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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龙神信仰的形成
龙的人格化被很多学者视为龙王信仰形成的最关键一步，如苑利指出佛经带来的拟人化龙王引发了中国人观念的巨大变革，龙由此从一种类似蟒蛇的动物变成人形。其实龙由兽形向人形转变的同时，还伴随了巫术祈雨向祭祀祈雨的转变，这两点是龙崇拜与龙王信仰最核心的区别，可作为衡量龙王信仰基本形态——即龙神信仰形成的标准。两大核心要素的转变过程大约始于晋代，完成于唐代。
汉及以前的龙崇拜观念以龙为可被巫术操控的神兽。王充《论衡》的《龙虚篇》驳斥了“天取龙”的流行观念，反映了当时将龙作为天上之神物的普遍观念：
盛夏之时，雷电击折树木，发坏室屋，俗谓天取龙。谓龙藏于树木之中，匿于屋室之间也，雷电击折树木，发坏屋室，则龙见于外，龙见，雷取以升天。世无愚智贤不肖，皆谓之然。
还有《乱龙篇》驳斥了“土龙致雨”的“以类相从”观念，反映当时有通过作土龙求雨的做法：
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设土龙以招雨，其意以云龙相致。易曰：“云从龙，风从虎。”以类求之，故设土龙，阴阳从类，云雨自至。
晋代关于龙的观念发生转折性变化，一方面龙的形象人格化，开始出现龙可幻化为人的口传记录。据笔者所见，最早可追溯到东晋干宝《搜神记》，其中收录了龙幻化为老翁和童子的两个故事：
晋魏郡亢阳，农夫祷于龙洞，得雨，将祭谢之。孙登见曰：“此病龙雨，安能苏禾稼乎?如弗信，请嗅之。”水果腥秽。龙时背生大疽，闻登言，变为一翁，求治，曰：“疾痊，当有报。”不数日，果大雨。见大石中裂开一井，其水湛然。龙盖穿此井以报也。
古巢，一日江水暴涨，寻复故道，港有巨鱼，重万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一老姥独不食。忽有老叟曰：“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祸。汝独不食，吾厚报汝。若东门石龟目赤，城当陷。”姥日往视。有稚子讶之，姥以实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龟目。姥见，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龙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城陷为湖。
另一方面，向龙祈雨的地点，由临时“设土龙”变成在龙的固定居所——“龙洞”“龙穴”“渊”等处进行，如：
湘穴中有黑土，岁大旱，人则共壅水以塞此穴，穴淹则大雨立至。
丹水又径其下，积而为渊。渊有神龙，每旱，村人以芮草投渊上流，鱼则多死。龙怒，当时大雨。
甚至出现了专为龙修建祭祀场所的记录，如：
武昌虬山有龙穴，居人每见神虬飞翔出入。岁旱祷之，即雨。后人筑塘其下，曰虬塘。
河水又东径五龙坞北，坞临长河。有五龙祠。
从龙的人格化和祈雨场所的固定化可见龙的地位在这一时期已经有所提升，但是第一，投芮草和淹龙穴的方式仍然带有巫术祈雨的痕迹；第二，“神龙”“神虬”的称呼显示出龙更多以兽形显现，上文虽然举出了龙幻化为人的例子，但在各类文献中兽形龙的记载远多于人形龙；第三，人们只是在干旱的时候去求雨，心愿达成后加以祭谢，并无定期祭祀活动的记载。显然，此时的龙崇拜虽已发生重要变化，但尚不完全符合形成龙王信仰基本形态的两个标准。
唐代，情况发生了进一步变化，一方面定时祭祀取代了巫术操控，这在官方和民间材料中均有体现。《唐会要》载：
开元二年闰二月，诏令祠龙池。
十六年，诏置坛及祠堂，每仲春将祭，则奏之。
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有龙见于兴庆池，因祀而见也，敕太常卿韦縚草祭仪。
二十三年五月一日，宗子请率月俸，于兴庆宫建龙池圣德颂。
贞元六年六月，复祭五龙坛。
元和十二年四月，上以自春以来，时雨未降，正阳之月可雩祀，遂幸兴庆宫堂祈雨。
从中可见，官方不仅多次祭祀和修建龙坛、龙池、祠堂等，还将“仲春”设置为固定的祭祀日期。《通典》“兴庆宫祭五龙坛”一篇，详细记录了仲春之时祭五龙的整个过程。这一时期民间龙神信仰的情况可从唐诗描写的祈雨场景中一窥其貌，李约《观祈雨》、刘禹锡《和河南裴尹侍郎宿斋天平寺诣九龙祠祈雨二十韵》、白居易《黑龙潭》都是描写天旱祈雨的诗歌。其中白居易的描写最为详细：
黑潭水深黑如墨，传有神龙人不识。潭上架屋官立祠，龙不能神人神之。丰凶水旱与疾疫，乡里皆言龙所为。家家养豚漉清酒，朝祈暮赛依巫口。神之来兮风飘飘，纸钱动兮锦伞摇。神之去兮风亦静，香火灭兮杯盘冷。肉堆潭岸石，酒泼庙前草。不知龙神享几多，林鼠山狐长醉饱。狐何幸，豚何辜，年年杀豚将喂狐。狐假龙神食豚尽，九重泉底龙知无。
此诗还原了唐代民间祈雨的许多细节，从猪肉、清酒、纸钱、香火的使用来看，当时民间祭祀龙神祈雨的方式已与当下龙王信仰的祭祀方式几乎无异。
另一方面，从人们对龙的称呼来看，“龙神”“龙君”这样更具人格化含义、含更多敬意的称呼在唐代文献中更加频繁地出现，尤其是影响较大的唐传奇《柳毅传》塑造了鲜活的洞庭龙君形象。另外，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王钱镠可能是文献记载中最早为龙神赐号封王的一位君主：
钱塘重地，会稽名邦，垂古今不朽之基，系生聚无疆之福，有兹旧迹，特创新规，岂曰神谋，实因心匠。盖水府受天之职，庇民之功，岁时罔阙于牲牢，祈祷必观于肸蠁，得一方之义化，致两境之安康。钱镠普扇仁风，久施异政，至诚所切，遂致感通。其钱塘湖龙王庙宜赐号广润龙王，镜湖龙王庙宜赐号赞禹龙王。牒至准敕旨。
但这次册封似乎影响不大，龙王名称在这一时期仍只是多见于与佛教有关的记载中。
从以上梳理可见，中国历史上的龙在民间信仰中主要以雨神身份出现，其人格化始于晋代，其后经历了祈雨地点固定化、祈雨方式由巫术操控到祭祀的转变，以及名称由“神龙”“神虬”到“龙神”“龙君”甚至“龙王”的转变，这一系列的变化到唐朝基本完成，可以说龙王信仰的基本形态已经形成。
关于龙神信仰的形成不能忽视佛教对其产生的影响。佛教龙王故事的传入早于中国本土龙的人格化，季羡林已经指出这点，张培锋也具体考证出最早带来龙王故事的是西晋时期的《海龙王经》，而且在后来的汉译佛经中龙王故事频现。这些材料证明了佛教影响本土龙神信仰形成的可能性极大，更有力的证据是佛僧降龙为百姓祈雨的故事，如：
《前秦录》曰：“沙公，西域沙门也。有秘术，每旱，苻坚常使咒龙，龙便下钵中，天辄大雨。”
《浮图澄别传》云：“石虎时，自正月至六月不雨，澄诣滏口祠，稽首曝露。即有二白龙降于祠下，于是雨溢数千里。”
因此当时的龙神信仰与佛教存在融合现象，不能说是完全分立的发展，只是并非直接挪用佛教龙王名称及其故事，而是化用其中的人格化特征，丰富和拓展本土龙形象，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符合本土文化心理的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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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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