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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夷坚志》中的灾难传说和人神互惠的逻辑
在南宋洪迈撰写的《夷坚志》中，有一些有关灾难的记述，这些故事与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听到的灾难传说比较类似。下面笔者就以《夷坚支乙》卷八“汤显祖”、《夷坚支景》卷七“鄂州纲马”和《夷坚乙志》卷十五“大孤山龙”为例，分析这些灾难传说中所体现的人神互惠的逻辑。这三个故事的原文摘录如下：
汤显祖，池州石埭人，兵部侍郎允恭之孙也。绍熙五年为泾县宰，初交印，主吏曰：“三日当谒庙。”汤叱之曰：“吾行五雷法，神祇在掌握中，岂当屈身拜于土偶之前！”但令具饮馔两席设于祠宫，而命车呵殿，直造其处，与神分宾主抗礼对酌，且言当官藉庇之意。吏民见者切怪而忧之。是夜暴风欻起，山水湓溢，县治渰浸七八尺，至于卧床之下，文书笼箧，大半入水，仅不伤人，皆以为慢神之咎。汤以屋庐损败，伐木于林薮，一新之。又命画工王生绘神将大象七十二躯，举事香火，极其虔敬。至次年春，为提举官李唐卿子勉所按罢去。
秦蜀买马入东方，率以五十匹为一纲，遣兵校部押。马多道亡，于是置监汉阳，憩泊五日，以俟三卫江上诸军取发。先赴湖广总领所，对验毛色齿数，与四川马司者无异，然后即路。乾道九年，殿前程副当此役。至汉阳，卜日将济江，卒长云：“旧例必具牲酒诣城隍庙谒赛乃行，则长涂无它虑。”程不答，再言之，忽怒诟曰：“我取官马，何预于神！”叱使去。是日晚绝江宿城下驿，才五鼓，悉控马往总司，须启关而入，忽闻马蹄声从西来，诸卒谓他纲至，起立相戒，各谨持控，以防相遇斗触之害。俄顷间已至前，暗中不能测其多寡，即冲突踶啮不可制。如是两刻许，天且明，视它马了无，而一行纲马死者几半，皆折胁流肠，若遭矛戟，众以为程将慢神之咎。时李元佐为总领。
陈晦叔辉为江西漕，出按部。舟行过吴城庙下，登岸谒礼不敬。至晚有风涛之变，双桅皆折，百计救护，仅能达岸。明日发南康，舩人白：“当以猪赛庙。”晦叔曰：“观昨日如此，敢爱一豕乎？”使如其请以祀，而心殊不平。舩才离岸，则风引之回，开阖四五。自旦至日中乃能行。又明日抵大孤山。舩人复有请。晦叔怒曰：“连日食吾猪，龙亦合饱！”鼓桌北行不顾。才数里，天地斗暗，雷电风雨总至。对面不辨色，白波连空。巨龙出水上，高与樯齐。其大塞江，口吐猛火，赫然照人。百灵秘怪，奇形异状，环绕前后，不可胜数。舟中人知命在顷刻，各以衣带相缠结，冀溺死后，尸易寻觅。殿前司拣兵将官牛信，从吏在别舫，最惧俯伏板上。见一人白发不巾，当顶栉小髻，谓曰：“无恐，不干汝事！”晦叔具衣冠拜伏请罪，多以佛经许之。龙稍稍相远，遂没不见，暝色亦开。篙工怖定再理楫，觉其处非是。盖逆流而上，在大孤之南四十里矣。初未尝觉也。南昌宰冯羲叔说。
在这三个故事里，故事讲述者强调了对神灵信仰的重要性以及其中包含的利害关系。第一个故事发生在绍熙五年（1194年），故事的主人公汤显祖出任泾县宰，主吏告诉他应当在上任三天以内参拜庙宇。汤显祖说他能行道家的五雷法，可以掌控神祇，不用屈身参拜泥制的神像。结果当天晚上暴雨骤至，洪水为灾，将他的住处淹了，他的文书笼箧有一大半都浸在了水里。当地人都说因为他怠慢了神灵才招致了水灾。后来他就接受了教训，请人绘制新神像，虔诚信奉神灵。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乾道九年（1173年），一位官员押纲马，一位手下建议他准备牲酒贡品去参拜城隍庙，以保佑旅途平安。这位官员不听劝告，执意不去参拜，后来有一半纲马死去。众人都说是这位官员怠慢了神灵才招致这种惩罚。第三个故事里的官员根据下属的建议勉强向吴城神庙敬献了供猪，但对此心存不满。后来船夫要求他再次敬献供猪，官员就生气地拒绝了。结果暴风雨骤至，船上的人命在旦夕。官员被迫向神灵请罪，并许诺敬奉佛经。之后，风雨停歇，船上的人安然无恙。
在这些故事里，有大致类似的情节：某位官员不听取下属的劝告，没有好好敬奉神灵，于是发生了一场灾难（洪水、马死和暴风雨），众人都说这是因为官员怠慢了神灵才招致了灾难。故事发生的地点各不相同，从安徽到湖北到江西，相距甚远。虽然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具体情境迥然不同，但其中都体现出神灵的信众们在解释灾难时所共用的人神互惠的逻辑。神灵在这些故事中，以及在上文中提到的灾难传说和洪水神话里，俨然被塑造成一个赏罚分明、公正不阿的清官形象。对于不尊重神灵、有不当言行的人，神灵总是施加惩罚；而对于尊重神灵或者诚心信奉神灵的人，神灵总是予以奖赏，护佑平安。美国历史学家韩森在《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一书中指出，人神互惠的思想在宋代之前就已经出现，并在宋代之后继续存在；因为它简单明了，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灾难传说传递出阐释者所秉信的人神互惠的逻辑，与此同时，它也是普通民众重要的日常政治的协商策略。
六 灾难传说作为日常生活政治的协商策略
灾难传说往往是普通民众非常有创意的发明，他们通过讲述这些传说来表达他们对文化和政治权威部分做法、策略或政策的不满和质疑。在《夷坚志》记录的传说中，众人都认为是某位官员对神灵不敬才招致了后来的灾难。通过讲述并传播这些灾难传说，故事的讲述者表达了对刚愎自用的官员的批评。而其中有两位官员真的接受了批评，开始诚心供奉神灵。在山西洪洞下冰雹的传说中，普通信众表达了他们对于地方权威忽然改变仪式日期的抵制，特别是当这种改变只是为了方便山西省电视台的纪录片拍摄，而不是为了服务于当地村民和社区的利益。那些提出更改仪式日期并同意这一提议的人被当地人认为是招致了后来的冰雹灾害，他们所在的村子因此遭遇大的冰雹，地里的庄稼被全部毁坏。在这个下冰雹的传说中，神灵是赏罚分明的。在笔者做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南羊獬的村民谈到了南北羊獬村在冰雹灾害中所遭遇的不同情况。那一年，轮到北羊獬村值社，南羊獬村的村民主要是协助北羊獬村的村民接待外来的“亲戚”。据说，北羊獬村的村民同意改变“送姑姑”的日期，而南羊獬村的村民对此完全都不赞同。结果，北羊懈村的麦田就被冰雹全部击倒，而南羊獬村的麦田却安好无事，虽然两个村子的麦地只隔了一条窄窄的小路。在这个灾难传说中，神灵惩罚了违背神灵意愿的人，同时也奖赏了那些诚心敬奉的人。冰雹灾害之后，当地人敬畏于神灵的强大力量，不敢再随意更改每年游神仪式的日期。于是部分村民成功地利用灾难传说达成了自己的诉求，使得传统的游神仪式日期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延续。在旱灾的传说中，部分村民明显是对地方政府强行拆除牛王庙的旧庙感到不满，于是他们利用灾难传说借牛王的神力来表达对当地政治权威的质疑。然而，这个传说并没有像下冰雹的传说那样在当地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尽管村民解释说，因为牛王不满自己的旧庙被拆而降下旱灾对当地人施加惩罚，但当这个传说传开之时，牛王庙的旧庙已经被拆，新庙也在有条不紊地修建中。这个传说并没有改变旧庙已毁新庙重建的事实，对于当地人的实际生活没有太大影响。最终，一座富丽堂皇的三王殿在牛王庙的旧址上新建起来，而牛王庙会也列入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无论灾难传说对信众的实际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它都可以被理解成普通民众重要的日常政治的协商策略。斯科特认为，弱势群体常常诉诸于后台抵抗并使用“隐藏的文本”来表达他们对现有权力关系的不满。其实，弱势群体并不总是通过隐晦批评当权者或背后表达愤怒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洪洞县的普通民众就通过创造和传播新的灾难传说来表达他们对文化和政治权威部分做法、策略或政策的愤怒和批评。而这种现象不只是现在才有，过去也有。在面对强大的文化和政治权威时，普通信众巧妙地利用灾难传说公开表达自己的感受，并协商自己的需求。一言以蔽之，灾难传说是普通民众日常政治的协商策略，也是他们表述自己的信仰和观念的重要方式。
日常政治的协商并不是对官方的政策或行为表示绝对地支持或反抗，而是游走在这两个极端中间。普通民众依据自己的经历和判断来决定什么时候需要协商自己的政治诉求，如何更好地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以及如何将协商的成本降到最低。对普通民众而言，他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各种考量和算计，估算支持或反抗的后果以及可能带来的利益或损失。但这并不意味着协商总是能带来他们预想的后果，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在协商的过程中，民众发挥出自己的主体能动性，有意识地利用已有的话语和实践来表述自己的政治需求。叙事是他们常用的协商策略，通过灾难传说他们与官方进行互动、重塑社会关系，并表达出他们对理想中的社会秩序的重塑和建构。
余论
灾难、传说和信仰的复杂互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议题，但是学者们目前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还不够。本文只是以民间信仰的个案为基础进行了初步研究，考察灾难是如何在具体的语境中被普通信众讲述并赋予意义，以及民众如何利用灾难传说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并协商自己的政治需求。在中国传统的宗教体系中，佛家、道家和儒家都对灾难有诸多复杂的讲述和建构，并与它们的宗教教义和宗教诉求密切相关。梳理儒释道和民间信仰传世文献中有关灾难的讲述和建构，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灾难、文学和宗教的复杂互动以及日常政治复杂的艺术体现。但在通常情况下，古代文献记录大多出自于上层精英之手，目的是阐明他们所相信的宗教义理，并弘扬宗教精神。普通民众如何讲述灾难并赋予其意义？这在官方文献中很少看到。通过地方文献和田野作业，我们可以考察这样的讲述和建构是如何进行的，对讲述者和听众有什么影响，普通民众如何接受并重新阐释和重构这样的叙事传统以及他们如何通过叙事协商自己的政治诉求。
传统的宗教研究往往关注宗教专业人士、宗教机构以及各种经典文本，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关注普通民众宗教实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日本学者三浦隆史在研究日本宗教时，关注了以“救世济民”为核心的一类日本神灵，并探讨了历史上普通民众对这类神灵的建构和信奉过程：在古代，普通民众信奉的这类神灵包括要求地方政府废除不公平税收的心怀不满的农民、采取了特殊的财政措施来帮助穷人的政府官员，甚至还有一条巨大的隐秘的大鲶鱼———信众相信它引发了地震以惩罚囤物的富人。在当代，这类神灵被赋予了更明确的反权威特征。在中国文学和宗教领域，类似的神灵和叙事也有很多，这些神灵被普通民众创造出来以对抗各种社会不公，而且这些神灵的信仰和实践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文学、宗教和灾难研究的跨领域合作将有助于我们发现这些重要的神灵叙事和实践，理解它们重要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并为灾难叙事的研究拓展出更大的发展空间。
（本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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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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