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节日文化传承对当代乡村发展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对两者关系的研究长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皖南绩溪县伏岭村春节习俗传承为个案，从乡村社会网络以及村民对乡村公共活动的参与程度、村民对村落共同体的认同程度、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村民之间的互助与合作程度、村民的道德水准、村落文化符号的影响力等多个维度透视，发现对于乡村发展来说，社会资本甚至比经济资本、人力资本更具有根本性意义，而节日文化传承对于乡村社会资本存量有着重要影响。可以说，乡村发展不仅需要经济资本、人力资本，还需要社会资本。更多情况下，社会资本甚至比经济资本、人力资本更具有根本性意义。
关键词：节日文化；乡村发展；社会资本；社区研究
民俗学界的节日文化研究不仅成果丰硕，而且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也颇为值得称道，但极少关注节日文化传承对于当代乡村发展的意义问题。在乡土中国，节日文化与乡村有着历史的、内在的关联，重视田野的民俗学者往往把节日文化研究放置在村落语境中，明显意识到了乡村是承载节日文化的重要“场域”，然而，节日文化传承对于当代乡村发展的意义却被忽略了。本文拟以皖南绩溪县伏岭村春节为个案，研究传统节日文化传承对乡村社会资本的影响，抛砖引玉，期待更多同行关注节日文化传承与当代乡村发展问题。
一、节日文化的研究视角概述
借用韦勒克和沃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说法，我们将节日文化的研究视角分为“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内部视角是指对节日文化本身的研究，包括节日文化的形态、内涵、历史、特点、传播等；外部视角则是把节日文化放置在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中，研究其当代传承的功能与价值等问题。外部视角是极其多样的，其中有三种外部研究视角最为重要，即国家/民族视角、个体视角与乡村社区视角。
新世纪以来，国家/民族视角是颇受重视的。一方面，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观念得到了学界广泛响应，人们开始反思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意识形态与政策、制度摒弃传统节日背后的文化逻辑与民族心态，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国力强盛，重视传统节日是国家/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现；另一方面，基于文化认同理论与文化再生产理论，传统节日文化对于建构国家/民族认同方面的现代价值得到阐发，如高丙中多次提出：“讨论节日问题，我们需要上升到共同体的层次，也就是在国家时间制度的层次思考问题”，“国家对节假日的制度安排应该考虑如何充分利用节假日作为社会文化再生产的机制，以便通过民族文化的生活传习来增强民族认同。”此外，传统节日仪式中所表征的国家/民族认同意识，也是节日文化研究中国家/民族视角的重要切入点。
从个体视角研究节日文化，直接相关的理论有身体叙事理论、记忆理论等，其实，个体经验与记忆的“深描”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的解释”，叙述文本自身就是一种理论。在文学领域，有极其丰富的节日文化的个体经验与记忆的“深描”文本，如鲁迅的《社戏》、罗念生的《龙灯》、丰子恺的《端阳忆旧》、汪曾祺的《端午的鸭蛋》等，这些文本同时也是民俗学者再阐释的材料。此外，民俗学者在田野调查中还可以让不同年龄、身份的人讲述他们的节日经验与记忆，他们的讲述不仅仅是民俗学者的研究材料，而且不同的叙述本身就构成了关于节日文化的多维阐释。
乡村社区视角则是介于两者之间，同时又勾连两者的中观研究。中国的乡村社区研究起步很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形成了“现代中国社会学派”，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村社区研究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热点。但无论前期还是后期，“国家与社会”成为分析乡村社区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本质上仍然是以“国家”为视角的乡村社会研究，乡村社区只是这一视角下的“样本”。以乡村社区作为研究视角则与此不同，它强调乡村社区是主体，是出发点，即从乡村发展本身来阐释、评价乡村社会与文化，来理解文化再生产与文化认同，在乡村社区的社会与文化关系网络中解读个体的文化经验与文化记忆。本文由此提出，以乡村社区作为视角的节日文化研究主要关注传统节日文化传承对乡村社区文化建设与乡村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在村民日常生活中的意义。这方面已经有学者做了一些探索性研究，这些研究虽然讨论了传统节日文化与乡村发展之间的关系，但并没有形成一种分析的模式或基本框架，本文尝试以社会资本理论为主轴，建构一个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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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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