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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龙王与四海神的合体
海龙王信仰是龙王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与四海神存在相互纠缠的关系，其历史梳理需要回溯到四海神信仰的源头。我国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了四海神观念，并且历代帝王都重视祀海，赋予了四海神非常稳固的地位，因此最初龙神(龙王的早期称呼)和四海神的领域界限分明，龙神主要在陆地水域中，而四海神则称霸海域。虽然如此，但二者均与水关系密切，具备合体基础。唐代海龙王的身影开始在不同文献中出现，在与四海神信仰保持了一段各自独立的发展历史后，到宋代有资料明确显示，四海神的名称之下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海洋水体神形象，而被替换成了四海龙王，仿佛是经历了一场悄无声息的竞争，自此海龙王进入沿海的海神庙中接受人们奉祀，并且成为四海神之真身，至今仍在北方海域兴盛不衰，这也是龙王信仰定型的最后一步。
(一)四海神信仰的发生与发展
海龙王是顶着四海神之名崛起的——即本文所谓的“合体”，因此要理清海龙王的历史，首先要追溯四海神的历史。
关于四海神形象的描写，最早应是出现在《山海经》中，其中记载了东海神禺、南海神不廷胡余、西海神弇兹、北海神禺强(禺京)，除南海神被描述为“人面”外，其他都是“人面鸟身”形象。《太公金匮》中提到的海神则是南海神“祝融”、东海神“勾芒”、北海神“玄冥”、西海神“蓐收”，书中称他们为“丈夫”，可见此时人们将海神想象为男人之形。汉代纬书《龙鱼河图》中的四海神有名有姓，还各有夫人。唐代海神没有明确的形象描述，但据有关记载可推测海神本质应是海洋水体化身之神，如《册东海神为广德王文》载：
惟东海浴日浮天，纳来宏往，善利万物，以宗以都。朕嗣守睿图，式存精享，神心允穆，每叶休征。今五运惟新，百灵咸秩，思崇封建，以展虔诚，是用封神为广德王。
其中朝廷对册封原因的说明紧扣海洋水体的特征，称赞了海之广阔、善纳、利泽万物，可见海神很可能就是海洋水体之化身。另外，韩愈的《南海神庙碑》写道：
海于天地间为物最钜。自三代圣王，莫不祀事，考于传记，而南海神次最贵，在北东西三神、河伯之上，号为祝融。
作者赞叹了海之大并强调了其“祝融”之称号，这表明先秦的四海神观念在当时仍具生命力，可推测唐代四海神依旧延续了人形。
祭祀是民间信仰的重要构成部分，未纳入祭祀的神话或故事形象不能称之为信仰对象。因此要了解四海神信仰，还需了解其祭祀情况。对四海神的祭祀也是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发生，如《礼记·月令》载“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渊泽、井泉”，《礼记·学记》载“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此后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祭海。《汉书·地理志》东莱郡临朐下注解“有海水祠”，说明此时已有民间为海神立祠的现象。隋代首次出现官方为四海神立祠祭祀的明确记载：
开皇十四年闰十月，诏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无闾山，冀州镇霍山，并就山立祠。东海于会稽县界，南海于南海镇南，并近海立祠。
唐代四海神地位有较大提高，除延续前代“严时以祀”的制度：
五岳、四镇、四海、四渎，年别一祭，各以五郊迎气日祭之……东海，于莱州……南海，于广州……西海及西渎大河，于同州……北海及北渎大济，于洛州。其牲皆用太牢。祀官以当界都督刺史充。
祀海还被列入中祀，而同一时期的五龙祠仅是小祀：
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帝社、先蚕、孔宣父、齐太公、诸太子庙为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众星、山林、川泽、五龙祠等，及州县社稷、释奠为小祀。
更重要的是唐玄宗为四海神封王，确立了其在海域神明中的最高地位：
(天宝)十载正月，四海并封为王……太子中允李随祭东海广德王，义王府长史张九章祭南海广利王，太子中允柳奕祭西海广润王，太子洗马李齐荣祭北海广泽王。
伴随这一系列举措，此一时期遣使祀海的记载及有关祭文也明显增多。
综上，四海神信仰自先秦至唐，地位逐步上升，唐代封王达到其巅峰位置。此后，四海神在不知不觉中走向隐没，被海龙王悄然取代。
(二)海龙王信仰的发生
中国原有的龙居于陆地水域、主管降水，首先引入“海龙王”说法的是魏晋时期的汉译佛经《海龙王经》。此后道教经典《太上洞渊神咒经》才出现“四海龙王”的提法，但并未提及其与海洋的关系，而是用以防火安宅。
唐代，海龙王在佛道教经典以外的文献材料开始反复出现。唐传奇中较多见，如《叶法善》中东海龙王因幻僧竭海窃宝而向叶法善求救，《巴邛人》中提到“君输我海龙神第七女发十两”，《震泽洞》中提到“盖东海龙王第七女掌龙王珠藏”，《长须国》中虾王派驸马向海龙王求救。唐诗中也时有对海龙王的想象：
不敢唾汴水，汴水入东海。污泥龙王宫，恐获不敬罪。(卢仝《冬行三首》)
海宫正当龙睡重，昨夜孤光今得弄。(鲍溶《采珠行》)
除了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外，《太平寰宇记》引唐代《郡国志》提到：
陂见有海龙王神祠在焉。
顾况的《释祀篇》借温人因雨潦祀海龙之事解释祀典制度，也提到“海龙”“海庙”：
龙在甲寅，永嘉大水，损盐田。温人曰：“雨潦不止，请陈牲豆，备嘉乐，祀海龙，拣辰告庙，拜如常度。”况曰：“不可。夫天雨若，其冥数也。天苟不已，龙曷能已?先王经物，祀典有常。今海为川长，龙为介长，不应祀而祀之，非礼也。”
这说明至少从唐代起民间就已经出现信仰海龙王并为其建庙祭祀的现象。海龙王庙进入记载预示了海龙王信仰的崛起，也意味着其取代四海神之路的开始。
(三)海龙王与四海神的合体
通过上面两部分的梳理可知，唐代是海龙王信仰和四海神信仰发展的关键时期。此时海龙王信仰发展起来，有关的传说故事频现，民间海龙王庙及信仰活动的记载也已经出现；四海神信仰一方面延续着前代的信仰传统，一方面通过唐代统治者的册封获得更加尊崇的地位，二者处在共同上升的状态。我国很早就有万川归海的观念，《庄子》即言“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这种观念将龙神和四海神的统治区域联系在一起。汉代又出现了向东海神祈雨并得到回应的材料，如谢承《后汉书》载：
奚延转议郎，徐州遭旱，延使持节到东海请雨，丰泽应澍雨，与京师同日俱霈，还拜五官中郎将。
这为东海神赋加了与龙相同的降雨功能，进一步加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相关联的统治区域和相同的功能作为基础，再加上同时表现出上升之势，海龙王与四海神的合体在唐代已经呼之欲出。
相较于前代，宋代统治者尤其热衷于封赐神明，此时对四海神的封赐也增加了。宋代除了延续唐制按时祭祀四海神之外，又在唐代封号的基础上继续加封，通过对比加封材料及其他相关记载可知，宋代所谓的四海神已经被置换成龙王形象。东海、南海实在疆域之内，获得册封最多，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两位海神的有关记载来看。南海神在宋代受到过数次册封，其中高宗绍兴七年(1137)的加封记录不同以往，将南海神之庙称为“南海龙王祠”：
洪圣广利昭顺威显王庙。庙在广南东路广州南海龙王祠。其配明顺夫人，徽宗宣和六年十一月封显仁妃；长子封辅灵侯，次子封赞宁侯，女封惠佑夫人(其洪圣广利昭顺王自初封至加封年月并未见)。高宗绍兴七年九月，加封洪圣广利昭顺威显王。
再看东海神，孝宗乾道五年(1169)加封东海神的记载提道：
绍兴辛巳，虏人入寇，李宝等舟师大捷于胶西，是时神灵助顺，则东海之神于国为有功矣。
也就是说东海神因助李宝大捷胶西而加封，而此事后代文献《齐乘》也曾提及：
石臼岛龙祠。胶州海边，宋绍兴三十一年封佑顺侯，赐额“威济庙”。完颜亮南侵，遣舟师由海道趋两浙。宋将李宝遇于胶西海口，祷于神祠，得风助顺，遂殪金师，故加封。
由这两条材料可知东海神庙即石臼岛龙祠，再回溯宋代文献，确实也存在石臼岛龙祠的记载，记载显示该祠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获封赐，当时庙址就在密州：
石臼岛龙祠。在盐城县、密州胶西。光尧皇帝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赐庙额“威济”，封佑顺侯。先是于密州立庙，封爵赐额，其后以胶西隔绝，诏于楚州盐城治海建祠焉。
综上可以确定绍兴三十一年(即绍兴辛巳)助李宝大捷于胶西且获封赐的东海神之庙就是“石臼岛龙祠”。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确定宋代东海神、南海神即东海龙王、南海龙王，只是人们已习惯于用传统的“海神”称之，亦可进一步推测历来为官方重视的四海神在宋代已经被替换成四海龙王。莱州东海神庙和广州南海神庙作为朝廷指定的官方海神庙相关记录甚多，民间海神庙很难得到同等重视，仅有零星记录，但亦可反映民间的信仰情况，如《宋会要辑稿》载：
东海龙祠。在朐山县。神宗熙宁八年十月封灵德侯。
《太平寰宇记》载：
(蓬莱县)海渎祠，在县北二十四里大入城上。
(掖县)海神祠，在县西北十七里。地理志云东莱郡有海神祠，谓此也。
郡国县道记云“临朐有海水祠”，今故城北去海二十里，南去海神祠约五六里，与汉志注同。
宋代统治者非常重视民间信仰，封赐秉持“灵验”原则，并要求地方主动上报，派官员访问民众、加以核查，已有稳固信仰基础的神明才有机会得到封赐；海龙王与四海神在宋代合体，与当时官方、民间频繁的信仰互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沿海民众建庙奉祀海龙王的现象在唐代已有记录，到宋代海龙王才与官方祀典中的四海神画上等号，应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海龙王获得了坚实的民间信仰基础，再通过宋代朝廷的册封实现了二者的合体。虽然宋代海龙王已成为海神庙的主神，但“海神”及“海神庙”的称呼习惯一直延续到清代。《元史》《明史》《清史》中有许多遣使祀海、封赐四海神、修建海庙的记载，这些记载均沿用了传统的“海神”称呼，另有一些记载则改称“龙王”，如元代樊恩征《重修龙王庙记》是为东海神所作：
利津县东海广德灵会王行祀在焉，惟神海之所主也，祀典载之详矣。夫军国之需，盐贡是尚，凡兴作煎办，必借是神之佑，莫不备香火，割牲酾酒以奠。
清代《清朝通典》中关于雍正册封四海神的记载使用了四海龙神的称呼：
(雍正二年八月)又加四海龙神封号，东海曰“显仁”，南海曰“昭明”，西海曰“正恒”，北海曰“崇礼”，均遣官赍送祭文香帛，令地方官致祭。
清代《山东通志》将东海神之庙称作龙王宫：
(登州府)广德王庙在城西北，祀东海神，又名龙王宫，在画桥西。
综观以上三部分的梳理可知，我国最早的且长期占据显要位置的海神信仰是四海神信仰，其出现远早于海龙王信仰。海龙王首先在魏晋时期的汉译佛经《海龙王经》中出现，当时并未在佛道两教以外产生普遍影响。到唐代海龙王开始在各种通俗文学作品中频现，也开始成为沿海居民的信仰对象，但相关记载极少，仍难与早已被列入官方祀典的四海神相抗衡。经过一段时间的壮大，海龙王在宋代实现与四海神的合体，虽然海神仍是惯用称呼，但此时所谓的四海神实为四海龙王；元明清延续了使用海神之称的习惯，各地海龙王庙也仍多以海神庙为名。
海龙王与四海神的合体其实也是海龙王对四海神的取代，合体之说是考虑到二者某些佑护功能的重合及海神名称的保留。海龙王取代四海神的过程就是海龙王势力增长与扩张的过程，这一过程显现于唐代，在宋代完成，决定其发生的主要因素有三点：
第一，两者掌管领域的重合。
龙在先秦文献中就与降雨联系在一起，而这项功能在“龙-龙神-龙王”的变化过程中一直稳居核心位置，海龙王的出现又标志着龙王的领域从陆地水域延伸到了海域。四海神自诞生之初就是主管海域的神明，海是万川所归之处，自然也成为重要的祈雨对象。这决定了信仰者只需在海龙王和四海神之间择一即可。
第二，龙王信仰的形成与普及。
从前面两部分的梳理可知，人们将龙作为祭祀祈祷的神明始于晋代，龙神信仰最终成型于唐代，宋代统治者为龙神加封王爵，龙王的地位和知名度得以大幅提高。海龙王信仰则从唐代开始有建庙奉祀的记载，在宋代成为官方祀典中的四海神形象。所以，民间开始奉祀陆地龙王的起点早于海龙王，而二者开始发展壮大的时间则有重合，应是陆地龙王信仰的普及带动了其势力向沿海地区的延伸。虽然笔者并未找到唐宋时期非常明确的证据，但可以从清代的一则材料来对照理解这点，《文登县志》记载本县回龙山上有一座神龙祠，初因神龙能兴云雨而建：
昌山俗名回龙山。《金史·地理志》：“文登县有昌山。”《一统志》作昌阳山，一名巨神山，在城西南三十里，山有巨神龙，自汉已著灵异，建祠山上。《寰宇记》引宋《永初山川记》云：“《郡国志》：昌阳县有巨神龙，有祠，能兴云雨，崔炎避黄巾贼于此山。”
后来本县的海商、渔民也加以奉祀：
窃查县城迤南柘阳山，旧有龙神庙一座，山下有龙母祠一座。相传祠、庙均建自前明年间，历今数百余载。每逢旱暵，乡民辄先赴山下龙母祠祈祷，复上山赴龙神庙祈祷，无不立沛甘霖。县境各海口商渔船只，每遇风涛，虔求神佑，辄获平安。
可见靠近海域的龙王庙可凭借其灵验产生的影响力和地理优势逐渐吸引到以海为生的信众。
第三，佛教信仰影响的扩大。
季羡林指出，佛教很早就进入中国，经过送进来、取进来的阶段后，在宋元时期进入中国化的阶段，其结果是佛教被中国文化改造形成“禅宗”，中国文化被佛教影响形成“理学”。这是佛教中国化在正统宗教和文化中的体现，这一过程在民间信仰中也有体现。竺沙雅章指出佛教在宋代以不同于唐代的方式继续兴盛，就是指佛教的世俗化、平民化。可见，至宋代，佛教的影响扩及到整个中国社会。海龙王早在晋代就通过汉译佛经被引入，但因中国本土四海神信仰势力的强大，直到唐代海龙王才开始在民间信仰领域崭露头角，并在宋代取代了四海神，这种变化与当时佛教对整个社会影响力的扩大不无关系。
总而言之，海龙王对四海神的取代是以上三种因素合作促成的结果，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趋势下必然出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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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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