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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镜像力——节日“身体间性”的峰值呈现
张勃把节日定义为：“节日是以历法为基础的、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具有特定习俗活动的特定时日，是特殊名称、特殊时间、特殊空间、特殊活动、特殊情感的五位一体。”对这个定义，我们还可作进一步的简化：节日是在公共空间下，被广泛人群所参与的，一次（周期性）密集的，且充分自由而又高度规范的社会表演。当然，节日不会一直都处于表演之中，它也有着如同寻常的“吃喝拉撒睡”，但就是这些日常的情形，也被节日的氛围和节日的规范所笼罩。所以，观察和研究节日，不仅要观察和研究节日的文化事项，更需要我们去观察和研究节日中的人，研究节日中的人的身体处于何种状态，而只有透过身体的状态我们才能看到更多的社会及文化支配的力量，从而更充分地了解和理解节日文化事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它与记录节日这一行为本身又构成了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麦茨说：“纪录片不具备区别于剧情片的独特的表意形式，和剧情片一样，纪录片的表达也离不开虚构。‘一切影片都是剧情片’。”
尼可尔斯说：“每部电影都是一部纪录片。即使是最荒诞怪异的故事片也带有孕育其文化的痕迹，并再现了在其中进行表演的那些人的特征。实际上，我们可以把电影分为两类：（1）达成心愿的纪录片；（2）再现社会的纪录片。”关于故事片与纪录片，如果说尼可尔斯从电影诉求上解释了二者的区别，那么麦茨则从如何达到这个诉求的手段上指出了二者的不同。而正是在手段上，也即在形式上，我们才能见到显在的区别。因为，一切理念和意愿，乃至逻辑的内涵都是不可见的，而惟有表述和用以表述的介质才是可感的。
纪录片：用身体丈量人与现实的距离
正是身体这个介质才构成了故事片与纪录片的显在分野。
人物塑造。（1）故事片的身体是被剧情控制了的身体，纪录片的身体是被生活控制了的身体；（2）故事片的身体在表演区展开，纪录片的身体在生活中展开；（3）故事片的身体行为可以重复多次，纪录片的身体行为很少重复；（4）故事片的身体与导演的身体保持着职业的距离，纪录片的身体与导演的身体保持着朋友的关系；（5）故事片的身体是无禁区的身体，纪录片的身体是难以进入的身体；（6）故事片的身体是与本人分离的身体，纪录片的身体是与本人同一的身体。
人物被观看。（1）故事片的身体是虚构的身体，纪录片的身体是真实的身体；（2）故事片的身体是经过装扮的身体，纪录片的身体是未经修饰的身体；（3）故事片的身体是可以全部打开的被凝视的身体，纪录片的身体总是自我掩饰或者半遮半掩的身体；（4）故事片的身体唤起的是对于人物形象的认同，纪录片的身体唤起的是对本人的认同；（5）故事片的身体是一种有距离的被观看的审美的身体，纪录片的身体是一种无距离或者近距离的被尊重的社会的身体；（6）故事片的身体不能显示其与后台的关系，纪录片的身体随时会显现其与后台的关系。
以上我们分别从人物塑造和人物被观看两个维度找到了12个主要差异。现在，我们还必须完成第二次转换，即从作为记录对象的身体，到作为创作者的身体。创作者的身体被记录对象的身体所规定和限制，因为他全部的工作只能是围绕着记录对象的身体而行动。你可以刺激他，让我们在镜头中看到某一瞬间的情绪变化，但你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改变他。因此，从镜头呈现来看，所有的机位、景别、运动、方向、视角都是为能充分展示记录对象的身体而产生的，且充满了记录对象身体的随意性。所以在纪录片里，表面上我们看到的镜头画面与故事片没有差异，都是受制于视听语言的基本规则在呈现，但其实，我们从这些被呈现的画面上，看到的不仅是记录对象身体的呈现，也能看见纪录片导演（或者摄制者）身体的呈现，不仅如此，我们还能看到二者的同时出场，通过对话、通过机位设置、通过视线交流、通过第三者反馈，等等。可以说，纪录片中的身体呈现是一种复合的身体呈现：导演的身体被记录对象的行动逻辑所制约，记录对象的身体又被生活逻辑所制约，最后成为多种身体的交互呈现，并通过这种交互呈现展示着导演所理解的生活世界。但在故事片中，我们却看不到任何导演（创作者）的痕迹。因为，故事片是一个完美的缝合系统，它是通过角色丈量我们与想象世界的距离。纪录片却是通过身体丈量我们与现实世界的距离：“正是在身体与其生存的世界之间的这种具有‘建构’与‘被建构’、‘向周在世界开放’与‘向身体内在世界传送信息’的双重交错过程中，身体及其精神活动获得了生存于世的意义，而身体也和其周在的世界合为一体：身体感知到自身的界限及其生存于世的经验，而世界也因此被感受到它的存在。”
也许身体作为一个基本前提，早在纪录片创作者那里得到了一种自觉：“小川的纪录片可以被称为身体主义的纪录片，这是我从观看他的纪录片《三里冢·第二堡垒的人们》开始产生的感觉。在这部影片拍摄的三年时间里，小川的摄制组几乎是把摄影机绑在身体上，同时又几乎是把镜头贴在对峙的人们的肌肤上拍摄的，摄影机已完全变成身体的一部分。”但实践的自觉并不能代表理论的自觉，更不能代表纪录片语言表述系统就能自动的生成。这样一种崭新的理论意识，也将有助于我们从纪录片的“身体介质”出发去完成对节日中的身体及其呈现特性的认识和理解。
节日中的身体及其呈现
身体研究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了。但我们在对纪录片语言表述系统进行思考的同时却再次发现了身体，并试图以此为出发点，去建构一整套关于纪录片表述的语言系统。而节日影像志的出现，则又为这一努力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因为，节日中的身体最集中和最突出地体现了属人的身体的全部感觉经验和文化惯习的汇集与释放。同时，通过节日影像志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总结，也可以给节日研究，乃至民俗研究中处于长期缺失的身体研究以鲜活的案例分享和理论拓展。
关于民俗和节日中的身体研究，王霄冰和禤颖有过较为全面的总结和回顾：“美国学者凯瑟琳·扬虽然提出了‘身体民俗’的概念，但并未对身体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的建构。中国古代典籍中富含身体民俗的记录与书写资料，早期的中国民俗学者江绍原、黄石等曾利用文献与田野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身体民俗的研究，当代民俗学者刘铁梁、彭牧等又结合中国的学术传统，从对民俗主体的关注出发，提出了民俗学乃身体感受之学等理论观点，为身体民俗学这一学科分支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作为研究与身体相关的民俗事象并关注身体参与民俗文化建构过程的学科领域，身体民俗学特别注重田野调查过程中主客体双方的身体参与、身体经验和身体感受。除了参与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常用方法之外，个人叙事和虚拟民族志对于身体民俗研究而言也是极为有效的研究方法。”在该文中，作者明确提出了身体问题不是单向度去发现生活中乃至节日中的身体民俗，作为一种陈述或者呈现，它需要主客体双方的身体参与、身体经验和身体感受。这一观点表明，任何事物只要进入意义系统被发现或者被转述，都不可能是一种纯然的、自在的存在，它必将与携带着其他文化印迹的身体进行对话和交流，以达成一种理解与共识，进而才可能在更广泛的群体和空间中展开自己以及被外界所认可和接纳。节日影像志，正是以记录者身体参与的一次大规模节日民俗文化事项的影像工程。在这个过程中，记录者将以身体为媒介与节日中沉淀了多种民俗文化特质的身体相遇，而我们把这个相遇称之为“身体间性”的峰值呈现。
在节日中，你可以看到身体暗藏的潜流，但你更能看到身体的和谐表达；你可以看到世俗纷争的身体，也可以看到最神圣肃穆的身体；你可以看到被禁锢的身体，被规范的身体，也可以看到癫狂的身体和怒放的身体；你可以看到禁欲的身体，也可以看到放纵的身体；你可以看到某个神秘的身体，也可以看到一群人相互敞开的身体……凡此一切，皆因节日之故。所以，只要有节日来临，人们总是愿意把自己的身体装扮一新，并（常常如春节那样）不顾一切地想回到自己身体熟悉的时空环境下，与自己熟悉的身体一道过属于自己身体的节日。
而这样的节日的身体大观，就无时不刻在考量着以身体为介质的影像志工作者，他不仅要知晓和熟悉这些身体所表征的节日文化特质，而且还要和这些荷载着节日文化特质的身体达成一种相互理解的备忘录，以便记录者的身体可以从容而迅速地进入节日的身体阵群，捕捉和记录下这节日身体的多彩多姿和尽善尽美。
因此，“身体观”是从纪录影像的基本属性和节日民俗的基本特性两个方面对节日影像志所做的基本规定，而“戏剧观”则是节日影像志展开的骨架，“深描”是节日影像志的血肉。唯此，我们才能真正地“回到节日本身”。
四、生生不息——回到节日本身
作为节日影像志的总牵头人，原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曾有个较为形象的说法：“节日影像志不是拍一个完美的、标准的节日，不是去建构一个经典的节日，而拍具体的节日，不拍想象的节日，节日的现状是什么就记录什么，记录此人、此时、此地、此事，记录节日变化的过程。”显然，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在很多节日影像志创作团那里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不仅如此，也并未在很多审片专家那里得到自觉的贯彻。究其原因，还是对“回到节日本身”缺乏足够的理解。那么什么是“节日本身”呢？在追问什么是节日本身之前，先理清一下什么是“事情本身”这个重要的哲学命题。
“经验主义论证的基本缺点是，把对返回‘事情本身’的基本要求与一切通过经验获得的知识论证的要求相等同或混而一谈。经验主义者通过他用来约束可认识的‘事情’范围的可以理解的自然主义限制，干脆把经验当作呈现着事情本身的唯一行为。但事情并不只是自然事实。”在胡塞尔看来，事情本身必定要经过现象学还原而来，即要经过“客观对象与原本的主观的被给予方式之间的先天相关性”这一大片“意向性意识”的还原才可能回到事情本身。海德格尔却给“事情本身”找到了存在论基础：“让人从显现的东西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因此，事情本身首先就应是那种表现自身为自身的东西。这个事情本身就是“此在”，且必须让此在自己解释自己，在这种开展活动中，现象学阐释只是随同行进，以便从生存论把展开的东西的现象内容上升为概念。”而伽达默尔则更进一步赋予“事情本身”以历史内涵。他以“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为哲学出发点指出，“理解并不是更好理解……我们只消说，如果我们一般有所理解，那么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这就够了”。
上述三位哲学家所说的事情本身，都揭示了事情本身的不同面向：一个是在意向性意识中不断被还原的事情本身，一个是正在生成的事情本身，一个是具有历史局限的、被理解的事情本身。就本议题而言，说的面向节日本身，主要是指面向正在生成的节日本身。那么，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将这个正在生成的节日本身表述为“如其所是的那样展开节日自身”。如其所是，就是从一种“已然”的节日迈向一种“未然的，或有逻辑可能的事态”的节日，也就是说按照节日自己对自己的规定那样所展开的节日。这就回到节日自身的规定性原点了。
刘东在《有节有日》中，以一种文人的意气呼吁道：“节”与“日”应各归其事，各安其命，只要有“这样的‘有节有日’，我们的生活就将重上轨道，更像个‘天生蒸民，有物有则’的样子。”而张祥龙在《节日现象学刍议》中则更为理性和理想地论及：“节日是不可规定的，不可强迫的。节日是生命节奏与命运感受相交和而生发出的赞歌：它们是追忆之歌，又是希望之歌，也是及时行乐、忘怀得失之歌。‘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它们是人生与天地日月以时相通的‘眼’。”
显然，不论是刘东还是张祥龙，他们提到的这样一种“节日”就是从节日本原意义上，即从节日之为节日的意义上加以论述的。面对不断变化和生成中的节日，我们要做的，就绝不仅仅是在想象中去还原“过去的”节日，或者按照与节日属性无关的“理想”或“计划”去建构节日。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李松所提到的“此人、此时、此地、此事”的事实基础上，以“如其所是”为理念，在记录的同时去追问、反思和判断……而这也是节日影像志除了满足抢救性资料属性之外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使命和担当。
（原文刊载于《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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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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