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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中国民俗学著述中的区域本位、民族本位与事象本位
  作者:周星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1-08-24 | 点击数:4945
 

 摘   要:检索中国民俗学的学术文献,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期刊论文,还是其他出版物,除了一般的概论性著作或入门书,以及为数不多的民俗学理论著述之外,大体上可以区分出三种不尽相同的写作模式,亦即本文所谓的“区域本位”“民族本位”与“事象本位”。“区域本位”主要是指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叙述框架,进而归纳总结区域性的民俗文化及其特点的民俗学著述;“民族本位”主要是指以“民族”或其支系族群为单位,进而描述其具有民族特点的民俗文化的一类民俗学著述;“事象本位”主要是以某种相对单一的民俗事实或现象为线索,超越区域和民族的层面,通过跨文化地描述其空间分布及其变容,进而追问相关意义和给出解释的民俗学著述。本文通过对这三种写作模式的具体样本展开细致的分析,分别对其各自的特征、长处和问题点等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归纳,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对其各自背后的逻辑和立场,也展开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讨论。

关键词:中国民俗学;区域本位;民族本位;事象本位


  阅读中国民俗学的专业文献,包括专著、论文和调查报告等,不难发现除了体裁、论题和风格的不同等之外,其实还可以对其略作新的分类。民俗学的专业著述、论文和调查报告以什么方式写就或编成,这不只是关系到谋篇结构的写作技巧问题,实际上也与作者或编者的课题意识、出发点与基本立场、研究的方法和分析思路等均有着密切的关系,进而也与其民俗学理念不无关联。基本上,中国民俗学除概论、概说、导论、导读等教科书形式的民俗学著述以及书评、综述、译著和学科史等类型的著述或论文之外,较为常见的学术著述,大体上可以识别出有以下三种类型,亦即“区域本位”“民族本位”和“事象本位”。这里所谓“本位”,主要是指作者的立场或其基本的出发点。本文拟对这几种较为常见的民俗学著述的类型予以简要述评,在深入探讨其各自的长处与局限的基础之上,提出它们各自可能的改进或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一、区域本位:民俗的地域性

  “区域本位”类型的民俗学或民俗志作品,以行政区划为框架,来总结区域性的民俗文化及其特点,它主要是对某一划定了的区域的民俗生活及民俗文化的各个方面或其各种民俗分类事象,分门别类地进行较为全面的叙述或纪录。由于它们基本上都是以不同大小的区域范围为基础、为框架展开撰述或编纂的,不妨将此类著述称为“区域民俗志”或“区域民俗概说”。在多数情形下,它们试图描述或归纳某一既定区域的民俗文化的全貌或概况,或多或少地受到中国悠久的地方志(包括其中的风土志)传统学术遗产的影响。在我们阅读到的这一类作品中,如果是有一定的田野调查的基础,或者对有关本区域的民俗学调查研究的成果有大量汲取,那么,它所提供的资料就相对较为详实。也有不少这类著述只是一些旧资料的编撰和罗列,其所提供的民俗资料的学术价值较为有限。

  “区域本位”的民俗学著述,大多数是依托行政区域来归纳的,也有少数是根据人文地理区域或作者的调查范围来总结的。基于行政区域的民俗学或民俗志作品,比较典型的,例如,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山东民俗》《江苏省志·民俗志》等等。这一类著述的数量非常多,风格也较为雷同,也有一些著述具有自己的特色。例如,《中华全国风俗志》记录了清末民初的各地民风民俗,主要是对一些地方志和文人笔记、新闻报刊所载之风俗片段,按照地域分别予以汇编,如今看来确实有些粗浅浮泛,但它成书于1922年,正是新生的中华民国需要在文化方面有所建树之时,由此可鉴编者的拳拳之心;而且,它也开创了一种编纂的先例。《山东民俗》是按照岁时节令、衣食住行、人生礼仪、家族乡社、生产贸易、信仰禁忌、游艺竞技等民俗学概说式的分类为框架,在不同民俗事象的纲目之下,再尽量叙述省内不同地区的民俗文化特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为后来类似的著述提供了一个范本。不过,虽然撰述者们非常用心,对民俗事象的记录尽量细致,但由于需要兼顾省内很多次级行政区划的地方民俗特点,所以,对于读者而言,多少会有一些跳跃及凌乱之感。

  《江苏省志·民俗志》作为省志的一个独立单元,从行业、生活、社群、礼仪、教育、岁时、游艺、信仰等多个方面记述江苏地区的民俗文化,其叙述框架与其说是来自民俗学的影响,不如说是来自传统地方志的影响。编纂者们充分意识到统一的方志编纂体例对于民俗志的独特性而言,有可能构成一些困难,为此,果断地采取了厚今薄古的姿态,亦即没有过多纠缠于全省民俗60年代之前的近现代民俗,这可以说是很英明的决断。但该书对全省民俗文化的“概述”,却无法在总结省内各地民俗文化特点的基础之上归纳而成,基本上撇开田野调查资料,主要是从众多的历史书籍(野史、戏曲、笔记)中搜寻风俗的一鳞半爪,把它们连缀起来,以组成一幅“历史风俗长卷”,这显然有值得商榷之处。过于依赖旧方志资料,其实有很多局限性,除了方志和某些文人笔记的记载过于简单,语焉不详之外,往往还存在较大面积的传抄、因循、重复、道听途说等可靠性存疑之类的问题。如果没有经过必要的考证或梳理,没有基于田野调查的确认过程,只是直接从旧方志或历史上的文人笔记再传抄一遍的话,其学术价值自然不大。

  陶立璠主编的《中国民俗大系》,采用分省立卷的方式,亦即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编纂出版民俗志系列,覆盖全国共31卷。在某种意义上,它极大地拓展并实现了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的未竟之愿,提供了一个以省级行政区划为框架的民俗志叙述的范式,贡献很大。陶立璠主编曾要求本民俗学系列所提供的资料必须真实、准确、可靠,由于主要是记录和反映本地区本民族的现代民俗文化传统,故对历代地方志和文献古籍中的民俗资料,只在叙述民俗源流时适当引用,而不宜过多。这的确是一种卓见,因为主编意识到方志体例对于编纂者有一定的束缚,尤其是在一些少数民族相对集中分布的省区,民俗志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有一定的区别。但限于篇幅,省级行政区划的人口规模、面积、民族构成和次级区域的差异性等因素,均使得民俗志的叙述无法详细地兼顾到每一地区或每一民族的所有民俗事象,于是,不得已只好采取在描述民俗事象的基础上,加以概括和适当评述的方式。毋庸讳言的是,由于采取了相对统一的写作提纲,结果是至少部分地给读者以内容雷同的感觉。显然,以省级行政区划为框架的民俗文化概述,很难对省内次级区域的民俗文化特点予以较好的兼顾,以《陕西民俗》为例,陕北、关中、陕南的地域性民俗文化特色非常突出,但对全省民俗文化的概述,不得已是以对省会城市及周边地区民俗文化的描述来替代的,也因此,难免陷入表层或疏浅的状态。相比较而言,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导推动的《中国民俗志》(县卷本)丛书的编纂,由于以县立卷,其行政区划的面积和规模相对比较容易把握,县内不同乡镇之间的区位差异通常也不会太大,再加上编纂者搜集资料的范围相对集中,实地调查或考察确认也比较容易,因此,县级民俗志的记录或叙述应该是比较详实、可靠和值得信赖的。全国30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的民俗志,如果能够保质保量地出齐,确实堪称是一项伟大的学术工程。就目前已经出版的若干县卷本民俗志来看,基本上是按照民俗学概说的框架,把既定县级区域内的建制沿革、人文地理环境以及物质民俗(生产、交通、商贸、居住、饮食、服饰、工具、器具)、社会民俗(村落、家族、宗族、民间组织、社团)、节日岁时、人生礼仪、精神民俗(民间信仰、禁忌、巫术)、民间文艺等大体上涵盖在内并叙述清楚了,因此,它们所提供的民俗资料对于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来说,将是极其珍贵的财富。

  以现行的省、市、区、县等行政区划为框架来整理和罗列民俗事象、编纂出版民俗志读物,好处主要是比较容易获得行政资源对于其编撰、出版和评价等方面的支持;同时也比较容易从相关的地方史、地方志材料中获得帮助。但由于中国的行政区划基本上是出于国家治理的方便而划定的,并不是按照生态、人文地理或方言等要素来划分的,所以,在同一行政区划之内必然形成次级区域民俗文化具有不同特点这一基本事实,也因此,行政区划的民俗志编纂,一直存在着如何才能将次级区域的地方性或族群性民俗文化予以归纳,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的叙述困扰。

  “区域本位”的民俗学著述,也有少数是以自然地理或文化地理为背景的作品,例如,对一个流域或水系的民俗学记述,对某个传统产业区或文化区(例如,黄土高原或太湖地区)的民俗学记述,等等。相比之下,不受行政区划框架影响的此类民俗学作品,由于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以实地的民俗调查和深入研究为其著述基础,所以,它也就多少能够回避行政区划对于民俗文化地理分布的生硬切割,从而更好地反映出民俗事象的地域性特征,一般来说,也具有更高一些的学术价值。这方面较为典型的,如《山东黄河民俗》《流动的传统:一条大河的文化印迹》,对山东境内黄河流域的民俗生活和文化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记录。由于强调与黄河有关的“黄河人”的民俗,所以,它所记录的“防洪筑堤民俗”“航运交通民俗”“生产生活习俗”以及夯歌、硪号等民间口头文学均极具特色,并很少为其他民俗学著述所关注;再加上编写者和作者的亲身经历与实地考察,更使其提供的第一手资料的学术价值倍增。山曼对黄河下游两岸所有区县的徒步旅行考察,采访达数千人之多,在超越既定行政区划局限的意义上,反映了作者孜孜以求的学术品味。

  “区域本位”的民俗学著述,有助于读者在一个行政区域框架中或人文地理背景下,理解地域民俗文化的特征、各种民俗事象之间的彼此关联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也就是说,有关当地的民俗生活较有可能被呈现为一个整体。但其缺点往往可能是流于浮泛,对民俗事象的描述过于简略。尤其是在一些“区域民俗概说”之类著述中,经常把该区域内不同次级地域的民俗素材予以拼凑,结果是把出处不明、年代不明的民俗资料罗列成为一个民俗事象的排列体系。由于受教科书接近于统一或雷同的民俗事象分类的影响,原本应该突出予以展现的民俗生活及文化的地方特性,反倒因为线条粗疏的描述而将地域性特点淡化甚或抹去了。

  由于民俗学界和读者大众都对民俗的地域性特点持有一些共同的“常识”,因此,人们对于“区域本位”的民俗学著述往往就不去费心追问它的成败得失。但其实,较有质量的“区域本位”的民俗学著述,应该是尽可能在开展实地的民俗调查、获得大量第一手民俗资料的基础之上,对有关地方的民俗生活及文化力争给予全面而又有地方性特点的描述。在全国性的民俗志编纂和民俗文化遗产的普查已经成为时代性课题的当下,以行政区域为基础的“区域民俗志”或“区域民俗概说”如何才能保证较好的质量,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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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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