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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田野转向：寻求乡村教育的出路
与妙峰山研究接踵而至的，是两年的乡村基础教育调研。这项研究为我对乡村处境的判断，以及以田野工作为体、以行动研究为用的乡村建设，打下了基础，做好了铺垫。
2011年至2013年，我和我们系的两位老师共同主持开展乡村教育调研，大量的数据和访谈使我们对乡村是否还有未来深感忧虑。在国家教育政策调整过程中，乡村学校日趋萎缩，村落里尚存小学者，简直是稀罕之物。那么，撤点并校在整合优化教育资源的同时，对乡村意味着什么?县城和乡镇不只带走了学龄儿童，也把作为父母的年轻一代一并卷走。在这种严酷的现实之下，衰败与孤寂也就成为了乡村的必然结局。与乡村凋敝同步出现的是城镇化的高速发展。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大陆总人口141178万，其中城镇人口90199万，占63.89%。流动人口37582万，与十年前相比增长了69.73%。这些数字全面展现了中国城镇化、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教育又能呈现出怎样的状态?
两年间对7省8县的深度走访，让我对乡土社会做出了一个整体的判断，那就是乡村已经处于“集体失忆”的边缘。我用四个“失忆”概括中国乡村教育的现状，也显示了乡村自身潜伏的危机。第一是与家庭生活的游离。孩子们很小就住校，一周回家一次，家里对他的影响、父母的耳提面命都已经弱化。第二是与自然环境的疏远。虽然个别的学校还在乡村，但是高墙大院几乎把他们和外界隔离。我们到山区调研发现，那里风景优美，但孩子们却只能眼望群山。学校近旁有小河，但是不敢亲近，小蝌蚪也只是在视频里看看。第三是对家乡历史文化的无知。我在河南辉县太行山区的侯兆川调研时，问那里的老师是否知道这群山环绕的侯兆川曾经是岳飞大元帅练兵的地方，学校近旁的南平罗村有蔺相如的墓。遗憾的是，这些足以令我们荣耀的历史早已渐行渐远，孩子们还能否生起对家乡的爱恋之情也便可想而知了。第四是对村落礼俗的漠然。乡村文化到底在哪里4个字就可以概括全部：迎生送死。这是人的生命周期，也是乡土社会的生活节奏。所谓“迎生”是谁家生小孩了，全村人为他祝福；“送死”则是为陪伴了几十年的老人送行。这样的仪式活动正是村落礼俗的综合展演。然而，住校的孩子们却无缘参与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已经身处忘却乡土的失忆的时代。也许有人会追问，遗忘过去有什么不好，对乡土的失忆会让我们活得更轻松些。真的是这样吗?一个人失忆意味着什么?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摔了一跤，醒来后，所有的人都不认识了，这不仅意味着这个人没有昨天，也就意味着他没有今天，更没有明天了。一个家庭呢?如果没有共同的生活经历，那就等于这个家没有历史，世代传承的家风也不过就是一句空空的口号。一个国家呢?没有历史的孩子们还知道国家的未来吗?为什么说是“边缘”?因为此时的乡村呼吸还在，往昔的记忆犹存，所以我说它身处失忆的边缘。如果乡村已经彻底失忆，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唤醒了。
我们调研结束之后，《人民政协报》通过我们学校统战部邀请我去参加一个座谈会。在这次会上，我以《文化失忆与农村教育的使命》为题，讲述了两年调研带给我的切身感受。可以说，对乡村教育的关注给我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让我思考了中国乡村向何处去的大问题。过去做学术研究，我更多的是专注于某个仪式活动，即使是8年的妙峰山研究，也不过是围绕一个山头，探究几十档香会组织的形态和它们背后几百年的历史。换句话说，我没有关注中国乡村的命运，没有思考更大的城乡格局。
对乡村教育的研究让我看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共相，也愈发觉得无论我们对于回归土地和留住记忆抱以怎样复杂的情感，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村落的消失、农民的终结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法国社会学家H.孟德拉斯所说的“农民的终结”，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个梦想。如果我们承认这一事实，有两个问题就是我们必须求解的：一是如何进行乡土重建以应对乡村凋敝的处境?二是如何让文化回归乡土以存续乡土中国的根脉?这是中国农村教育调查引发的追问，也是催促我在后续行动中反复思考的学术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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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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