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还存在一定争论，但青铜冶炼技术与马匹驯养、马车制造技术及小麦种植、黄牛与绵羊饲养等技术最初都以欧亚草原社会为媒介传入中原腹地的观点已得到学界的认可。公元前二千纪早期，在与南俄草原印欧人安德罗沃诺青铜文化与塞伊玛-图尔宾诺青铜文化接触的过程中，以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神木石卯为代表的客省庄文化为中介，青铜冶炼技术传入中原的二里头文化，直接促进了华夏早期青铜文明的出现。商代马车与武器在细节上与辛塔什塔文化中的同类器物相似，商文化不仅从北方草原引入青铜器、马和马车，还习得在葬礼上以车马殉葬的习俗及对战车和神话中天马的崇拜，商代青铜文明具有明显的欧亚草原青铜文明色彩。

　　从西周到战国，新疆北部阿尔泰地区直至鄂尔多斯草原和大兴安岭出现的以马具、武器与动物纹装饰为特色的北方系青铜文化与欧亚草原上的斯基泰文化、塞人文化同属草原游牧文化圈，也对当时中原地区青铜文明产生极大的影响。欧亚草原“铸匠墓”传统也传播到我国北方长城沿线与西南横断山脉游牧文化地带，甚至延伸至东南亚泰国境内的班清青铜文化中。在略早于殷墟、断代为商代中期的洹北商城内发现了成规模的42座铸匠墓，殷墟孝民屯铸铜作坊遗址发现随葬铜削、鼓风嘴的铸匠墓，在陕西周原李村西周铸铜作坊遗址中发现了铸匠墓。值得注意的是，在华北、西南与东南亚地区的铸匠墓中陪葬的武器如直銎斧、三棱带钩矛头等都带有鲜明的草原色彩，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铸匠墓集中于作坊区、与其他平民墓地相隔离、有独特的人祭与动物祭祀痕迹、其日常生活区与作坊区相重合，都暗示这些青铜匠人具有相对独立和特殊的身份，甚至有可能存在族群差异。铸匠墓传统在欧亚草原东部自乌拉尔辛塔什塔文化传播至哈萨克草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与阿尔泰的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再传播至华北、西南与中原乃至东南亚，说明青铜时代的欧亚草原与东亚、东南亚已经存在直接的联系。林梅村指出：“欧亚草原冶金术的传播绝非简单的铜器从一地到另一地的传播，而是掌握冶金技术的工匠亲临其境，直接参与冶铸互动。······殷墟妇好墓还发现一个类似塞伊玛-图尔宾诺铜人的玉人，生动反映了中国与欧亚草原之间的文化交流。凡此表明，欧亚大陆冶金术的传播是随青铜时代铸工的迁移而具体实现的。”

　　张银运对包括殷墟在内的11个考古墓葬群中的头骨进行体质人类学分析，发现都有数量不等的具有欧洲人种特征的死者存在，说明自新石器时代至唐代，在我国北方一直存在着小规模但却持续的西方人群东进的现象。青铜时代的欧亚草原上兼工匠、战士与萨满（祭师）于一身的铸匠墓主人就是这些筚路蓝缕、沟通东西方文明的先驱者之一。他们或为了寻找新的矿脉与牧场，或为了出售自身的产品及技艺，或为了寻找新的知识与神秘体验，甚至为了掠夺和探险，而奔走于欧亚大陆不同文明之间。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三代的祀与戎都以对青铜的占有为物质基础，新石器时代的中原社会由于缺乏制作高档奢侈品的技术与原料，贵族阶层的成长受到很大限制，青铜作为垄断性极强的宝贵资源促进了三代王权和社会分层的诞生，商周王室不仅控制青铜产品与制造技术，也控制着工匠本身。在这一过程中，青铜工匠由青铜冶炼技术而衍生的神秘知识、信仰与仪式也极可能被吸收到王室的统治术中。在安阳出土的一件商代骨刻人头像与周原西周遗址出土的两件蚌雕人头像都具有鲜明的欧罗巴人种特征，脸型狭长、高鼻深目，说明商周宫廷对具有欧罗巴特征的人群并不陌生。周原出土的两件蚌雕人头像顶部都刻有代表着“巫”的十字型符号，当为古代“胡巫”的化身。梅维恒认为，其原型是来自欧亚草原的古印度—伊朗人中的祭司即麻嘎（Magi），该词的原意为“神圣的力量”，源自古印欧语中的“magh-”，意为“力量、战斗”。麻嘎是印度—伊朗人中的宗教活动专家，斯基泰人中的祭司、草原游牧人中的萨满、古波斯祆教的麻葛僧都由此演化而来，他们是精通包括占星、释梦甚至冶炼与武术等多种技术的专家，活跃于西至地中海东岸、南至印度、东至斯基泰牧区的欧亚大地，其中少数人也曾经翻越阿尔泰山与天山，来到西周宫廷，凭借其多种能力而被周王室视为通天之巫。这些麻嘎与铸匠墓中的金属工匠在身份与年代上颇多重合之处，甚至可以大胆推测某些铸匠墓中的死者生前就是以麻嘎的身份来到东亚地区，他们从异域带来的青铜冶炼技艺及相关的知识、信仰与口头传统被吸收到中原已有的青铜冶炼技术与宗教体系中，其中就包括了体现印度—伊朗人社会结构三功能论的“三神器”母题。

　　黄帝原型为太阳神，也是至上神，约在春秋时期逐渐衍变为人格化的始祖神。至战国时期，黄帝始见于文献。顾颉刚亦称黄帝故事在战国末年才得到普及，至西汉才得到发展，黄帝故事只是战国、秦、汉间思想的反映，只是表现了战国、秦、汉间的文化。在此历史阶段，中原“诸夏”与周边“蛮夷”发生互动并陆续兼容后者，华夏在地理空间与文化上的范畴也不断扩大。为了打破不同种族、族群与部落的界域，建构统一的华夏认同，战国、秦、汉时人开始创造华夏民族的历史叙事，“黄帝本是一个最有权力的上帝，于是他们就把他从天上拉了下来了”。“战国、秦、汉间，造成了两个大偶像：种族的偶像是黄帝，疆域的偶像是禹。这是使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这是使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从日神演变为始祖与神王，黄帝的事迹势必需要渲染增饰，这一工作主要由秦汉间的儒生与方士来完成。战国秦汉也是华夏与其他族群交往互动日益频繁的时代，部分方士来自华夏域外，带有异域文化的背景。

　　方士与长生成仙信仰皆出现于战国时期：

　　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於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於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

　　闻一多于《神仙考》中指出成仙观念起源于西北羌戎文化，神仙观念来自西方，秦始皇于临洮见十二仙人，后铸金人十二，据《汉书·五行志》云“皆夷狄服”，可见始皇时，人们还知道真正老牌的仙人是西域籍。汉代仙人图像往往背出双羽、两臂生毛、高鼻大耳、状类胡人，翦伯赞认为羽（仙）人形象与天马、翼虎、狮子等皆为外来元素，是受到地中海文明影响的产物。徐中舒考证出商周至秦汉中原青铜器在纹饰与图像上受到欧亚草原斯克泰（斯基泰）文化影响，而斯克泰（斯基泰）文化又辗转将西亚、地中海文明元素传入中原：

　　羽人、飞兽、操蛇、践蛇等图像，仍具有强烈的外来色彩······战国以来所谓阴阳、五行、长生久视之说疑亦由外族输入······至神仙不死之术，自公元前三四千年以来，即为埃及、巴比伦尼亚、腓尼基所盛行倡导之事，至是当与阴阳之说，同时输入中国。观淮南出土之镜，及汉画中仙人，皆高鼻生羽；高鼻明为伊兰以西之人种，其为外来，尤为显然······羽人飞兽之形，在埃及、米诺、巴比伦、希腊、罗马之遗物中，素极普遍，其传至中亚阿姆河流域时，当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

　　有学者认为，秦汉时期的“仙”信仰还受到波斯祆教即琐罗亚斯特教的影响，祆教信仰经西藏地区传入中原，或从中亚地区经过欧亚草原传入新疆天山地区，再传入中原。“仙”者，其音或与祆教中的“祆”同源，藏语中的“辛”（gshen）即“祭师、献祭者”，与波斯语中的“光明”（sheed）以及古代两河流域的月神“辛”（shin）存在渊源。

　　黄帝铸鼎乘龙飞升故事出自齐地方士公孙卿，公孙卿又得之于前辈方士齐人申公，申公闻之于安期生，安期生乃秦汉时神仙道中著名的仙人，《史记·孝武本纪》称方士李少君言“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而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方士栾大称“臣曾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可知安期（又名安期生）、羡门皆为燕齐与东海之滨传说中的仙人，燕齐之地北染胡风，经渤海又可与东北亚相通，皆与欧亚草原有密切联系。“羡门”实为东北亚渔猎社会中的“萨满”。安期生所食的神奇巨枣据考证为波斯特产的“海枣”，又称“波斯枣”或“古鲁麻枣”，秦汉时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开辟，波斯枣经海路由东南亚传入东亚地区，被时人附会为仙枣。据岑仲勉考证，“安期”即婆罗门教与拜火教中的火神Agin（阿耆尼），吠陀语中称阿耆尼祭司为angiras，即“阿耆尼之子”，其音意皆与安期生相符；宋毋忌为传说中的火精或火仙，“毋忌”即magi的对音；“伯乔”则与吠陀语中财富之神bagha相符。婆罗门教或拜火教的宗教术语与信仰早在先秦时期就已传入我国，并与道家思想相结合，成为方仙道与道教信仰的一部分。讲述黄帝铸鼎乘龙飞升故事的安期生极可能是从中亚草原或波斯地区经海路来到华夏的祭司即麻嘎（Magi）群体中的一员，他将波斯、斯基泰、草原游牧社会中的信仰元素附会于黄帝故事中，以迎合秦始皇、汉武帝等试图超越“诸夏”传统的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君权观，树立新的神圣王权观，以符合新兴的囊括多族群与多元文化在内的大一统帝国的统治需要，也以此满足君王希望自身政治生命与肉体生命双不朽的妄想。在战国、秦汉时期的方士群体中当有不少如安期生、羡门高等经欧亚草原或东南亚海道来到华夏地区的域外文化传播者，他们带来的不仅有海外物产，更有源自古印欧人、印度、波斯、斯基泰等域外文明的习俗、信仰、祭仪与口头传统。作为丝绸之路的先驱者与开辟者，他们所带来的文明成果也成为秦汉时期蓬勃发展的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乘龙、遗弓、拔须三神器母题皆体现出欧亚草原文明特色。但华夏文明与欧亚草原文明间的交流是双向的，斯基泰历史传说中也存在着与黄帝铸鼎相似的情节，且明显受到黄帝铸鼎母题的影响。与黄帝铸鼎相似，斯基泰文化中也有国王铸青铜鍑以沟通人神的传统。如传说中的第三代斯基泰国王帕乌撒尼亚斯就在黑海入海口铸造并安放一座青铜大鍑以祭祀顿河河神；国王阿里安塔斯还曾要求每一个斯基泰人都要上缴一只箭头，然后将收到的无数青铜箭头铸造成一座比前者还大六倍的青铜鍑，安放在包律司铁涅司河与叙帕尼斯河交汇处。铸造青铜鍑以祭祀神祇是斯基泰国王的特权，也是其权威来源，这与黄帝铸鼎的象征含义十分相似，且极可能是从华夏文明中借鉴了这一传统。青铜鍑在周代文献中称为“戎鼎”，外形与鼎相似，但多为圈足，是欧亚草原上重要的礼仪用品，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5世纪，欧亚草原西迄东欧、东至大兴安岭各游牧社会都将青铜鍑视为贵重的宝器，与青铜兵器、马具、动物形纹饰共同构成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的标志性物质特征。草原游牧人在祭典与葬礼上要宰杀大量的殉牲，青铜鍑适合烹煮大量畜肉，是葬礼上不可缺少的用具，祭牲的血肉在其中烹煮转化为神圣的食物，意味着青铜鍑还具备生命转化的仪式价值，青铜鍑也因此成为草原萨满作法时的重要用具。欧亚草原各民族青铜鍑口的耳环与耳上的装饰物都十分相似，是对草原上雄性动物尤其是牡鹿双角的模仿，而鹿与马同样被视为能在大地和天界间往复飞升的圣兽。在广阔的欧亚草原上，各游牧社会的青铜鍑在用途、意义、外形上极为相似，因此青铜鍑被认为应当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商周时期中国北方地带的游牧社会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在华夏铸鼎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青铜鍑文化，并传播到塞人（月氏人）、斯基泰人社会中，在欧亚草原上辗转传播开来。青铜鍑是华夏铜鼎与游牧生活方式相适应而产生的新型器物，伴随着物质文明的交流，黄帝铸鼎的传说也被斯基泰人所吸收，衍化为斯基泰王铸鍑通神的传统。

　　三神器母题虽然丰富了黄帝铸鼎飞升故事的内容，但故事主体仍脱胎于华夏文明进程本身，反映的依然是战国秦汉间国人对王权建构的思考。此外，域外文明对早期华夏文明的影响力虽不容忽视，但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青铜技术自欧亚草原东传后，很快被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吸收改造，发展出以陶范和失蜡法见长的大型青铜冶炼技术，相比以小型石范为主、只能铸造小型青铜器的欧亚草原青铜技术，有了本质的提升，体现出鲜明的华夏特色，在此基础上锻造出独树一帜的三代中国青铜文明。三神器母题与其所代表的以神秘主义、杀伐与财富占有为特色的印欧文明王权观念在中国历史上也未能占据主导地位，仅仅作为华夏大一统王朝初创阶段的某种思想尝试而存在。相反，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王权观更多地体现在另一个铸鼎故事即楚子窥九鼎故事中：

　　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王孙满）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

　　大禹为百姓的公共利益而铸鼎，将技术与资源用于社会整体的发展与福利，由此才获得“天休（佑）”，建立夏王朝。为天下百姓提供保护与公共服务才是王权合法性的来源，这一观念在九鼎故事中得到表述，也成为中国传统王权观的主流。张光直曾经提出中国青铜文明的连续性与地中海—印欧青铜文明的破裂性问题，认为后者通过技术进步与贸易创造新的财富或是以武力夺取新的资源来推动文明的出现，而前者则是通过巫术—宗教途径榨取更多的财富来推动文明产生。但张光直明显低估了中国青铜文明与王权观的复杂性。黄帝铸鼎飞升与大禹铸九鼎象物都属于神话色彩浓厚的王权叙事，通过对两者的比较，不难发现华夏文明的肇始者至少在观念层面上对两种王权创立的途径都进行过思考，最终则选择了有异于地中海—印欧社会的文明发展道路。但中国的文明之道虽然确实具有浓厚的萨满教—巫术色彩，却更注重因德而获天休（佑）的道德合法性，强调通过“远方图物、贡金九牧”，即集中资源的方式来达到“铸鼎象物”令百姓避免螭魅罔两的伤害这一符合公共利益的集体目的，从而令王权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这一选择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意义似乎未得到足够的关注。而揭示黄帝故事中三神器母题与域外文明的联系，则可令我们认识到中华文明从肇始阶段就是一个开放与包容的共同体，正是在对域外文明的技术、观念、制度的兼收并蓄与自主选择基础上，华夏先民创造出最适合自身的文明发展道路。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22年第4期，请以纸质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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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