献。该书作者南朝梁人宗懔,字元懔,又字怀正,约生于公元500年,卒于563年。曾任职于梁朝,深受梁元帝宠信,承圣三年(554年),西魏攻破江陵,梁元帝遇害,宗懔则与数万百姓一起被俘,押解长安。“及江陵平,与王褒等入关。周文帝以懔名重南土,甚礼之。”背井离乡的宗懔在北周政权的礼遇中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岁月。学者们多认为《荆楚岁时记》正是宗懔这一时期“寄人篱下,追思故乡”的作品。

  《秦中岁时记》出于唐亡之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据《中兴书目》著录“唐膳部郎中赵郡李绰撰”之《秦中岁时记》,引述说“其序曰:‘缅思庚子之岁,洊周戊辰之年。’庚子,唐广明元年(880年);戊辰,梁开平二年(908年)也。又曰:‘偶记昔年皇居旧事,绝笔自叹,横襟出涕。’然则唐之旧臣国亡之后,伤感畴昔,而为此书也。”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出于北宋灭亡以后不久,作者自序作于“绍兴丁卯岁除日”,即宋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年)的除夕。《梦粱录》乃吴自牧入元后的作品。《武林旧事》的作者周密,字公谨,号草窗,又号萧斋,南宋淳祐年间曾做过义乌知县。《武林旧事》是他“于宋亡以后在元朝统治下,回忆南宋旧事而写作的”。

  《北京岁华记》作于甲申年(1644年),其作者陆启浤,字叔度,浙江平湖人,但在北京生活长达二十年。

  《如梦录》是继《东京梦华录》之后出现的又一部详细记载开封的专著。虽然关于其作者到底是谁,自清代以来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迄今尚无定论,但都承认该书著成于明末清初。有学者甚至明确指出:“著者出身于‘宗潢’,其父祖辈或著者本人,在周藩(开封是朱元璋之子周王朱橚的封地———笔者注)属内一些统治的机构中,如宗正府、八所等任过一些有关的职务”,“入清之后,著者深怀胜国王孙之哀惧,和对故国乔木之思,为此,根据自己所拥有的文献资料及回忆所及而写成此书,因面对着异族统治者搜寻‘官朱’的严厉,故隐晦了自己的身份和姓名”。《金陵岁时记》始记于“光绪之季”,成书时间不晚于公元1923年。《岁华忆语》则始作于乙卯年(1915年)春,己巳年(1929年)完成。同样是政权易代之际的作品(见下表)。

  为什么在政权易代之际出现如此多的怀旧式民俗文献,是个饶有趣味的文化现象和学术话题,值得细细体味,认真分析。

  二、多重断裂与乡愁寻寄

  夏朝以来几千年的中国古代史是一部朝代更迭史。由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诸多的易代之际。近几年来,关于易代之际的研究逐渐成为一个重要学术领域,有学者认为,政治格局的变化与士人选择的多元、文化价值的重估与思想观念的活跃,以及文学风格的多样与审美形态的趋新,赋予了易代之际以独特的研究价值与学术魅力。这里,他说明了易代之际的思想史和文学史意义。易代之际之所以成为历史上的特殊时间段落,根源于易代本身既是巨大的变迁,同时也是引发进一步变迁的动力。

  政权易代本身是巨大的变迁。古代中国,政权易代很少是和平的禅让,每一次易代几乎都伴随着长期而残酷的战争。战争往往带来深重的灾难,令民生凋敝,人们的生命、财产和心理都遭受重大创伤。而易代成功,王朝易姓,往往同时意味着国号易名,国都易地,旧国灭亡,新国建立,虽然受其冲击最大的是旧王朝的统治者,但易代影响所及可以到每一个生民身上。因为每一个政权都有自己的治国方略,都有自己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而身处其中的人很难不受其任何影响。因此,对于生活于特定时空尤其是距离权力中心较近、具有较高文化自觉的人而言,易代绝不简单等同于时间的迁逝,而是一切正常状态的不能延续,是包括生活空间、社会身份、生活内容、心理认同、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的断裂以及由此而来的断裂感。上述怀旧式民俗文献的作者都经历了多重断裂,并产生了痛入骨髓的断裂感。

  首先是个人生活空间的断裂。在中国历史上,政权易代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移民,上述民俗文献的作者一般都因为易代离开了自己正在生活的地方。宗懔本任职生活于江陵,梁朝灭亡后不得不居于长安;孟元老本卜居于京师汴梁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而“一旦兵火”,不得不“出京南来,避地江左”;陆启浤“客燕二十年”,庚辰年(1640年)“度天下将变,遂归隐”,离开了京城。身体的离开,让家乡变成了故乡,让异乡变成了居留之地和生活空间。

  其次是社会身份的断裂。中国古代识字率较低,能够进行书写的人多是知识分子出身,上述民俗文献的作者在易代之前具有较高的社会身份,有些还担任官职。如宗懔在梁朝官任江陵令、尚书侍郎;李绰曾为唐膳部郎中;周密则在淳祐年间做过义乌县令;夏仁虎自幼聪慧,是“晚清的秀才、拔贡、举人,刑部、商部、邮传部的小京官”。孟元老的详细身份虽然不能确知,但从他“仆从先人,宦游南北”的自述中,也可知其出身于官宦人家。陆启浤虽然没有担任官职,但弱冠之年即已“博极经史”,客燕期间结交甚广,《光绪平湖县志》说他“交满长安”,乾隆《平湖县志》说连当时一些王公大臣也都争相“折节”与他往来。但是政权易代改变了他们的社会身份,使其从故朝文士变成了新朝遗民。

  再次是个人生活的断裂。山河破碎、国家灭亡往往带来巨大的失国之痛,尤其宋代以降,伴随着夷夏之辨意识的增强,政权易代带给士人心理上的创伤更大。而生活空间的断裂和社会身份的断裂,往往又会导致既有社会关系的断裂。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个人的生活与往时产生了很大的不同。这里的生活,不仅指生活内容,也指生活心态。元明之际的刘崧曾记述过一位号“逢掖生”的奇人,平时他像多数士子一样“习举子业”,遭世乱后,生活就发生了巨大变化:“稍解纵绳检,自放于酒,生事一不以介意,日与其徒剧饮于东西家。既醉,招摇而归,即闭户酣睡。或造焉,辄瞋目大诟曰:‘吾乃不知有吾身,何有公等也。’竟不答。感时触事,郁不得故,时时操翰引觚,咏述事物,陈搉古今,兼体风谣,绰有思致”。逢掖生在易代前后的变化正提示了他个人既有生活的断裂。尽管面对政权易代,不同的文人会有不同的政治取向和选择,有的投入新朝的怀抱,有的则“执义以自守”,不仕新朝。然而,无论采取哪一种态度和选择,生活内容和生活状态都不能不改变。逢掖生只是易代之际众多文人中的一个代表。

  怀旧式民俗文献作者们的个人生活同样出现了断裂。宗懔被俘到北周后,虽然深受礼遇,甚至还官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并“数蒙赐宴”,但一个长年在南方生活的人在年过半百之后,作为亡国之臣背井离乡到北方生活,各种不适应是可想而知的。而他遗留下来的若干诗篇,“游客伤千里,无暇上高台”“望望无萱草,忘忧易不忘”,等等,也鲜明地揭示出在看似富贵安逸的生活背后,他的内心是如何的忧郁与悲伤。孟元老的生活也大大改变了,易代之前他过着衣食无忧、休闲娱乐的安定生活,所谓“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易代之后则“情绪牢落”。本在南宋任职县令的周密入元后选择了隐居不仕,他“放浪山水,著《癸辛杂识》诸书,……有黍离诗人彼何人哉之感”。陆启浤客燕二十年,生活闲适优裕,明清易代则使他归隐山中,“偃息蓬门”,偶与朋友相遇,“辄短歌欷歔,泪俱下”。可以说,洪晧所谓“故宫为禾黍,改馆徒馈于秦牢;新庙游衣冠,招魂漫歌于楚些。虽置河东之赋,莫止江南之哀。遗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絷而呕血”,成为他们普遍的生活状态。

  政权易代不仅带来个体层面的各种断裂,同时也带来社会层面文化传统和生活传统的断裂。孟元老提到易代之前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传统:“太平日久,人物繁阜。重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然而这样的传统断裂了。他不无悲痛地说:“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

  与孟元老极为相似的是潘宗鼎和夏仁虎。在《金陵岁时记》的“自序”中,潘宗鼎通过今昔对比的方式,描述了文化传统和生活传统在易代之际的断裂:

  繄我金陵,艳称江左。……属夫时丁隆盛,俗竞繁华,饼说元辰,糕题嘉节,腊尾年头之会,露初星晚之场,或绸缪于古欢,亦追逐于时尚。秦淮赏夏,笙歌画舫之天;萧寺延秋,金碧楼台之界。东南佳丽,人物雍熙,四时但醉,太平百年,不见兵革,宜乎渡名长乐、湖号莫愁者矣!而乃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名士堕新亭之泪,美人销旧院之魂。玉树歌残,雨花香散,竟应“白门”之谶,屡书元二之灾。……即此一编,记于光绪之季,证以父老之谈,已觉见不逮闻,十未得一。洎乎民国改用阳历,未免夏时既易,汉腊谁知,谈天则《月令》无征,观稼则《豳风》何验?嗟人事之代谢,叹天道之靡常,俯仰之间,已为陈迹。

  夏仁虎在其自叙中通过今昔对比的方式也谈到:

  余家金陵,地当都会,为士大夫渊薮。风俗习尚,华而不侈。佳时令节,人家祭祀宴乐,及里巷间往来酬酢之礼,故多鄙俚,足资谐笔,然亦往往而近于古……自留滞北方,行二十稔,金陵再遇劫灰,闾阎生计萧索极矣。重以历朔既更,跪拜礼废,人家子弟,有不知祖宗何德望、亲族何系属、戚友何行辈者。而社会之娱乐,家庭之欢讠燕,所有存焉者益希矣。

  多重断裂是易代之际的一种社会现实,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会产生强烈的断裂感、破碎感、漂泊感、无方向感和人生如梦的空幻感,孟元老、吴自牧和《如梦录》的作者都径直以梦来命名自己的书籍:“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昔人卧一炊顷,而平生事业扬历皆遍,及觉则依然故吾,始知其为梦也,因谓之‘黄粱梦’。……缅怀往事,殆犹梦也,名曰《梦粱录》云。”其他怀旧式民俗文献虽未以梦名,但其作者同样有如梦的感觉。如周密在《武林旧事序》中说道:“及时移物换,忧患飘零,追想昔游,殆如梦寐,而感慨系之矣。”夏仁虎也在《岁华忆语》中明确说:“京华尘梦,忽焉已醒。”多重断裂,也会导致自我认同的严重危机。前引逢掖生醉骂“吾乃不知有吾身,何有公等也”,再好不过地揭示了这一危机。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些平常隐而不显的问题,在易代之际则赤裸裸地摆在文人们的面前。

  如果说,渴望稳定、安全和完整,追求生命的自在满足,对自我发展的连续感、归宿感的期盼,对真、美、善的眷恋等,是人的生存理念的基本诉求,那么它与个人在易代之际的生存现状就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从而产生了强烈的现实世界对自己的异己感,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反差和强烈的异己感中,一种可以称为乡愁的情绪油然而生。

  一般认为,乡愁是人类所具有的一种自然的心理机制和普遍性情绪体验。从西方词源学的角度看,乡愁(nostalgia)源于两个希腊词根nostos和algia,前者是回家、返乡的意思,后者是一种痛苦的状态。1688年,瑞士医生J.霍弗尔首次使用nostalgia,专指一种因为远离祖国而产生的痛苦而强烈的思乡病。随着社会的变迁和人们认识的深化,乡愁经历了“一个由生理病症转变为心理情绪再变为文化情怀的过程”。在汉语里,乡愁一般指漂泊在外的游子对家乡故土的思恋之情,但从一开始,中国乡愁就具有浓厚的文化情怀。

  个人“并非一个纯粹的、单独的、自由自在的个体,他必须置于文化传统的连续之中加以定位”。乡愁需要找到寄托的地方。乡愁寻寄,是中国政权易代之际、受其影响较大的人们的普遍诉求。其本质,是人们在追求连续、完整、同一的人性召唤下,面对易代之际的断裂、破碎、漂泊、陌生、动乱而通过采取某些方式使断裂得以接续、破碎得以修复、漂泊得以安定、陌生得以熟悉、动乱得以太平的种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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