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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动词的扩展义与韵文叙事
如果将名词与动词进一步拓展为以名词性成分为主的静态描述，和以动词性成分为主的动态进程，那么这两类单位还将有助于辨识叙事的文类和风格。
上文主要基于名、动词的基本义。以此为中心将语义向外推衍，在扩展义上，名、动词不只是根据词类属性进行绝对划分的结果，还能够依据主体叙事的行动进程来判断。动词性成分可以被提取为一连串的主体情节，它们动态地衔接、行进。名词性成分则指向那些与意义有关、偏于静态性的内容，其中也可能含有动词，但这些动词并不能推动该文本的主体叙事进程，因此应被视为名词性成分。比如叙事诗中有大量对景物、服饰、人物的描写，此时，主体叙事几乎停滞，这些描写语言尽管也含有具体的动词，但是主要起静态性、修饰性、名词性作用；再如传说结尾常见的“妻子伤心欲绝，变成了望夫石”，虽然也是含有动词谓语的表述，可是相对于主体叙事的情节而言，它明显呈现为以“名”（望夫石）为中心的概述性、交代性的静态背景，因此是名词性的。
扩展义关涉叙事文体的韵散之别。有些口头传统动词性强，如民间故事；有些则名词性强，如抒情歌谣。对比那些讲述了同一主题的史诗和神话，或关于同一地方人物的叙事诗和传说，在散体叙事中，无论言者还是听者，都对情节推进（动词性）有更多关切。散体叙事中名词性成分的密度较低，能够保障叙事时间的连续性。相反，名词性成分在韵文叙事中常有密集分布。韵文叙事往往比散体叙事具有更多静态描述的、修饰性的内容，这些名词性成分延宕叙事，暂时中止了情节进程，有助于人物性格、情感、氛围、风格等方面的具体展现。除了前文提到的特性修饰语，乌·纳钦总结的史诗的“程式意象”也是常见的名词性成分。“程式意象”指的是“程式诗句中聚合传统性美学表象和意义的字或词”，在一次演唱中，某些场景可能极为简洁，而在另一次演唱中，歌手又会竭尽所能、事无巨细地描述同一场景。后一种情况中往往增加了大量程式意象的诗句。如格斯尔史诗“英雄披甲戴盔”的典型场景中，格斯尔可汗披甲戴盔，整装待发，此时的描述从内甲到外甲，从外甲到腰带，从靴子到金银战甲，从胸镜到头盔，从蟒袍到锦旗，从箭筒到神剑……史诗歌手在脑海中储备了大量关于服饰、铠甲、武器等意象的程式诗句，并能够娴熟运用，这些名词性的民族传统审美意象构成了该场景的基本内容。
基于名—动词性成分在叙事文本中的密度差异，韵、散文叙事的相对关系示如下图：
六、结语
符号的组合与聚合是叙事语言的两种根本关系，我们可以设置一些观察维度，比如名词与动词，或共时与历时，对各项基本符号按照相应的规则进行重组。
名－动词性成分的密度问题可上溯到中国文学的抒情与叙事传统。无论韵文还是散体，叙事的节奏、速度、审美风格，均与名—动词性成分的密度直接相关。以史诗为例，名—动词性成分共同构造了史诗语域（register），建构了史诗特有的意义空间，可以作为切入史诗研究的一条路径。以往对韵文叙事的研究多认为其风格受到演唱者、语言、民族、听众、现场其他语境要素等诸多因子的综合影响，我们也可以通过名－动词性维度和三个叙事层级对其进行形态分析，在文本内部追踪其风格的来源。
故事学的名－动词性维度已如前述。名－动词性成分作为特定的表达形式，本身即可被视为文本的形态特征。至于前文尚未述及的共时与历时，无论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还是刘魁立、施爱东、漆凌云等国内学者的系列研究，都在严格限制材料边界的前提下，排除时间、地域、民族、人群等外部因素的干扰，将所有材料视为均质，从而开展纯粹形式的、共时态的内部研究。然而形态学并不必然等同于共时研究。共时只是形态研究常设的条件之一，并非不可改变；条件都是由研究者根据目标问题自行设置的。我们也可仿效之，比如取消共时－历时，代之以名－动词性维度，只要这些条件辐射到所有文本，能够保障材料在相应方面的均质性。我理解的形态学，可以包含所有对材料设置统一条件的纯粹形式研究，包括共时、共地、共民族，或同名、同主题、同情节、同结构等等，最终可以由形式特征指向对意义的表达。
（原文发表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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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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