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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学术界所称的“民间文学”，既是文学，又不是文学。Folklore与民间文学的意义只是大略相同，其中的神话、传说、歌谣、史诗的文学性较强，信仰、习俗、谚语的知识性较强、文学性较弱。将Folklore简单地等同于民间文学并突出其文学性，是不够准确的。Folklore还被译作“民俗学”，即关于特定民族及其民间传承的学科，是社会学的分支。苏联将Folklore中的文学因子另立为“人民的口头文学”学科，而其中的信仰、民俗、习惯则交由民族学加以研究，这就将文学成分与非文学成分区分开了。实际上，只有将民间文学中的文学成分与非文学成分放在一起研究，才能获得其真谛。
关键词：民间文学；Folklore；文学性；非文学性
作者简介：陈勤建（1948—），男，上海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俗学、文艺民俗学。
以我观之，百余年来学界流行称谓的“民间文学”，是文学，又非文学。这似乎是一个互相矛盾的论题，而这一矛盾正是民间文学的特质所在。
1906年3月19日，梅光迪先生在给好友胡适先生的回信中，论及新文学、白话文学时说到：“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Folklore，Popular poetry，Spoken languag，etc）入手。”1921年1月，胡愈之先生在《妇女杂志》上发表《论民间文学》一文，他认为：“民间文学的意义，与英文的Folklore德文的Volkskunde大略相同，是指流行于民族中间的文学……民间文学的作品，有两个特质：第一创作的人乃是民族全体，不是个人。普通的文学著作，都是从个人创作出来的，每一种著作，都有一个作家。民间文学可是不然，创作绝不是甲，也不是乙，乃是民族的全体……第二民间文学是口述的文学（Oral Literature），不是书本的文学（Book Literature）。书本的文学是固定的，作品完成之后，便难变易。民间文学可是不然；因为故事歌谣的流行，全仗口头的传述，所以是流动的，不是固定的。”
上述学界前辈所阐述的民间文学的学识，是相对于作家的书面文学而作出的区分，对认知文学意义上的民间文学具有开创之功绩。我国古代并没有“民间文学”的概念，一百多年前，学界前辈所叙说的民间文学话语，主要是从“大略相同”的英文“Folklore”转译而来的。由于中西方文化、文字的差别，同一个概念往往很难在两方中找到表达对应一致的词语。英汉转译时意思虽有重合，但也有不合，甚至遗漏之处，“Folklore”便是。
Folklore原系撒克逊语中的合成词Folk-lore，Folk为“陋民”“乡民”之意，学界现扩展为“民众”。Lore为“学问”之意。Folklore本意为“the lore of the folk”（民众学问）、“the learning of the people”（民间或人民的知识），其内容包括传袭的信仰、风俗习惯、故事、歌谣、俚语等。在民众中流行的故事、歌谣、俚语等文学艺术因素较强的部分，仅是Folklore的一部分。
阿伦·邓迪斯（Alan Dundes）指出：“自从威廉·汤姆斯（William Thoms)1846年创造了‘民俗学’（Folklore）一词，有关民俗学定义的讨论，就一直没有间断。大多数定义侧重于‘知识’（Lore），也有些定义侧重于‘民众’（Folk）。”显然，和任何学科一样，关于Folklore的学科定义不免有歧义，但总的倾向还是很明确的—主要是有关人民知识的内容。可见，以“民间文学”对译“Folklore”，是以小盖大。反之，缺少了Folklore的学科性的全局关照，民间文学中的故事、歌谣、俚语等文学艺术因素较强的部分的特征就不能仅仅是口述的、流动的，还应该有更高的学理层面的意义与固有意蕴的支撑。
意大利民俗学家朱·柯克维拉在《欧洲民俗学史引论》中提及民间文学时指出，假如去掉由特殊的服装、习俗和那种赋予它们以一致性，赋予它们以灵魂—而常常也是意义—的信仰所创造的那种背景，那么，人民口头创作（歌曲、传奇、俗语，等等）的作品就常常完全丧失了生命。事实也正是如此，按流行的称呼来说，民间文学中的人民口头创作（歌曲、传奇、俗语，等等）是在一国、一民族或一地域族群特定的生活习俗氛围中存在的。民众的生活习俗发生变化，民间文学的生命力也相应地受到影响。这一切生动地表明，这类文学即使归入文学，仍不能改变它与一般文学不同的、独树一帜的特点—文学，又非文学。
Folklore学理框架中的“民间文学”，不是单一的纯文学，它与地方方言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百多年前，诗界革命的先驱黄遵宪就注意到了歌谣和方言、风土的关系：“然山歌每以方言设喻，或以作韵，苟不谙土俗，即不知其妙。笔之于书，殊不易耳。”他认为要更好地理解和记录民歌，就必须了解当地人民的方言和风土人情等，否则不免会有隔阂，无法很好地保留其本来面目。黄遵宪不仅自己有意辑录民歌，还动员友人共同编辑，并称之为编纂“新国风”。凡是真正的民间文学，其表达必然与相应的地方方言相映辉。正如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言：“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但是，纵观多年来各地申报的非遗类民间文学，往往在采集的文本中都忽略了这一点。另外，民间歌谣中糅合了音乐、舞蹈的元素，各民族民俗活动中的歌谣展演也往往是文学、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的，这是无法用文人的诗歌文学标准来类比和衡量的。
Folklore学理框架中的“民间文学”承继着世代传袭的心意信仰和精神依托。如千古流传的“梁祝”传说，结尾“合冢化蝶”的情节表现了坚持不懈的韧劲和生生不息的生命观。江南湿润温暖的气候和多丘陵草木的生态环境，适宜蝴蝶的孳生，而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生命往往不会死去，而是转化为其他事物继续存在。在这种生命心意信仰下，虽然“梁祝”在生前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理想中的民间婚姻模式，但实现这种理想的精神未死。“英台乃造梁墓前，失声恸哭，地忽开裂，坠入茔中，绣裙绮襦化蝶飞去。”“合冢”与“化蝶”，从表面上看是民间“情感动天”、灵魂不死观念的反映，其实质是精神生命对理想境界的继续追求，渊源于江南独特的生态环境和文化深层的生命一体化理念。
Folklore学理框架中的“民间文学”，常用文学的外表传递着地方性的生产知识和生活智慧。比如，2016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二十四节气”，与其相关的谚语有：“一月有两节，一节十五天。立春天气暖，雨水粪送完。惊蛰快耙地，春分犁不闲。清明多栽树，谷雨要种田，立夏点瓜豆，小满不种棉。芒种收新麦，夏至快种田。小暑不算热，大暑是伏天。立秋种白菜，处暑摘新棉。白露要打枣，秋分种麦田。寒露收割罢，霜降把地翻。立冬收菜完，小雪犁耙闲。大雪天已冷，冬至换长天。小寒快积肥，大寒过新年。”以及“清明早、小满迟，谷雨种棉正当时”，“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等等，以谚语的形式安排一年二十四节律的年中农事，周而复始，清清楚楚。这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农事实践知识体系，展示了劳动人民卓越的生活智慧。这与其说是民间文学，毋宁说是民间知识。
Folklore学理框架中的“民间文学”，也是文学表象表达的社会记忆和口传历史。《苗族古歌》《格萨尔》《玛纳斯》《黑暗传》等民族史诗，承担着民族（族群）诞生、发展历史的教科书的职责。我国众多的民间神话、传说、故事，如大禹治水、女娲补天等，展现了洪荒时代中华先民不畏艰险，与天地奋斗，开创民族历史的丰功伟绩。
总之，Folklore学理框架中的“民间文学”内涵丰富，这是一国、一民族或一族群亘古萌生、世代相传的有关人民知识的传统。内蕴多种混同一体的文化因子，包容在口头文学、音乐舞蹈、心意信仰、历史记忆、生产知识、生活智慧等之中。将Folklore硬译为“民间文学”，或以民间文学等同于Folklore的做法，都是不完整和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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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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