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反思

　　（2）在全球化与国际化交流融合中，民俗学学科视野得到扩展。

　　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俗学学科的全球化与国际化交流融合迅速发展，官方层面、民间层面与国际学界的联系对话取得了重大进展。从官方层面而言，中国民俗学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组织以及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86年进行的中国－芬兰联合调查，1990年之后进行的“中日农耕文化联合考察”，1990年中澳在广东江门的考察，1994年成立的亚细亚民间叙事文学学会，1996年成立的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2006年中国学者开始参加的每年一届的美国民俗学年会，2011年发起的“中美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2013年开始进行的中美民族志博物馆交流与暑期研究生研讨，2014年于湖北孝感举办的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第15次年会，2016年“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17年“国际民俗学联合会”成立等等，都离不开以中国民俗学会为代表的相关组织的参与协调。高校民俗学项目点之间的交流，比如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与民俗学系聘任美国崴涞大学张举文教授担任兼职教授并举办“民俗翻译工作坊”，邀请日本福田亚细男教授围绕“日本民俗学的形成、发展与展望”展开系列讲座等，都极大促进了国际前沿学术的交流切磋与合作共进。

　　此外，民俗学及相邻学科学术经典的译介，比如“外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翻译丛书”（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世界民间文化译丛”（上海文艺出版社），“原始文化名著译丛”（上海文艺出版社），“外国民俗文化研究名著译丛”（中华书局），“民间文化新经典译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日本民俗学译丛”（学苑出版社），“当代日常文化研究系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江苏人民出版社），“人文与社会译丛”（译林出版社）等对中国民俗学学科的理论建设、方法探索、学科对话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说明的是，在引介国外经典之外，中国民俗学在国际交流中开始走出去，形成中国民俗学派的国际影响力。中国民俗学人赴国外交流访学以及民俗学者之间的交往都更加常态化。中国史诗研究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经验与学术研究成果也获得了国外学者的诸多关注，“2015年《亚洲民族学》刊发中美民俗学者共同对中国民俗学学科成长与成熟的反思；2015年《美国民俗学刊》刊发首个有关美国华裔和亚裔民俗的特刊；2016年《美国民俗学刊》神话特刊中突出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2017年美国《西部民俗》发表了有关中国非遗研究特刊”，中国民俗学者开始在国际学术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外民俗学者的交流、合作、对话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迈进。

　　（3）学科属性与学术范式更新过程中，民俗学学科立足之本逐步夯实。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围绕民俗学的现代转型，中国民俗学界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百家争鸣的学术潮流。这一潮流是在反思研究传统、对话哲学理论、参与公共建设、面对日常生活、学习优秀经典等多种背景下交织产生的。总的来说，民俗学学科如何自证其在现代社会科学体系和社会生活现实中的合法性成为学者们反复思考和论证的主题。

　　民俗学的现代转型立基于对传统民俗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视野、研究伦理的全面反思和总结。一般认为，传统的民俗研究是朝向“过去”的，民俗之“俗”是事象、文本本身，民俗之“民”是劳动人民为代表的下层民众，他们是研究的客体、教化的对象、俗的承载者，民俗研究方法是传统的文史研究或者“遗留物”学说。这种传统的民俗研究不仅使民俗学学科无法应对社会现实，无法与生活变迁同步，也无法面对人民的需求，民俗学学科存在的理据遭受质疑。

　　围绕共同的问题意识，民俗学人从不同侧面和角度进行了关注回应，且彼此间理论观点与研究路径多有交叉融合，综合来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研究取向：

　　日常生活研究。高丙中借鉴现象学中“生活世界”的理论，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扩展为民众的生活整体，将日常生活作为民俗学的“对象”“方法”与“目的”，将民俗作为实现日常生活研究的途径。这一观点对民俗学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众多学者以理论对话或经验研究回应了这一理论。

　　实践民俗学理论。吕微、户晓辉针对经验民俗学取向提出做纯粹哲学探讨的实践民俗学理论，以建立民俗学的整体研究和先验研究。刘铁梁、王杰文、萧放、鞠熙等学者围绕经验意义的“实践”概念进行了对话与再阐释。

　　公民社会视角。高丙中在近期研究中将民俗之“民”从国民发展到公民，将其从研究对象发展为实践主体，为民俗之“俗”赋予公共文化属性，产生了“公民社会”系列讨论。实践民俗学对于自由意志、公民、交互主体关系等主题同样做了诸多深刻探讨。“交流式民俗志”、个人叙事研究亦有力地参与了这一讨论。

　　感受生活的民俗学。刘铁梁倡导“感受生活的民俗学”，他强调将民俗放在生活中，以感受的方式进行生活整体研究，提出“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写作”方式。

　　家乡民俗学理念。安德明的“家乡民俗学”关注将家乡民俗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学者以局内人的视角做平等交流、同情理解、理性批判的观点。

　　对语境的关注。随着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口头程式理论等的引介，“语境”成为民俗学关注的一个关键概念。刘晓春认为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体现了中国民俗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他以“时空、人、社会、表演、变迁、日常生活”为关键词列举了民俗学者相关研究成果。

　　记忆研究。以记忆为核心，讨论记忆与传承、建构的关系等。王晓葵为代表的学者在讨论民俗学的记忆研究、灾难记忆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王霄冰、林继富等学者为代表，探讨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仪式与口头传统当代呈现。

　　身体民俗学研究。彭牧、王霄冰等为代表的学者关注身体本身及身体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对身体民俗学作为民俗学研究领域的历史、理论与方法进行了探讨。

　　民俗主义讨论。周星以“民俗主义”为观照，反思了民俗学者“耽溺于乡愁”的倾向，呼吁通过对“权力利用、意识形态渗透、商业化、大众传媒、学术研究”下的民俗进行研究以面对和回应当代社会现实，引起了众多关注。杨利慧具体论述神话主义的系列文章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历史民俗学与礼俗互动研究。以赵世瑜、萧放、张士闪等为代表的学者突破单一的民间视角，研究国家政治、礼制传统与民众文化之间的互动共生以及互动所生成的社会机制与文化认同问题。

　　现代化、城市化背景中的民俗研究案例。陶思炎、黄永林、田兆元、施爱东、徐赣丽、李扬、张敦福、王杰文、岳永逸等学者就应用民俗学、中产阶级民俗研究、旅游民俗学、网络媒体民俗研究、都市民俗学等进行研究，突破了传统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场域，为民俗学转型做出了有益示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中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在民俗文化数字化与数据库建设及研究方面做出的尝试与贡献值得肯定。

　　除此之外，陶立璠组织出版了31卷本的《中国民俗大系》，这是一个浩大的民俗事象记述工程。柯杨在花儿会研究方面的成果，叶春生关于岭南地区民俗文化的研究，刘铁梁在民间自治组织与仪式行为研究方面的成果，赵世瑜在庙会方面的研究，董晓萍关于四社五村用水民俗的调查，邓启耀做的民族服饰调查，江帆、祝秀丽、林继富等关于故事家的研究，段友文长期关注的黄河流域民俗研究，田兆元关于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应用研究，萧放的岁时节日研究与人生礼仪实践研究，何彬关于丧葬仪式的研究，万建中的禁忌习俗研究，郑土有在城隍信仰方面的成果，杨树喆的壮族民间师公文化研究系列论文，朱霞关于云南诺邓井盐生产民俗的研究，叶涛关于泰山香社与石敢当信仰的研究，刘宗迪结合天文学、地理学进行的《山海经》研究，黄涛以亲属称谓为代表的语言民俗学研究，陈泳超对山西省洪洞地区的传说及信仰研究，安德明关于甘肃天水地区农事及信仰习俗的调查，刁统菊在姻亲关系与亲属制度研究方面的成果，季中扬关于民间艺术的研究以及诸多学者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的研究等都扩展和深化了民俗学的研究内容，成为民俗研究史上的重要成果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