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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与“言文桥接”
在航柯和弗里提出的“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29]中，最为出名的当属芬兰史诗《卡勒瓦拉》（Kalevala）。伦洛特（Elias Lönnrot，1802—1884）是芬兰语文学家和口头诗歌搜集者。他在乡间行医过程中大量接触到民间诗歌，引发了他搜集整理和刊布这些诗歌的想法。他先后出版有《康特勒琴》《卡勒瓦拉》《康特勒琴少女》《谚语》和《芬兰语—瑞典语词典》等。其中史诗《卡勒瓦拉》出版过不止一个版本，给他带来了巨大声誉，并很快就产生了国际性影响。世界上主要语言都有该诗译本，仅英语译本在过去一百多年间就有三十种之多。
芬兰并没有一部长篇史诗构成伦洛特编缀《卡勒瓦拉》的基本骨架。按照航柯的说法，芬兰﹣卡累利阿的史诗短歌（epic lays）主要发现于芬兰东部边界地区和若干相邻地区。这些短歌在本质上是史诗，但一般只有一百到四百诗行，经常出现在劳作间隙以娱乐民众，或出现在节日和庆典等场合。芬兰民间还有诸多咒语、婚礼歌、狩猎诗和各种抒情歌谣，以及其他各种诗歌样式，它们都是“四音步”扬抑格的格律（*）。以荷马史诗和《埃达》（Eddas）为样本，伦洛特追求一种相对松散的线性叙事结构，但在编纂“老卡勒瓦拉”（32诗章，12078诗行，1835年出版）时，他还是遵循了若干杰出歌手的“大脑文本”（mental text，将在后面讨论）。随着所掌握的民间诗歌从内容到形式的进一步丰富，他宣称他也拥有了歌手的权威，进而按照自己的“大脑文本”开始编缀诗歌。其结果是“新卡勒瓦拉”（50诗章，22795诗行，1849年出版）的面世并引起巨大轰动：芬兰拥有了民族史诗，增强了语言文学方面的自信，有了文化认同的标志，并从此在欧洲文学版图上拥有了一席之地。[30]
伦洛特的工作方法和背后的理念值得总结。在创编“老卡勒瓦拉”时，他创造了一种“多重音声的对话”（multiple-voiced dialogue）模式来呈现史诗故事。至于作为叙事者的伦洛特，虽然也出现在诗歌中，但却尽可能低调和隐身。经过学者仔细研究，伦洛特本人的独创部分，只占整个诗歌的3%，主要作为歌者发声（*）。总之，在编缀这部史诗的过程中，伦洛特以其三重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置身芬兰历史之中的故事讲述人；二是搜集、组织和出版史诗的中间人；三是芬兰历史文化的阐释者和代言人[31]。
伦洛特的开创性工作具有几方面的意义：首先，历史上“源于口头的文本”或“书写的遗骸”总体上是口头传统的派生产物，是在承载叙事的媒介上发生了转移。伦洛特则不同，他是有意识要创造民族史诗，以顺应时代的要求。所以有学者说，伦洛特既是过去的复活者，也是未来的幻想家，更是将芬兰民间诗歌所蕴含的精神与当时西欧社会文化思潮结合起来的诗歌编纂者[32]。他的“以传统为取向”的文学创编活动，在史诗谱系中占据了专属位置，赢得了世界性认可。其次，伦洛特的史诗构合，完全是建立在他对芬兰传统诗歌（乃至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的全面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他比任何一位芬兰民间诗人对民间诗歌的了解都更全面，进而还将这些民间诗歌与民族意识觉醒和文化认同潮流相整合，指向自由和进步。这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严酷统治时期尤其可贵，而且大大提升了传统文化的境界和现实意义。伦洛特则成为传统的权威代言人，获得了无可否认的文化地位。再次，伦洛特所搜集的史诗短歌，原本是创编出来供聆听的，但他心中的预期受众，则都是用眼睛阅读的。文学接受活动从原来的供耳朵聆听，转到新文本的供眼睛阅读，就完成了从“耳治”到“目治”转变。洛伦特通过将民间叙事材料加工打磨整体贡献给精英和社会各界，让芬兰的知识界和广大民众从传统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力量，也就让传统艺术和思想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用航柯的话说：“最终口头诗歌在自然环境中开始凋敝，但其第二次生命通过这部民族史诗在国家的文学文化中得以延续。”（*）伦洛特的工作，就为口头文学在书写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如何自处和发展，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最后，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占据了文学版图的两翼，在中间地带还有诸多“过渡性”现象。作为打通二者的杰出代表，伦洛特“以传统为取向”，大量使用民间材料，以民间诗性智慧法则为本，以创编“民族史诗”为鹄的，将短歌熔铸为鸿篇巨制，不仅成就了其个人一生的伟绩，也造就了芬兰民族文学的辉煌——在层峦叠嶂的世界史诗版图上出现了一座新的高峰。
除了像伦洛特这样热心关注民间诗歌的搜集整理人，也有假托古人或名人的冒名者，一个久负盛名的例子是关于莪相（Ossian）的诗作。苏格兰诗人和翻译家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1736—1796）曾刊布《莪相之诗》（The Poems of Ossian，1765），声称这是公元3世纪苏格兰说唱诗人莪相的作品，一时名动全欧洲。《莪相之诗》中流露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和田园牧歌格调，对早期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影响很大，歌德、司各特等人对其极为追捧。斯塔尔夫人认为欧洲文学有南北两个源头，南为荷马，北为莪相，足见其影响。这些诗歌后被证实是假托之作[33]，麦克弗森的作伪方向是尽力模仿民间风格。与之形成有趣对照的是蒲松龄，在其《聊斋志异》中有诸多篇什改写自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由作者对民间材料进行了萃取和提炼，再以典雅文言写成供案头阅读的经典，赢得了长久的称赞。两种跨界利用材料，两种后果，不能不令人深思。
以今人版权意识观之，则假托、冒名等实不可取。不过，版权的观念和制度建设是私有制充分发展阶段的产物。在人类文明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知识、自然资源、技术和艺术创造都是共享的，没人声索版权和连带收益，也因为这种无障碍共享，大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不仅各有其从生产到消费的循环体系，彼此也多有交集：口头的诗人向文人方向靠拢[34]，文人则通过效仿民间的形式和风格而求变出新[35]。这种双向交流越是频繁充分，整个民族的文学生态环境就越健康。“以传统为取向”的民间文本通过文人制作，在口语的社会和书写的社会之间搭起了沟通的桥梁，我称之为“言文桥接”，以说明文学阅读的延伸及其多种可能性。那些久已消失或行将消失的口头演述，经由文人之手完成符号转换，附着在文字上，再度进入读者眼帘。这就像是昆虫的破茧羽化，获得了第二次生命。那些古老的歌诗，终于在书写技术通行的世界中翩然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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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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