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河开凿的初始目的，主要出于政治、经济或军事方面的考虑——其也确实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后世发展过程中，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大运河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义。目前已有的关于运河与运河文化的研究，更多秉持的是一种宏观视野，更为重视的是政治、经济、交通、城市、制度等方面的内容，更为强调的是“国家”与“上层”视角。与这一研究视角相适应，目前有关大运河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讨论与实践，也多持有的是一种宏观、国家与上层视角。不过，运河开凿虽然主要是出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目的，但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亦深深融入并深刻影响了运河沿线及其辐射区域的民众生活。因此，要研究大运河文化，要更好地保护与传承大运河文化，还须秉持一种“眼光向下”的学术视角与实践思路，密切关注与大运河、大运河文化紧密相关的“民间”“民众”与“日常生活”。

　　所谓“眼光向下”，简单说就是将关注点从国家、精英、重大事件等转向民间、普通民众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眼光向下，作为学术术语，据笔者所见，由赵世瑜在其《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一书中最先提出与使用。不过，作为一种研究视角与学术理念，“眼光向下”的提出要早得多，很早之前即已被历史学、民俗学等学科所遵循与践行。如早在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以及美国人J.H.Robinson(鲁宾逊)于1912年出版的《新史学》中便已初露端倪，其后经过法国年鉴学派的大力提倡，20世纪中叶以来成为国际史学界的主流研究思想。今天，“眼光向下”已在中国史学研究领域被广泛运用，比如中国近代史学、当代中国史研究、城市史研究等领域。就中国民俗学来说，其产生与发展亦与“眼光向下”的思想观念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另外，“眼光向下”亦为艺术学、博物馆学等学科所借鉴与运用。

　　作为一种研究理念与视角，眼光向下强调的是对民间、民众以及日常生活的关注。学术研究外，笔者认为，这一理念对今天的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亦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那么，对当前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与传承来说，为何需要一种“眼光向下”的视角呢?

　　首先，大运河文化是一种整体性文化，既关涉国家、政治、经济与军事等方面，亦与运河沿线及其所辐射区域的民众生活紧密相关。“运河沿岸的城市及其居民，与运河世代相伴，朝夕相处，密不可分。运河之水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荡漾在他们的梦境之中。帆樯林立，桨声欸乃，号子悠扬，这些都成了他们恒久的记忆。对于运河，人们总是怀有一种饮水思源的感恩情节。”因此，“‘运河’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大运河开挖、通航所形成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生活磁场，不仅漕运群体、商人组织、河工人群等因运河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造就了运河流经区域社会人群特殊的生存、生活方式，并由此形成了人们不一样的风俗观念”。但“传统上对于运河社会文化的理解，往往止步于历代文人笔下的诗词歌赋，而忽视或忽略了运河沿岸群体与日常生活有关的文化传承”。因此，我们需要一种“眼光向下”的视角，关注与运河相关的普通民众及其日常生活，如此才能做到对大运河以及大运河文化的整体性关照，进而才能更好地保护与传承大运河文化。事实上，只有将大运河文化融入运河沿线民众的生产、生活中，才能做到真正的保护与传承。正如《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所指出的那样：“融入生产生活。注重实践与养成、需求与供给、形式与内容相结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

　　其次，眼光向下，“才能认识传统”。前已述及，大运河文化，作为一种与国家政治及民众生活都紧密相关的文化传统，可大体分为“上”“下”两个层面的内容。“上”层内容，即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交通、贡赋、制度等紧密相关的层面，也是长期以来被政府、皇帝与文人士大夫们所重点关注的层面，故留下了相对较多的文献记载，如《漕河图志》《漕运通志》《漕运则例纂》等。“下”层内容，即与运河沿线及其所辐射区域民众生活紧密相关的习俗、惯制与生活方式等，具体如社会生产、衣食住行、村落组织、休闲娱乐、神灵信仰等。这些方面的内容，并不为官方或文人所重视，因此在传统文献中我们很难见到相关记载。但一方面，这些内容是运河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今天的我们不能如古人那样漠视之、忽视之。为此，我们只有采取一种眼光向下、深入民间与民众生活的方式，才能对其历史发展与当下现状等有清晰、全面的认识。另一方面，传统文献所记载的、与运河管理及漕运交通等相关的官方制度，其实际“被执行”与“操演”的过程，要远比单纯的文字呈现丰富多彩的多；每一项官方制度，也都会对运河沿线民众生活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眼光向下，通过日常生活与民众的眼光来反观上层制度，我们才能获得更为全面的认识与了解。

　　再次，眼光向下，才能凸显对民众主体的关注与认同。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表面看是以文化事象为对象主体，但核心要义却是对“人”的强调与关注，因为文化本质上是人之创造物，没有了人，文化自然也就无法活态地存在下去。因此，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核心要义是对运河文化承载者的保护与关注。活跃于运河之上及沿线的广大民众是大运河文化最为重要的承载主体：他们的生产劳作、衣食住行、休闲娱乐、岁时节日、精神信仰、思想情感，无不烙刻着大运河的深深印迹。正是在这些民众看似平常的“做生活”“过日子”的过程中，不知不觉间实现了大运河文化的实践与传承。今天，与传统时代相比，虽然大运河的重要性与作用已大为降低，但“生活方式不会随运河断流而快速消逝……真实而生动地存续于生活场景和基本生活情态中的运河，是最有价值和活力的，它们在日常生活的劳作、交往、消费、娱乐、礼仪等层面得到传承”。可以说，若没有运河沿线广大民众的广泛参与与合作，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就无从谈起。因此，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过程需要一种“眼光向下”的视角，以凸显普通民众的主体性地位，而不能只将视角集中于那些外显的、有名的、具有经济利益与价值的、能提高地方知名度的文化事象及其背后承载主体(如官员、企业家、商人、地方精英、知名非遗传承人等)。与此同时，在强调民众主体地位的同时，必须要坚持文化惠民、文化利民，做到“还河于民”，如此才能真正确立大运河文化的人民主体地位。而这也是“眼光向下”视角的最核心理念所在，即对“人民”主体性的强调。

　　当然，在大运河文化保护与传承过程中，强调“眼光向下”，强调对民间、民众与日常生活的关注，并不否认其他视角的重要性：宏观的政治、经济视角亦同样重要，政府机构、行政官员、企事业单位、专家学者、地方精英等也都是运河文化的重要保护主体与参与者，相关群体也都是“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运河文化，作为一种包含多层面、多角度、多主体的文化样态，必须坚持多层面、多主体、多角度的保护与传承思路。另外，大运河文化的“上”“下”层面并非是完全独立、毫无联系的，而是存在紧密的关系。“国家大一统进程中的宏观制度设计，构成了运河社会文化的基础，而运河社会文化的丰富多元，又是在国家历史进程的大框架下发生的，二者之间是互动共生的关系。”因此眼光向下，再反过来“以下观上”，即通过民众的、生活的文化反观国家的、上层的文化，会加深对大运河文化的认知与理解，从而有利于其保护与传承。比如，某个运河沿线城市在制定自己的运河保护纲要与方案时，若多了解一下运河文化在地方民众中的生存样态，多关注一下地方百姓的日常生活与心理诉求，多听听普通大众对运河以及运河文化的理解与认知，多倾听一下平头百姓对相关政策的看法与心声，制定出来的方案肯定会更接地气、更精准、更具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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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