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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科变动的新常态中坚守民俗学的初心
张青仁
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推动下，不少高校的民俗学、民间文学学科面临着学科调整的问题。关于民俗学学科归属的问题，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就存在争论。随着新文科与交叉学科的发展，未来可能还会面临着学科目录的变化。在学科动态调整的新常态下，民俗学者对此予以关注固然重要，但更需要明晰的是，如何在这种新常态的背景下坚守民俗学的学科初心。
回顾中外民俗学史，可以发现，民俗学的发展离不开变迁与动荡。民俗学的兴起，与现代性、全球化对于地方社会的渗透，以及知识分子对全球化的对抗，并在这一过程中对地方性的重塑密切相关。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在欧洲的发展，现代性带来的问题随之而生，知识分子希望对地方传统的发现与强调，解决现代化带来的危机，民俗学应运而生。与人类学相似的是，民俗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建立在以所谓“我们文化”为中心的基础之上，在进化论脉络下预留了以现代文明为终点的顺序。与人类学不同的是，这种顺序并非是超越族群、国别界限，对不同文明之间的阶序排列，而是一个共同体内社会分化的阶序等级，是以线性的时间观对本土社会内部的空间化建构。此外，这种建构以我们文化为中心，却并不意味着对于我们文化的优先地位，而是在对于共同体内阶序文明认知的基础上，去发现高贵善良的野蛮人以及他们创造的自然形态的文明，以此缓解现代性发展带来的焦虑。
中国民俗学更代表了第三世界国家民俗学的发展状况。“眼光向下的革命”“北大歌谣运动”是为了完成对于底层民众的关注与启蒙，实现民族国家的建构，包括后面的少数民族识别也是处理民族国家建设问题，同时也是对本土性知识的强调、对于自我的反思性批评。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的民间文艺运动，其实也是通过发明民族国家的民间文学来实现民族认同与团结。在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像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玻利维亚，这些地方的民间文学跟民俗学也是紧密联系的，它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拉美文学，更多的是表现为社会运动的产物。比如经典的案例就是玻利维亚《老鹰之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的缘起。可以说，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民俗学的发生更表现为现代性和全球性叙事过程中对本土性的强调，对自我的反思和批评。
梳理中外民俗学史，大致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俗学的发生与发展，与全球化与现代性密切相关。随着一个社会步入现代文明，当劳动分工与阶层分化普遍发生时，必然伴随着如何认同自我与认同他者的问题。虽然这种认同，或是出于自我焦虑的缓解，或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建构，或是政治动员的需要，亦或是对于全球化本身的抵抗与回应。无论如何，终究是这种对于本土社会中多元他者的认同促成了民俗学在世界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民俗学对于他者、分化、变迁的关注，与人类学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正是因为这些，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民俗学被视为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学科边界的模糊，并不意味着对学术初心的放弃。本人非常赞同岩本通弥的《以“民俗”为研究对象即为民俗学吗——为什么民俗学疏离了“近代”》一文观点，他认为民俗学除了关注全球化进程中地方社会的多元性以外，也更多强调从民间社会产生对“社会主导概念下的文化假设”和“精英思维模式”的批评。这也是对“民俗”概念实质的承认与民俗学学科初心的回归。岩本的分析蕴含了这样的逻辑，每个社会都有阶层、阶级的分化，但任何一个阶层都有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常识。与系统性的、精细的现代科学的话语体系不同，作为本土社会不同阶层知识的民俗具备着多元的面向。这也正是民俗学研究的对象与推动民俗学持续发展的动力。民俗学者的研究及其对于其他阶层的知识系统的深入，并非是在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对社会内部阶层群体阶序等级的污名化建构，而是在对社会内部共同体身份确认的基础上，知识分子对于共同体内部他者理性的积极拥抱，并在不同知识系统之间寻求的一种理性对话的互动关系。这并非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内部的阶序性建构，也不是对于民间社会的否定，而是在共同体意识的支配下，对于共同体内他者知识理性的承认，在对边缘的、本土的、作为日常批评来源的民俗传统承认的基础之上，确立一种对话、连续的共同体的身份，进而以共同体内部不同知识的对话、碰撞与批判，在不同阶层互动与参与中，实现社会的美好前进。事实上，这也正是民俗学在中国兴起的初心，也是其与人类学的区别所在。
随着这些年来教育部门学科的目录的调整以及“新文科”概念的提出，跨学科、交叉学科成为了新一轮的潮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世界与中国社会发展处于一个迅速发展的阶段，如何坚守民俗学的学术初心，以本土性的、生活性的知识，审视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与变迁，在同属于“民”的共同体内，推动美好生活的实现，需要这个学术共同体内诸位同仁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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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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