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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重学术对话、融入学科建设——对民间文学“学科危机”的思考
梅东伟
谈及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学科发展，不少研究者会很自然地想到一个词“尴尬”，因为无论在“中国语言文学”还是“社会学”学科下，我们都身处“边缘”，常常感到与同一学科下的其他“二级”学科很难“沟通”，甚至无从“沟通”，学科附着于学人，学科的“尴尬”最终导致的是学人的“尴尬”，而走出“尴尬”的出路也在学人。我认为，在相应的一级学科下，建立与其他学科有效的对话、沟通，是解决尴尬，推动民俗学/民间文学学科走出尴尬甚至困境的必然选择。
一
2021年7月，我所在的河南大学民俗学学科接到学校通知：民俗学硕士学位点被取消了。道理很简单，按照当前教育部和学校的学科建设规划，如果某学位点没有所属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支撑，就要被取消。学位点被取消的直接后果，是相关老师不能继续招收研究生，更甚者，相应的本科课程如“中国民俗学”或“民间文学概论”课程也被取消。作为一名教师，在大学课堂上不能“学有所用”，讲授相应的专业课程，无论如何都是可悲的。
需要说明的是，河南大学的民俗学硕士学位点的取消，对相关老师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的招生和教学并未造成很大的影响，这得益于对“传统”的坚持。河南大学的民俗学、民间文学始终在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开设，发展好自己的学科（即“中国民间文学”），助力一级学科，是我们始终坚持和倡导的。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谈，一是在学术研究方面，始终坚持在大学科寻找自己的“位置”，坚持与大学科在学术上的沟通与对话。河南大学有“近代文学研究”的悠久传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张振犁先生就是“近代文学”研究群体的一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民间文学集》（张先生是副主编）和论文《晚清卓越的民俗学者黄遵宪》是当时河南大学近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同时张先生还为研究生开设“晚清民间文艺学概论”课程；张先生之后，高有鹏老师延续了这一“传统”，他的不少论著都带有这种明确的“对话”意识，如《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民间文化思潮》和《论〈李自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问题》c。这种与“中国文学”学科内其他学科学术研究上的自觉“对话”，扩大了河南大学民间文学学科自身的影响，也使之成为学校和学院学科建设、教学中不容“小觑”的部分。在今天，河南大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的教学、研究中，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对话依然延续，如彭恒礼的民俗文化与古典戏曲的研究、梅东伟的民间文学与明清通俗小说的研究。
二
其实，河南大学民俗学/民间文学学术群体所坚守的“传统”，是一种与其他学科尤其“主流”或“强势”研究领域保持必要“对话”与沟通的学术取向，说得功利些，也是边缘学科或“弱小”学科的“生存之道”。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这也是民俗学尤其民间文学研究传统的一部分，这里所谓的“传统”即“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研究。曾几何时，对民间文学的研究者而言，这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但时至今日，已少人问津。“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研究“传统”地位的滑落，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即民俗学/民间文学对与相关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学术“对话”的轻视。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是民间文艺学理论构建中的重要内容。新中国建立后，较早出现的“民间文学概论”是乌丙安的《人民口头文学概论》。这部教材是1956年他为学生开设民间文学课程时编写的，1980年公开出版时命名为《民间文学概论》，其中“上编”第四章为“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由“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发展概貌”“民间创作对作家书面文学的影响”和“专业作家对民间创作的种种影响”三小节组成。此外，第十一章“新时代的民间文学”中还有“新时代作家文学与民间创作的关系”一节。1980年出版的“同名”著作还有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其第四章为“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这部教材影响深远，是当时和后来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教材或研究生招生的参考书，它所构建的中国民间文艺学理论体系中，“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是重要组成部分。钟著之外，值得注意的教材还有刘守华、陈建宪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该书前后三个版本中“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始终是重要章节，只是章节所处的“位置”初版时为第四章，二版、三版时被调整至第十一章，其中也透露出该研究领域在民间文艺学理论体系中的“弱化”。实际上，通览2000年以来的民间文学理论教材会发现，“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在民间文艺学理论体系中地位的滑落是整体性的。有不少教材虽然保留了这部分内容，但已经由“一章”变为“一节”，如毛巧晖、陈勤建主编的《新编民间文学教程》、黄涛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论（第三版）》和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当然，新时期以来的民间文艺学构建中，也有些学者始终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这一领域排除在外，如田兆元、敖其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
然而，随着学界对民间文学本体特征认识的深入，人们发现民间文学有其“自足性”和独立性，并不需要“参照”作家文学。譬如，民间文学有着明显的“表演性”和生活化的特质，这使它在本质上有别于作家文学。对这些特征的发掘和研究也不需要借助于作家文学文艺学的术语或理论范畴，而是要更多地借鉴文化学、社会学的概念。由此，民间文艺学与作家文学的“疏离”便自然而然了。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我们所忽视的不只是一种学术研究的“传统”，还有在日益强调“自足性”和学科“本位”的过程，与相关学科必要对话“能力”的弱化甚至丧失，而这种能力在当前的情势下却是十分必要的。
三
其实，在20世纪初，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发端期，这便是一个多学科学者共同参与，“众声喧哗”的领域，历史学、语言学、中国文学和民族学等学科学者的学术思想在这里沟通、对话，这种情形在今天难以见到了，甚至如“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这类传统“民间文艺学”的论域，许多学者也已不再涉足。可见，我们在强调民间文学自足性和学科畛域的同时，对一些学科“传统”的轻视，但这种重视“对话”的传统在今天有重新“激活”的必要。
当前，在国家教育部和各高校都日益强调“一级学科”建设和“交叉学科”建设的情势下，增强民俗学/民间文学的与其他学科的学术“对话”显得必要、紧迫。当然，强调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与相关学科的“对话”，不是丢开学科本位，因为必要的“畛域”是学科存在的条件。随着不少高校民俗学硕士点的取消，不少老师得以“自娱自乐”的“一亩三分地”没有了，不得不回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或社会学学科下，在此情境下，与相应学科对话将是十分必要的。学科附着于人，如果没有相关的学人了，学科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所讨论的，无论是民俗学/民间文学当下的学科危机，还是新文科背景下的民俗学/民间文学学科如何建设，在本质上都是学人自身的危机或应采取的学术应对的思考。我认为这应从学人本身学术研究的学科定位出发展开讨论，因为体制内的学人在本质上也是在为学科服务。如果说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那就要努力往文学这个方向去靠，在做好民间文学“本位”研究的同时，开展必要的包含“交叉”“对话”色彩的研究，在中国文学或“整体文学”的视野下展开民间文学的研究，从而也使相应的研究能够真正的服务于“大学科”的建设，成为学校学科建设中“有用的”方面。若在社会学学科下，也要通过相应的学术“对话”，融入其中，贡献于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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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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