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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资本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的引入
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布迪厄、科尔曼与普特南等人的推动下，社会资本概念在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一个多学科共用的概念，但学界对社会资本的理解各有侧重，如亚历山德罗·波茨说：“社会资本指的是，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不管对于个人，还是社会组织或共同体而言，社会资本都是一个积极的概念，社会资本丰厚，就意味着有更多利于发展的资源。普特南指出：“在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存量的共同体中，生活是比较顺心的。”科尔曼也认为：“社会组织构成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为人们实现特定目标提供便利。如果没有社会资本，目标难以实现或必得付出极高的代价。”对于乡村社区而言，良好的社会资本存量有利于其发展。
由于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无形的，不可量化的，甚至不易辨识，我们如何来衡量乡村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呢？进而言之，我们可以从哪几个维度评估节日文化对乡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呢？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一般包括联系、惯例和信任”，具体而言，包括客观的社会网络、组织与一系列相对主观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因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衡量社会资本，一是社会成员对各种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二是社会成员的相互信任程度与道德规范水准。在这两个基本维度上，本文设计了六个维度来衡量乡村社区的社会资本。
一是乡村社会网络以及村民对乡村公共活动的参与程度。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家族文化衰落，集体经济解体，以及外出打工热潮的涌现，传统的社会网络遭到了破坏。对此，社会学家忧心忡忡。然而，民俗学研究者却发现，村民对传统节日活动的组织与参与仍然是充满热情的，这为修复、重构乡村社会网络带来了希望。二是村民对乡村共同体的认同程度。对于外出打工的村民来说，“老乡”关系可能是其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之一；对于乡村发展而言，乡贤的“乡愁”也是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本。“老乡”关系的建构以及“乡愁”的生成，固然依赖于地缘关系，但其亲密性则主要来自日常交往或节日、婚丧嫁娶、庙会等非日常的交往，交往建构、巩固了村落认同。三是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在乡村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知根知底，相互信任，是乡村生活吸引人的重要方面，也是村民幸福感的重要来源。毫无疑问，相互信任离不开密切的社会交往，社会网络可以说是相互信任的基础。四是村民之间的互助与合作程度。村民是有互助合作传统的，比如农具、耕牛共用，农忙时互助等。如今这些互助合作形式在大多数乡村都逐渐消失了，但在传统节日活动中的互助合作关系还有所保留，甚至衍生出了一些新的形态。五是村民的道德水准。在乡土社会中，基于“礼”“俗”的力量，村民的道德水准总体来看一直比较高。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村民成了“无公德的个人”，这已经成为制约乡村发展的重要因素。六是村落文化符号的影响力。在乡村旅游已经成为乡村发展的重要路径的社会背景下，传统节日文化活动在村落文化符号的塑造与增值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上述六个维度虽然都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但并非无差别的并列关系。与大多数社会资本研究者的观点一致，本文也认为社会网络是中心，“老乡”关系、“乡愁”、信任、互助合作、道德等，都是在紧密的社会交往中产生的。与前五种社区内的“黏合性社会资本”形式不同，村落文化符号属于对外的“桥联性社会资本”，村民从其传播与对外影响力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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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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