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反思

　　二、70年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经验

　　从世界范围内民俗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不同国家的民俗学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径：德国民俗学从具有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特性的民间诗学转型为经验文化学、欧洲民族学研究；英国民俗学以进化论人类学为主要特征，后转向民间生活研究；芬兰民俗学从《卡勒瓦拉》史诗研究开始逐渐成为国学，形成了历史－地理学派，民间故事类型研究范式，后劳里·航柯以“传统生态学”“民俗过程理论”引导民俗学实现经验研究与功能主义转向；俄国民俗学体现出社会主义改造的特点；美国民俗学逐渐突破口头传承的研究与欧洲民俗学影响，走向小群体交流实践的研究，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理论、口头程式理论成为主流理论，公共民俗学亦成为美国民俗学的特色方向；在日本，柳田国男开创的乡土研究、常民研究、历史研究对日本民俗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福田亚细男促进了民俗学的学院派建设，菅丰为代表的学者以“新在野之学”和“大民俗学”概念倡导民俗学的民间性与实践性，形成了对前代的尖锐批判。

　　中国现代民俗学学科从歌谣运动时期开始萌芽，改革开放后建设成为国家学科，现在凭借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的东风，成为助力乡村建设与文化传承的重要依托，在世界民俗学范围内显示出独具中国特色的风格和气派。总结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经验可以得知，正是因为有服务国家社会需要的意识、重视学科体系与人才队伍建设、坚持对学科理论的探索与反思，同时保持以人民为本的学科意识与学科优势，中国民俗学学科得以在结构和内容、学术性与社会性、科学性与人文性上实现均衡良性的发展。

　　（一）学科建设始终与国家社会需要密切相关

　　学术根植于时代的土壤。中国民俗学学科发展和变革的每一个阶段——从新文化运动时期具有平民意识的民俗学学科开始萌芽，到1949－1966年阶级意识影响下偏重劳动人民口头文学研究的学术取向，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民俗学学科建设停滞，197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确立后，民俗学学科的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民族文化振兴背景下的跃升成熟——民俗学学科的建设始终与当时的国家社会政治环境、文化生态息息相关、密切关联。

　　民俗学人因时入世、求实担当的学科精神与责任意识在国家社会建设进程中得到深刻体现。钟敬文回忆20世纪初的民间文学运动时说，“当时我们收集、研究民间文学，不但在活动的产生上有显著的时代、文化背景；就是在活动的行为动机上，也跟当时的国情和民众（包括儿童）的文化现状和改革要求，密切联系在一起”。新时期，国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民俗学者们热情参与并深度介入了这一进程，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程、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地方志书与综合年鉴建设、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等项目中都凝聚着民俗学者的心血与贡献。尤其在助推完善现代国家时间制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工作中，民俗学者付出了大量努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新的公历纪元，传统的夏历制度以及民族传统节日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韩国江陵端午祭成功申请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刺激下，民族传统节日重新受到政府与社会关注。中国民俗学会在传统节日复兴过程中起了主要推动作用，2004－2007年，中国民俗学会先后接受中央文明办、文化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委托，完成“中国节假日体系研究”课题和“民俗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假日”课题报告。2005年2月14日－15日，中国民俗学会与北京民俗博物馆联合召开首届东岳论坛暨“民族国家的日历：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国际研讨会”，刘魁立、乌丙安、刘铁梁、朝戈金、吕微、陈勤建、周星、萧放、高丙中、麻国庆、刘晓峰、陈连山、黄涛、巴莫曲布嫫、安德明等30余位知名民俗学者与理查德·鲍曼、迈克尔·琼斯、马克·史密斯、华澜等来自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的民俗学者共同探讨人类节日文化与各国传统节日保护经验，产生了极大的国际国内影响。这些学术研究与论证工作共同推动了2005年《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的实施。在之后的节假日改革方案研讨与传统节日保护实践中，民俗学者继续在国家决策方面提供着智力支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近年来国家文化建设的重点。民俗学专业成为非遗抢救记录、保护传承的主力军。民俗学者一方面通过学理研究与田野调查关注反思非遗保护效果、完善中国非遗方案，另一方面作为行动者和实践者，切实参与到非遗名录评定、非遗传承人认定，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认定与评估之中。对于非遗的宣传和传播，例如《非遗中国行》《非遗公开课》《寻找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传承人》等节目的策划制作，民俗学者也参与了部分工作。2012年中国民俗学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学术咨询机构，2016年成功协助申请“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进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通过参与传统节日保护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工作，民俗学学科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得到彰显，公众认知度得到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核心概念与保护实践也成为学科知识新的增长点，乌丙安、刘魁立、刘锡诚、陶立璠、陈勤建、董晓萍、朝戈金、高丙中、巴莫曲布嫫、萧放、陈华文、安德明、刘晓春、王霄冰等诸多学者对文化空间、社区、伦理、本真性、原生态、地方性、公共性、活态保护、整体性保护、遗产化、公共民俗学等内容的讨论，推动了民俗学的研究发展。

　　（二）学科体系与人才队伍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基石

　　中国民俗学学科带头人钟敬文教授在学科体系与人才队伍建设中做了大量工作。如前所述，无论是民俗学学科体系，还是民间文艺学学科体系，抑或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学科关系，事实上还包括民俗文化学建设，钟先生都进行了论证和学科体系设计。目前，学科点一般将民间文艺学作为民间文学专业，实行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平行建设的模式。一直萦绕着民俗学学科的学科归属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1997年学科目录调整后，民俗学成为社会学二级学科，民间文学成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自设的二级学科，或者民俗学二级学科下的研究方向，这给民俗学专业和民间文学专业都带来一定挑战。按照钟先生的设想，民俗学科应成为横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级学科，实行适宜于民俗学研究特色的学科建制。只是这一宏伟规划难以实现，在当前情况下，将民间文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下的二级学科，民俗学作为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进行建设是较为切合的方案。

　　关于民俗学的结构体系，钟敬文先生曾做过明确规划，包括民俗学原理、民俗史、民俗志、民俗学史、民俗学方法论、民俗资料学六个部分，归纳为理论的民俗学、历史的民俗学、方法和资料的民俗学三个方面。“系统的民间文艺学”学科体系包括原理研究、历史的探索和编述、评论工作、方法论及资料学。目前伴随着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教材建设、学术史撰写、专题史梳理、资料整理、分支学科建设、理论与方法建设等工作的展开，民俗学学科建设取得了较大成绩。但针对具体民俗事象与民间文学对象的研究仍不平衡，当代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研究作品较少，具有影响力的学术力作缺乏，民俗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断层，收集的民俗资料未有效展开运用，民俗学学科的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代际人才与专业队伍的培养同样重要。在民俗学学科建设过程中，钟敬文十分注重人才培养工作。合理的学术梯队、专业的研究骨干、民族地区的学人培养、交叉学科人才训练以及公众的文化普及，他都非常用心。曾经在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讲习班上的学员目前已成为各高校相关专业的学术中坚。2012年，承继这一传统，“中国民俗学研究与新时期国家文化建设”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再次举办，在推进研究生教育、扩大同行合作、增强学科沟通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举办了多届暑期民俗学专题班，效果明显。目前中国民俗学学科在加强学术共同体建设，普及民俗学本科人才培养，拓展学科应用人才教育方面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