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反思

　　（二）后40年：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并蒂花开（1978－2019）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伟大转折，民俗学学科建设才重新得以恢复。进入学术春天的中国民俗学一扫往日阴霾，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呈现出勃勃生机。从稳步发展阶段过渡到转型跃升阶段，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花开并蒂、相得益彰，民俗学学科建设快速提升，并日趋成熟。

　　1.民俗学学科建设的稳步发展阶段（1978－1997）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态得到良性变革。以钟敬文为代表的学者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积极投身民俗学学科建设。在一系列努力之下，学科建设要素，包括师资队伍、教材建设、期刊平台等逐渐配齐，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同步发展、结构体系日益清晰，民俗学学科稳中求进，学科建制趋于成型。

　　（1）民间文学继续发展，取得重要成绩。

　　1978年6月，教育部在武汉召开了文科教材座谈会，受政治运动影响而在20世纪60年代停开的民间文学课程重新被纳入大学教育体系。但师资溃散与教材缺乏严重阻碍着民间文学的课程建设。这年冬天，“《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及学术研讨会”在西北民族学院（现西北民族大学）召开，钟敬文利用该机会召开座谈会，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研究力量重新得到整合与动员。1979年初，受教育部委托，钟敬文主持开设了民间文学进修班，一边进行学术骨干培训，一边利用一年的时间组织学员编写了《民间文学概论》教材。这一支学术队伍后来在各高校民间文学专业建设与课程研发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编写的教材也成为当前民间文学专业使用最普遍的教程。此后，多所高校开始陆续招收民间文学硕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最先成为民间文学、民俗学博士培养单位。这个阶段，民间文学教材，如《民间文学基本知识》《民间文学概论》《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简明民间文艺学教程》等出版，民间文学学科建设逐渐走上正轨。

　　钟敬文对于“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也进行了系统自觉的探讨。“民间文艺学”的概念是钟敬文在1935年提出的，在这一时段他又陆续发表《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艺学》《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等报告和演讲，号召建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从实际出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民间文艺学”。

　　就学术研究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在神话研究（钟敬文、袁珂、张振犁、马昌仪、乌丙安、李子贤、刘锡诚、王孝廉、叶舒宪、陈建宪、吕微、鹿忆鹿、钟宗宪、田兆元、陈连山、刘宗迪、杨利慧等），故事研究（刘守华、许钰、姜彬、刘魁立、金荣华、祁连休、顾希佳、江帆、万建中、李扬、林继富、施爱东、陈岗龙、康丽等），史诗和叙事诗研究（潜明兹、郎樱、杨恩洪、朝戈金、尹虎彬、刘亚虎、巴莫曲布嫫等），传说研究（赵景深、罗永麟、张紫晨、程蔷、贺学君、陈勤建、陈泳超、陈益源、刘惠萍、陈金文、邹明华等），歌谣研究（贾芝、柯杨、陈子艾、叶春生、郗慧民、王娟、夏敏、毛巧晖等），民间小戏研究（张紫晨、谭达先、乌丙安、王秋桂、施德玉等），笑话研究（赵景深、段宝林、王杰文等），语言民俗研究（朱介凡、曲彦斌、黄涛等）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伴随着西方传播学派、神话学派、原型批评理论、精神分析法、故事形态学、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等理论流派与研究方法的引入，中国民间文艺学的研究范式得以更新与突破。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原“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7年改为现名）在民间文学期刊建设、民间文化遗产普查与保护工作中也支持了民俗学学科的建设。

　　在期刊建设方面，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海分会（后改称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先后创办的《民间文艺集刊》（1981－1985）、《民间文艺季刊》（1986－1990）、《中国民间文化》（1991－1997），在外国民间文学流派介绍、民歌手与故事家研究、都市民俗学、新故事研究等方面开风气之先。1982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依托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开始出版官方学术刊物《民间文学论坛》，打造民间文学前沿讨论和组织建设的重要平台。《民间文学论坛》（2008年复刊为《民间文化论坛》）、《民俗研究》（山东大学主办）、《民族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民族艺术》（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主办）、《西北民族研究》（西北民族大学主办）、《文化遗产》（中山大学主办）、《民俗典籍文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办）以及一大批高校学报，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等成为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学科的主要期刊阵地。

　　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签发了《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作为发起者和组织者，于1984年起领导进行了全面、系统、科学的全国民间文学普查工作，最终“在1984－1990年间，全国约有200万人次参加了民间文学普查采录工作，各地共搜集民间故事184万篇，歌谣302万首，谚语748万余条，总字数超过40亿字。各地编选县、地、市卷本约有3000余种”，形成了规模空前的民间文学作品搜集整理高峰。此后，2003年起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以及2018年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等在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抢救、普查、整理、编辑、出版等方面也付出了诸多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2）民俗学恢复建设，并取得独立学科地位。

　　1978年在钟敬文的奔走联络之下，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罗致平、钟敬文7位教授以《建立民俗学及其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同志，倡议系统编写研究民俗志、民俗史，并成立民俗学研究机构。在一系列努力之下，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正式宣告成立，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全国性民俗学研究团体，在学术共同体建设、学术交流、国际合作、政府协同等方面始终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期间辽宁大学、牡丹江师范学院开设“民俗学”选修课，“辽宁省首届民俗学学术研讨会”召开，辽宁、吉林、浙江等地方性民俗学会成立，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辽宁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民俗学社，也是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事件。

　　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和少数民族文学学会联合举办的“首届全国民俗学与少数民族文学讲习班”在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开班，费孝通、钟敬文、杨成志、杨堃、马学良、白寿彝、罗致平、常任侠、容肇祖、伊藤清司、刘魁立、张紫晨等28位学者授课，150名学员参加学习。张紫晨选编的《民俗学讲演集》是这次课程的成果集。1987年9月又于门头沟民俗博物馆举办了第二届民俗学讲习班。它们培育了新时期民俗学学术力量，撒下遍布全国各地的学术火种，讲习班中的多位学员后来成为了民俗学学科的中坚力量。

　　在高校教育体制中，民俗学原没有独立学科地位，只能依托“中国文学”一级学科下的“民间文学”二级学科发展。197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全国暑期民间文学讲习班上，钟敬文最初提出在全国高校设立“民俗学科”的想法，之后钟敬文开始在北师大开设民俗学课程，招收民俗学专业硕博研究生。1988年北师大民俗学学科开始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1996年被教育部列入“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1992年钟敬文开始主持编写《民俗学概论》，历时6年出版发行，与《中国民俗学》《中国民俗与民俗学》《民俗学概论》以及后来的《民俗学导论》《中国民俗概论》《民俗学概论》《民俗学概论新编》等一起成为民俗学专业的主要教材。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重新调整学科目录，民俗学成为法学门类“社会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开始在国家学科建制中获得独立学科地位。从属于社会学一级学科的定位为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截至2012年，“全国已有10多所大学和研究院所设立民俗学博士点，设立硕士点的单位则达到近50家”。

　　在民俗学结构体系、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民俗学与民间文学专业关系上，钟敬文同样做了系统的思考和规划，1980年以后他围绕该主题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进行讨论，比如《中国民俗史与民俗学史》《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民俗学的历史、问题和今后的工作——1983年5月在中国民俗学会成立期间的讲话》《民俗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及方法论》《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在北京师范大学暑期民间文学讲习班上的讲话》等。最终1998年在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国民俗学运动80周年纪念大会上，钟敬文做了《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刍议》发言，正式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口号，全面阐述了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中国民俗学派的特殊性格、旨趣和结构体系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等，为中国民俗研究的发展路径与学科目标做了系统论述。

　　值得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少数民族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成果突出，为民俗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如，仁钦道尔吉、满都呼、郝苏民、邢莉、朝戈金、敖其、色音、陈岗龙等学者为代表的蒙古族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朱宜初、李子贤、杨知勇、邓启耀、傅光宇、张福三、朱霞等做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与民俗研究，冯元蔚、冯敏、巴莫曲布嫫等为代表的彝族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梁庭望、廖明君、杨树喆、陈金文、许晓明等从事的壮族民族民俗研究，降边嘉措、杨恩洪、岗措、范长风等为代表的藏族民族民俗研究，以及郎樱等在维吾尔族，白庚胜等在纳西族，邓敏文、刘亚虎等在侗族，富育光、江帆等在满族，李建宗等在裕固族，邱国珍等在畲族所从事的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等。“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是中国民俗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中华民俗文化大格局下进行多样化与在地性的民族民俗与民间文学研究符合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特色，也有助于涵养中国民俗文化的宏大气象。

　　2.民俗学学科建设的转型跃升阶段（1998年至今）

　　步入21世纪，中国民俗学学科在民族文化振兴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在全球化与国际化交流融合的潮流里，在学科属性与学术范式反思更新的过程中，学科地位得以显著提升，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实现转型跨越。依靠历史、立足当下、对话国际、朝向未来的民俗学学科建设，成为民俗学界同仁的主要共识与努力方向。

　　（1）民族文化振兴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背景下，民俗学学科地位显著提升。

　　从文化大革命曲折经历到改革开放后的国家文化热潮，“中国经历了一个从把自己在现代所遭遇的问题归咎于自己的文化，到把完成民族国家建设的未竟事业寄望于自己的固有文化的转变”。新时期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1986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五部委《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201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三部委《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等国家政策和文件精神为以民众生活文化为研究对象和以村落为田野传统的民俗学学科提供了宽松而积极的政策环境和学术机遇。通过切实参与、协助、指导文化工程实施，并申请、论证相关研究课题，民俗学的学科意义与学术价值获得社会广泛关注与公众深度认可，民俗学学科的社会地位得到迅速提升，民俗学者的研究能力与实践经验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