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普斯以培养儿童的创造性故事讲述能力为目标的实践研究，认为6-10岁儿童是故事讲述能力培养的关键期。这一时期，儿童“开始学习读书、书写、画画、唱歌、算术等，也是在这一时期儿童的思想开始形成，开始有了关于社会和政治的感知”。正是基于这一年龄阶段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齐普斯认为探索创造性故事讲述的多样性实践，对儿童讲述能力的培养、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形成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讲述方式的多样性

　　民间口头传统赋予故事代代相传的生命力。口头传统中以人为主体的故事讲述不仅继承了被讲述的内容，而且“口头传统主体的这种体验品质构成了人类各种文化系统的共性，达成了所有人类文化之对话可能与文化成果相似之可能”，同时讲述主体的个体差异也赋予了讲述童话的多种形式。齐普斯认为，创新讲述实践中，一方面通过指导者对经典故事的讲述，让儿童理解该故事类型中所具有的共性情节，另一方面则通过讲述这个故事类型的多种异文来让儿童发现童话的变异性，以启发儿童思考变异的机制。也就是说，异文多样性为童话讲述方式的多样性提供了资料基础。

　　运用多种方式调动儿童对经典童话改写的兴趣，从而培养他们的童话改写、讲述的技巧和能力。齐普斯认为，创造性讲述实践不仅能够激活常规课堂，而且能够给学生和老师带来新的思考。故事讲述离不开媒介表达，基于现代人生活的时代背景，多种媒介方式成为故事讲述的重要变化。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认为，媒介本身就是一种讯息，是对人的延伸，因此多种媒介的出现不仅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影响人们的价值理念，甚至参与构建了社会和个人的思想体系。故事创造性讲述无论从媒介的传播层面还是从媒介的思想构建层面，都离不开媒介的参与。齐普斯的故事讲述实践通常以口头讲述、书面讲述和表演讲述三种方式进行，它们在实施中各有特色，互为补充，成为提高儿童讲述兴趣的重要路径。

　　口头讲述实践中，齐普斯通常借用多种游戏以激发儿童想象和组织故事讲述，这些游戏包括“假设”游戏、藏头诗游戏、卡片游戏、“沙拉”游戏以及童话互换游戏等。看似随意的游戏方式遵守着童话讲述的内在逻辑和文体规则，每种游戏的使用会因童话类别的差异而不同。口头讲述是童话传承的最原始和最主要的方式，在口头讲述中讲者和听者可以互动，“这种互动过程意味着口头讲述者与接受者之间没有严格界限”。在具体讲述实践中，口头讲述集继承和创造于一体，从而推动童话故事的动态和深度的发展。

　　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为了便于口头讲述内容的流传，口头讲述被书面化，口传童话进入文学系统，“书写是为了知道：在文学系统中尚未产生的东西没有其他居所，也不会像一些奥拉尼奥主题中的方案或神圣智慧赐给我们解决方案，意义必须等待被诉说或者写下来，让其有栖身之所，让其区别自己，这就是意义”。书写是意义流动的过程，也参与意义的建构。因此写作是故事讲述创造性实践的另一方式，对故事意义的建构具有推动作用。同时，讲述者基于个人和社会经验对童话的解读也会通过写作获得合法性。这一实践环节包括：首先，提取童话关键词。让儿童在听完童话后说出最为重要的人物、地点、事件等，并作为童话关键词提取出来作好记录；其次，以童话关键词为基础创编和写作新童话。指导儿童将这些关键词全部融入即将创作的故事中，根据自己的需要也可以加进一些新的人物或事件，像拌沙拉一样将其糅合在一起，最终形成具有独具特色的童话，这一方法也被称为“沙拉游戏”。在原有童话的基础上创编和写作新童话，鼓励儿童对经典童话进行“玩味式”的理解，形成自己的故事，有利于提高他们对童话内容的批判能力。

　　表演媒介的运用在童话多样性讲述中也具有重要作用。尽管齐普斯的创造性故事讲述实践中书面讲述占了很大比例，但它锻炼了儿童的写作能力，而且为童话改写和表演提供了基础，齐普斯认为，富有创造力的表演赋予经典童话更加生动立体的画面感。表演者和观众同时参与了童话意义的构建：“将表演作为情境性的话语实践——对民俗学者来说，是在施行和达成社会生活、生产文化意义时，对民俗的情境性运用——至今仍然有所流播并仍富有创造力。”齐普斯将儿童围坐的“圈空间”视为戏剧表演的舞台，除了让儿童懂得作者﹑演员等术语外，无需解释戏剧有关的所有规则，但是在儿童进行一些表演尝试后，要让他们明白诸如对白，幕后等戏剧术语。鼓励儿童根据自己的需要表演出不同特色的故事，借助直观的表演来发现主题，对主题进行较深入的思考，进而引发他们对童话中其他主题的关注和讨论。

　　随着舞台艺术的发展以及影视媒介的广泛应用，人们可以通过音视频进行交流。尽管各种影视节目有所差异，但是商品社会中无疑都通过叙事使儿童观念表现出同质化的倾向，以此使儿童成为潜在的消费者。“科技从政治和社会意义上削弱了批判性思考和自主性决定，这种科技对文化的全面渗透导致了一个理性的极权主义社会。从这一方面来说，大众传媒的作用是抑制了创造性艺术的解放性潜能，而且它能够被用于使幻想工具化。”但齐普斯认为只要人们依靠自己，寻找童话中的希望即乌托邦因素，就会实现对传媒的重新利用，以及发现故事创造性讲述的价值。因此，齐普斯基于乌托邦的理想来激励儿童，希望儿童在实践讲述中去探讨关于当下社会中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了解戏剧和影视的生产过程，使他们明白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商品社会中媒介的负面影响，从而建立更具责任意识的个人自觉和社会意识。

　　(二)讲述题材的多样性

　　齐普斯的童话故事创造性研究基于广义的童话故事类型，这样的创造性故事讲述实践不仅能够让儿童继承每种题材的特征，而且每种题材的话语体系为他们提供了创造的权力，每种类型所包含的颠覆性可能提升乌托邦的憧憬，多种题材的童话讲述实践开阔儿童的视野，而且能从不同角度启发儿童对童话故事的理解，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儿童批判能力的提高。

　　齐普斯认为，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寓言、童话，都包含着乌托邦因素的特征，这也是他基于广义童话故事开展讲述实践的原因，倾向于称这些故事类型为“乌托邦故事”：“无论古老的民间故事还是新的童话故事，使它们获得勃勃生机的原因在于，它们能够以象征的形式包含人类未能实现的愿望。”人类在寻找梦想的过程中对乌托邦的认识，经历了从物质追求到精神探索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故事中表现为不仅是对金钱、权力、荣耀的追求过程，也表现出了对和谐关系的追求，因此乌托邦让我们期盼、梦想、思考，也不断激励我们去实现，同时鼓励讲述者将自己对美好的向往在故事的映射下挖掘出来。在此过程中，儿童对故事的改写和表演赋予他们实现愿望的权力，希望和力量最终使他们勇敢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困难。

　　齐普斯的创造性讲述实践强调，在创新中继承和发展经典童话，对童话讲述形式和内容的创新利用，启发讲述者充分发挥想象力，以此表达讲述者的愿望。齐普斯一方面关注每一童话类型的多种文本表达方式，另一方面也关注广义童话故事语域中童话与其他类别的联系，充分发挥童话故事创造性讲述在家庭、学校、社区中的作用。在此过程中，对作为指导者的童话故事讲述者的要求很高，其对童话的理解、对创造性故事讲述的掌控，将决定整个实践活动的效果。

　　(三)讲述实践适应范畴的多样性

　　故事讲述自古以来就是一项集体性活动。“也许故事讲述的条件、地点、时间不同，但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它们都基于社会性的需要。”故事是社会历史的产物，通过对主流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参与社会文明的进程。齐普斯将创造性的故事讲述纳入构建社区之中，倡导故事讲述的社区性，扩大了讲述实践的适应范畴，为提高社会的凝聚力探索方案。

　　其一，学校的故事讲述实践。

　　齐普斯非常重视学校中的故事讲述，与美国多所学校合作开展各种类型的各种形式的故事讲述的实践活动，一些学校引入了故事讲述课程。学校制度影响着故事讲述者的讲述行为：“讲故事的人不能像被任命的教皇一样随意行事。相反，学校通过承认一个人所带来的才能或商品有利于并尊重学校的功能目标，来指定讲故事者的头衔。换言之，学校制度决定了说书人的习惯。整个美国都是这样：是生产文化领域内的机构定义了讲故事者的习惯。”在此基础上，齐普斯一方面通过对传统经典讲述，让儿童感受其中的社会性和集体性意识，另一方面借此讲述来调动学生的合作精神，让他们真正体验到团体协作中故事创造性讲述实践的各种可能。

　　齐普斯认为学校中的故事表演做得还不够，学校如果能够将故事讲述与戏剧、电影、视频用起来进行创作表演，就会培养一种团体合作的态度，在此过程中能够提高学生与不同人交流的能力，从而打破偏见有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如果学生能够根据当地的故事传说来创造性讲述，该地区的人们就会产生浓厚的历史情结，从而将这一地区的人们团结起来。

　　其二，社区的故事讲述实践。

　　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从出生就生活在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群体中。“马尔库什把人的社会性概括成两个方面：第一，人必须与他人交往和接触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第二，人正是由于占有了前辈或同时代的其他人创造并对象化的产物，并将其纳入在即的生活和活动才是真正的人。所以人是社会交往和历史的产物。”故事讲述不仅将人们以故事的力量联系在一起，而且将传统经典纳入当下的社会生活语境下，充分体现了故事讲述的社会性。齐普斯充分发挥故事性讲述的社会性价值，倡导儿童对家族故事的创造性讲述，以提高家族成员的历史责任感和凝聚力，而且倡导在其他类型的社区中推行创造性讲述实践，以此增加社会不同成员之间的互信和了解。

　　美国专门设立了为培养故事讲述者的讲习班或私立学校，设立有相应的学位。故事讲述在美国社会已经成为一种行业，用于满足各种商业需要。专业性的故事讲述实践通过学校、图书馆、剧院、青年中心、监狱、企业、医院、养老院等实现，而且已建立了故事讲述节、美国国家故事讲述网络和故事讲述者协会等。通过塑造和分享真实的故事，保持我们与这些故事的关系，帮助人们提出具有反思性和重要性的问题。“这些故事开启了人们对世界不同思考方式的门槛——同时令人兴奋和恐惧的思考方式。当人们跨过这些门槛时，他们发现了充满阴影和光线的房间，充满了对他们假设的挑战，打开它的桌子，还有更多的故事。”

　　故事讲述者相信，通过创造性故事讲述能够给听众打开新的视野，也相信故事在特定社区中的有用性，相信故事为听众的生活提供了意义，因此故事再次成为真实的故事。

　　综上所述，齐普斯的创造性讲述实践研究，比较深入地运用于儿童教育实践，强调其批判性功能，其多层次性、创造性、多样性的实践特色，可以增强文化身份认同，推动社会发展，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转化与发展具有启迪意义。

　　（本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20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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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