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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春节文化的传承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毫无疑问，对于伏岭村来说，“三十值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网络。它维系、活化了诸多村里原初的社会网络，包括家族、邻里、亲戚、同学、朋友等。它通过挨家逐户地舞，仪式化地建构了村落共同体形象；通过组织集体游灯、放烟花、看戏，在一种狂欢化的气氛中消解了村民之间的陌生感，恢复了血缘、地缘的亲密联系；通过接茶，重建了诸多亲密关系。很显然，舞、游灯、放烟花、演戏、接茶等，都是一个个社会网络。此外，村中还有负责桥梁维修的“桥会”、文艺爱好者自发组织的“鸡鸣寻声社”等。丰富的社会网络促进了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热情，伏岭村的水井、河道、村中的石板小路、戏台都是村民自发商议、集资修建的。我们在调研时听闻，2004年到2007年的30岁值年者，主动提出承担村内全年的路灯费用。
社会学家维克多·佩雷斯-迪亚兹就认为，节日庆典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网络形式，他称之为社会交往的软形式。村民借此增加了交往，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培育了对村落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比如，挨家逐户舞时，每家都会交付一定的“狮金”来赞助演出活动，这种无契约的出资体现了村民对活动组织者的充分信任，同时，这也表现了村民对村里集体活动的支持和间接参与。再如，2018年春节，值年者有28人，相互之间并不完全熟悉，其中出生月日最早者为总负责人，其他人把所有分摊的钱物，约4万余元，都交给他支配，此间的信任感显然是陌生人社会中所无法想象的。福山认为，信任这种社会资本是人们长期社会互动的产物，一个社会的相互信任程度取决于这个社会的文化传统。伏岭村的春节习俗巩固了社区内相互信任这种原生的村落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不仅可以让村民觉得生活顺心，而且有利于村落获取更多外部资源。
“三十值年”并非是一个固定的社会组织，而是一种组织原则。基于这种组织原则，全村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村落最重要的公共活动的组织者，这一方面培育了村民对村落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使得伏岭村不仅没有出现“无公德的个人”现象，相反，伏岭村的公共物品能够得到村民自发的、有组织的维护。另一方面，这也增强了村民对村落共同体的认同度。我们访问了十多个村民，问是否有人不愿参与“三十值年”活动。回答是一致的：每个人都会参与的，否则，村里人就议论他，认为他不算这个村里人了。据说，以前只要不参加“三十值年”者，就不能进邵氏祠堂。其实，“三十值年”也是每个村民在村里难得的露脸机会，可以到村里每户人家去舞，在演戏前可以在所有村民面前郑重其事地自我介绍，他们都很珍视这种展示自我的机会。所以，不管他现在生活在哪里，都会回来参加“三十值年”的。甚至有的不在这里出生、成长，只要他的父母或爷爷奶奶是这里人，还有外地来这里经商、工作的人，也会参与“三十值年”。只有参加了“三十值年”，才能成为村里人。例如，今年村里就来了一个女孩，从小在武汉生话，很少到伏岭来，但她请求明年参加“三十值年”，因为他爸爸说，尽管是女孩，也要参加，这样她才算伏岭村人。这种强烈的村落认同感对于村落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众所周知，皖南山多地少，明清时期，就有大量村民外出经商、打工，但是，并没有出现“空心村”“荒村”现象，所有外出村民都会在腊月二十四回来过小年，当地人称为“烧年”，在外发迹的人一般都会想着回报村里。伏岭中心小学校长邵宗惠说：“以前我们伏岭人在上海开徽菜馆，成功的很多，上海几大最著名的徽菜馆，如大中华、大富贵、鸿运楼，都是我们伏岭人开的。这些人成功了，就回报家乡，最直接的就是捐赠戏服啊，做戏台啊，还有做好事，如修桥铺路啊之类的，做祠堂啊。”我们在村里公告栏中就看到了一个布告，内容是工作于北京的村民邵宗有博士委托6位村民成立了一个“远方助老金”理事会，本村每位贫困老人都可以自愿申请生活补助。据其中一位理事说，每位老人可以申请1000元，特别困难的可以申请2000元。
游灯、演戏、接茶都是全村人参与的大型公共活动，其组织协调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伏岭村人仅仅通过“三十值年”这样一个临时的、松散的组织就可以运转起来，可见村民内部是有长期协作习惯的。在现代社会，这种协作精神无疑是一种极其珍贵的社会资本，尤其是对于个体力量较弱的村民来说，协作这种社会资本存量丰富，是其获得成功的重要资源，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伏岭人在上海等地开餐馆大获成功，而不是各干各的营生。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伏岭村人这种协作精神已经借助“三十值年”这种组织形式产生了一种新的互助协作关系。20世纪80年代之后，村民家的孩子一般都是一个或两个，一旦外出打工，父母就成了“空巢老人”，“三十值年”的人就约定，他们是同年出生的兄弟姐妹，有责任、有义务照顾对方的父母，他们由此结成了“养老互助联盟”，不仅解决了父母养老问题，还构建了一种极其亲密的拟亲属关系圈。这一点为今年伏岭上村值年的负责人所证实，他说：“值年的人基本上都是小学、中学同学，初中毕业后，相互联系就不多了，但到了30岁后，相互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密切起来，比如谁家结婚了，有红白喜事，都有相互来往，平常也会互相帮忙照顾老人。”
在一个有着深度集体认同的村落里，人们热衷于村落公共事务，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能够互助协作，其公共道德水准一般都相对较高。当然，我们很难对伏岭村人公共道德水准进行量化评估，但是，我们访谈中了解到一个细节，很能定性地说明问题。当地派出所的一位民警说，他来伏岭村十多年了，很少遇到打架斗殴和其他民事纠纷，只处理过一起自行车失窃案件，更没有刑事案件。如果承认乡村社区发展并非仅仅指经济发展，还有文化、文明的维度，那么，伏岭村有如此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显然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宜居的村落。
社区内部社会网络丰富，人际联系密切，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这只是意味着社区内部“黏合性社会资本”存量较高，乡村发展还需要与外部建立复杂关系的“桥联性社会资本”。基于“全域旅游”观念，绩溪县已经把伏岭村的春节习俗列入“最火绩溪年·最浓徽州味”活动之中。在乡村旅游背景下，伏岭村如何基于现有社会资本，创造出更多“桥联性社会资本”，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事实上，伏岭村的春节习俗，尤其是演戏、舞，早已成为伏岭村的一张名片。在1962年台湾版的《重印绩溪县志》中，就有对伏岭村演戏、舞的生动描述，据说是出自胡适手笔。2000年之后，伏岭中心小学徽剧童子班还多次应邀去北京等地演出。文化遗产既是一种不可复制的文化资本，又是一种潜在的“桥联性社会资本”，社会成员如何利用这种社会资本，推动乡村现代变革，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新课题。
结语
乡村振兴已经被确定为国家战略，乡村振兴固然离不开乡村经济发展，但“战略”的着眼点显然不应该仅仅是经济。笔者以为，只有乡村生活成为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一种生活方式，乡村文化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才具有战略意义。伏岭村基于传统节日习俗的现代传承，拥有了较为罕见的社会资本存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宜居的、令人留恋不舍的乡村。这个村并不富裕，但有自己的文化传承，有一种文明的力量。由此可见，乡村发展不仅需要经济资本、人力资本，还需要社会资本。更多情况下，社会资本甚至比经济资本、人力资本更具有根本性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资本存量很难做定量研究。就定性研究而言，其存在形式与类型又比较复杂，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方面，本文所列的六个维度并不能穷尽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对于六个维度之间的内在关联，本文也未深入讨论。另一方面，伏岭村社会资本存量与其春节习俗传承之间并没有严谨的因果联系，只能说具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因而，本文从春节习俗传承角度论证乡村社会资本存量以及乡村发展问题，这个研究思路是否合理，也有待于进一步考量。
（本文刊载于《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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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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