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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刘伯温修下北京城
关于“刘伯温修下北京城”的说法，倒是广泛地流传于华北、东北，以及华东、西北的部分地区，比如1957年沈阳文联编印的《鼓词汇集》就有《十三道大辙》：“正月里来正月正，刘伯温修下北京城。能掐会算苗光义，未卜先知李淳风。诸葛亮草船去借箭，斩将封神姜太公。”
这些唱词的流行年代至少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日本学者泽田瑞穗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常驻北京，收集了海量的俗曲唱本，现藏早稻田大学的“风陵文库”。文库中涉及“刘伯温制造北京城”的唱本非常多，如宝文堂的大鼓书新词《十三月古人名》卷首：“正月里来五谷丰登，斩将封神姜太公，洒金桥算命的苗光义，刘伯温制造北京城。”卷末称：“我唱本是十三月，这本是六十五个古人，名十三道大折。”据此可以判断《十三月古人名》也就是东北流传的大鼓书《十三道大辙》。清末剧作家成兆才（1874—1929）的《花为媒》就曾将这首大鼓曲揉进戏中，怀春少女五可在戏中唱道：“正月里开迎春春光初正，刘伯温修下北京城。能掐会算苗光义，未卜先知徐茂公。”
此外，北京学古堂的《绣花灯》中也有相似唱词：“正月里来正月正，柏二姐房中叫声春……先绣前朝众先生，刘伯温制造修下北京城。”《绣花灯》在“风陵文库”存有4种，木刻版书和铅印本各二，唱词基本相同。清末民初，北京打磨厂街有宝文堂、学古堂、文成堂、泰山堂等7家专门出版俗曲唱本的书坊，全都有这类刻本。
《绣花灯》流传于整个北方地区，如山西《绣花灯》：“花灯上绣众位先生，刘伯温在早修过北京，能掐会算苗广义，徐茂公有神通。”陕北《绣花灯》：“能掐会算的苗广义，刘伯温修下北京城。斩将封神姜太公，那孔明草船借箭祭过东风。”吉林《绣花灯》：“一绣花灯众位先生，刘伯温修下北京城。能掐会算苗广义，徐茂公，有神通。”山西、内蒙古一带的民间小戏二人台，北方秧歌竹板落子，全都一样。在河北邢台、辽宁本溪等地，这首曲子也叫《表花名》《十二月》，曲子巧妙地将十二月的花名与古人名融合在一起。
“刘伯温修下北京城”在劳动号子中也有体现，如山东运河号子：“正月里，正月正，刘伯温修补北京城，能掐会算苗广义，未卜先知李谆风。”天津打夯号子：“正月里来正月正，刘伯温修下北京城，能掐那会算诸葛亮，斩将那封神姜太公。”此外，天津的《风柳子》《莲花落》《十二月花歌》诸曲种也有类似唱词。有学者评论说：“‘正月里来正月正，刘伯温修下北京城，能掐会算苗广义，未卜先知徐茂公。斩将封神姜子牙，孟姜女寻夫她哭倒长城。’这在知识分子看来是没有韵律的瞎编、瞎聊、瞎磕，恰恰得到农民的无比欢迎。许多农民不识字，不读书不看报，也不熟悉历史。看戏记得快、记得牢。有人一说谁有预见性，他一下子就能对出‘能掐会算苗广义，未卜先知徐茂公’。有人问到，谁修的北京城？那我知道，‘正月里来正月里正，刘伯温修下北京城’。这些数白嘴的戏词，使没上过学的农民增长了见识，得到了历史知识。”
北方地区早在清代就已经流行刘伯温修下北京城的传说。陈学霖认为：“从明末清初开始，刘伯温已俨成传奇的历史人物。到了清末民初，由于秘密会党鼓吹反清复明，崇祀他为翊助革命之护国军师，伯温的传说故事，也就愈变荒诞，成为民间信仰中最玄秘的民族英雄。”比如，在咸丰、同治年间所传抄的天地会文献中，刘伯温就被奉为襄助排满的神机军师，留下锦囊妙计，预言反清复明一定成功；托名刘伯温的《烧饼歌》更是明确预言了清朝的灭亡、国运的更新，甚至邹容《革命军》也引用其“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肯休”等谶语，预言革命的成功。原本流行于江南地区的刘伯温传说，明末清初一路北上，其中既有《英烈传》的传播影响，也有反清复明秘密会社的宣传之功。
因为有了刘伯温修下北京城的传说，北京城内一切建筑都有可能被附会到刘伯温名下，而一旦这些建筑遭遇变故或面临危机，那些湮没已久的传说就会重新浮现。比如，1935年计议拆除西直门箭楼的时候，刘伯温就又一次站出来，暂时逆转了箭楼被拆的命运：“本市某当局，鉴于平西为北平名胜集中地带，每日前往游览中外人士，不绝于途，故交通极为重要，因之有拆除西直门箭楼之计议。连日工务局派工前往测量，但西直门外路南有楼房七所，系刘伯温完成北京城后按照天文形象所兴建者，名曰七星楼，其部位一为北斗。经工务局呈府请示，是否一并拆除，市府为保留古物起见，已决定不动。”
这则新闻很有趣，因为要保护七星楼，顺带保护了西直门箭楼。七星楼是刘伯温建的，难道哪吒城就不是刘伯温建的吗？我们接着追问，刘伯温修下北京城，跟哪吒和姚广孝有关系吗？答案是：至少在1935年，还没发生关系！我们不仅搜检“风陵文库”找不到一本与哪吒城、姚广孝有关的唱本，即便搜遍目前开放的各种民国书刊数据库，也找不到与此相关的任何信息。
事实上，关于刘伯温建造北京城的民间传说，各地异文并不相同，如抚顺的《刘伯温修下北京城》说：过去的北京是一片汪洋大海，刚好刘伯温来到这里，一看是块福地，是个建都的好地方。但是都城不能建在水上，于是刘伯温找到了水源，发现是个大泉眼，堵不住。刘伯温就去向财神爷借来聚宝盆，把泉眼压上，再修通河道把水给排干了，然后搁这建起了北京城。
天津的《永乐爷定都北京》则说：永乐帝平定北方之后，打算寻个好地建都城。他和刘伯温二人微服出行，有一天在路上见到有人家出殡，刘伯温掐指一算，不对，今天本是黑道日，不宜出殡，怪而上前询问为何如此择日，主家说，是潭柘寺的方丈给他择的日子。于是君臣二人找到潭柘寺，发现和尚们早已列队等候他们。二人见到方丈就问，为何选择黑道日让主家出殡，方丈说：“因为天子驾到，黑道日自然也就变成了黄道日。”君臣二人大吃一惊，只好向方丈请教选址之事，方丈说：“由此往东四十里，名曰北平，本是元朝皇城，乃天赐之地。”于是永乐帝就在这里建了北京城。
就算在北京当地的建城传说中，八臂哪吒城的说法在20世纪上半叶也难觅踪影。北京的一则《刘伯温建北京城》就说，燕王要在北方建都城，找来刘伯温，刘伯温让徐达向北射一支箭，说：“箭落在哪儿，就在哪儿修建京城。”徐达从南京一箭射到了北京的南苑。南苑的八家小财主吓坏了，拾起箭又把它射到了如今后门桥的地方。刘伯温带人追到南苑，要财主们把箭交出来，财主们说只要不把城建在南苑，他们愿意出钱建城。可是刚建完西直门楼，就把财主们的钱花光了。于是刘伯温又找来沈万三，没钱就打。沈万三被打得死去活来，只好瞎指，结果他每指一处，就能挖到大缸大缸的银子。后来北京城建好了，城里却被挖出许多大坑，这就是今天的什刹海、北海、中南海。
四、金受申传颂八臂哪吒城
1957年，在没有任何异文的前提下，一则成熟的八臂哪吒城传说由金受申整理问世，不过，像陈学霖这样关注该传说的学者并不多。1978年之后，民俗学重焕活力，民间文艺工作者推出了大量民间文学作品集，诸如1982年的《中国地方风物传说选》、1983年的《北京风物传说故事选》等书，不仅收录了金受申的这则传说，而且将其排在首要位置，使这则传说大放异彩。陈学霖的研究更是将传说的文化意义阐释得淋漓尽致。进入21世纪之后，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春风，该传说遍地开花，日渐奠定其经典地位。
金受申是著名的北京曲艺史家，“九、十岁时即听评书，对评书艺术颇有研究”，32岁（1938年）开始为《立言画刊》执笔《北京通》专栏，1953年经老舍介绍，调入北京市文联编辑《说说唱唱》（主要刊载说唱文艺）。金受申的身份有助于我们联想到，该传说很可能来自曲艺人的说说唱唱，而不是民间文学的口口相传。刘锡诚就曾指出：“金受申这个传说……不是从北京市民的口中搜集采录来的。”
金受申《北京的传说》一书中，《八臂哪吒城》与《高亮赶水》《三青走到卢沟桥》《北新桥》《黑龙潭》《蜈蚣井》等几则传说，明显是一串环环相扣的故事系列。《八臂哪吒城》结尾处说：“刘伯温这么一修造北京城不要紧，没想到惹得孽龙烦恼起来，这才又引起‘高亮赶水’一大串故事来。”《高亮赶水》结尾处又说：“甜水呢？甜水叫龙子给带到玉泉山海眼里去啦。龙公呢？‘北新桥’故事里再讲。”而在《黑龙潭》的开头则说：“咱们不是说过‘高亮赶水’的故事吗？……现在说的这个故事，就是打这里说起的……”这种埋下伏笔不在本单元解决，要求且听下回分解的结构方式，显然不是民间故事的典型形态。
《高亮赶水》讲的是哪吒城修建过程中，龙王报复刘伯温，用水篓将水源运走，企图枯竭北京水源，高亮主动请缨，奋力追赶，最终扎破水篓，追回水源，自己却被大水卷走牺牲的故事。这则传说的来历比较清楚，最早出自北京天桥艺人的撂地演出，是为数不多流传至今的鼓曲唱段。铁片乐亭大鼓艺人王佩臣（1901—1964）的拿手“蔓子活”中就有《高亮赶水》，北京琴书创始人关学曾（1922—2006）在1950年代末还曾改编《高亮赶水》唱段，同一时期，戏曲家翁偶虹（1908—1994）也编过《高亮赶水》。尽管曲艺形态不一，但基本情节却是一致的。《高亮赶水》唱本之所以在1950年代硕果仅存，不断改编，得益于故事表现了劳动人民不怕牺牲、勇斗恶龙的大无畏精神，符合当时的文化主流。
通读金受申《北京的传说》，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北京建城传说都可归入两个故事系列，一是刘伯温、姚广孝与北京自然条件的斗法系列，一是鲁班先师对工匠的点化系列。由此可以推断，两个传说系列的主要来源是北京曲艺人的商业说唱，当然，不排除部分说唱是对民间口头传统的创造性改编。
我们还可以借助一些间接资料，证明说唱艺人在八臂哪吒城的概念传播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广作用。比如，老辈相声演员一说到故事热闹处，往往会冲出一段贯口，带出八臂哪吒城的概念：“不到一个时辰，就惊动了整个北京城，什么四门三桥五牌楼、八臂哪吒城的人都来看热闹，也不管是什么五行八作、土农工商、回汉两教、诸子墨家、三百六十行、街市上走的人……大伙儿都围过来了。”岳永逸也告诉笔者，他在北京天桥一带的曲艺民俗调查中，有些老艺人就曾提及早期演出曲目中有过《八臂哪吒城》。即使在新兴的网络评书或相声表演中，还有好些与八臂哪吒城传说相关的音频与视频。
五、曲艺说唱向民间传说的转化
在口口相传的散文叙事作品中，那些冷僻知识很容易被相似功能的共同知识所取代，尤其是人名和地名，这是口头传统很突出的一条传播规律。明清以后，元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已经慢慢淡出了普通老百姓的历史记忆，逐渐成为冷知识。与此相反，刘伯温却日渐神化，不断升温为新的热门知识。由于二人的功能、功业十分相似，都是开国君主帝王师、能掐会算、熟稔奇门异术，关键是都姓刘，明《英烈传》甚至直接说刘伯温就是刘秉忠的孙子。在民众口头传统中，故事主人公的冷热替换是十分常见的现象。
作为冷知识的刘秉忠淡出了，可是，同样作为冷知识的姚广孝为啥没有淡出呢？姚广孝虽然在通俗小说和说唱文学中偶或登场，但在民间故事中极少出现，甚至他自己家乡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江苏卷》都没有收录任何关于他的传说。姚广孝为什么会在传说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呢？不仅如此，传说的情节还十分稳固，异文之间差异很小，这些特征都是有悖于民间口头文学传播规律的。
我们再看哪吒形象。《西游记》中的哪吒是“三头六臂，恶狠狠，手持着六般兵器”。《封神演义》中的哪吒是“八臂已成神妙术，三头莫作等闲看”，无论六臂还是八臂，三头都是固定配置。就算按元大都十一门计算，十一门减去三头，再减二足，哪吒理应只剩六臂，而不是八臂，这是一个很容易发现的漏洞。如果按明清北京城的九门计算，至多也就是一头六臂二足，六臂哪吒城勉强说得通，但八臂哪吒城是无论如何都说不通的。
如果八臂哪吒城传说真是从北京民众的生活经验中自然生长出来的，故事就一定能够在口口相传的民间传承中补足缺失，获得自我优化，八臂哪吒城就一定会被纠正为六臂哪吒城。正如前引明代《农田余话》早就指明了“燕城，系刘太保定制，凡十一门，作那吒神三头六臂两足”。另外，英国人阿灵顿（Arlington）《寻找旧北京》（1935年）也提到“北京城的型制是要象征哪吒的三头六臂两足”。但在目前可见的各种哪吒城传说中，哪吒俱为八臂形状，从未出现过六臂哪吒的异文，这种错误形态的高度稳定也是有悖于口头传统的。
综合上述各种有悖于口头传统的特征，结合传说首发者金受申的特殊身份及其知识结构，这些非常现象一再提示我们，元代虽然已有哪吒城的概念，但是并没有配套的故事情节，所谓八臂哪吒城的传说是由北京说唱艺人创作并传播的。
说唱艺人是职业故事家，相当于故事界的“意见领袖”，既要传唱故事，也要发明故事。旧北京的天桥说唱艺人多数靠故事说唱谋生，演出质量既有赖于艺人的表演技艺，也有赖于故事的新鲜热辣。如果故事传唱达到一定时长，逐渐为公众熟知，也就意味着该故事不再具有商业价值。这时，说唱艺人就得及时放弃旧故事，发明新故事，如此不断刷新。因此，从艺人利益的角度出发，他们不愿意故事太快为公众所熟知，这样有利于延长新故事的“有效传唱期”。
说唱艺人的故事一方面要新奇，一方面还得跟同行的同类故事保持大致一致，否则很容易受到听众质疑，引发同行之间的相互倾轧，所以说，同时代艺人说唱水平之高下，主要体现在个人演出技艺，而不是故事差异（个人创作的、非共享故事除外）。同一门派的共享故事尤其稳定，因为门派既要对外展示其原创性和独特性，又要对内强化其权威性和统一性，最大限度地盘定市场份额。因此，由说唱艺人创作的故事往往会有一些明显特点，比如，受众范围比较稳定、异文之间差异小、逻辑漏洞被忽视、冷知识能够得到稳定传播等。我们将这些特点对照于八臂哪吒城传说，基本上全都吻合。
目前可知的八臂哪吒城传说源头，几乎全都指向金受申，著名的北京学编辑赵洛在《赵洛讲北京》中提及城门传说时，通篇只引了“金受申说北京城图是刘伯温和姚广孝画的”，可是金受申却强调说：“北京人都知道、都传说：‘刘伯温、姚广孝脊梁对脊梁画了北京城。’”这里所谓的“都知道”，应该是指他自己生活的曲艺圈周边。著名评书艺人连阔如有一绰号“八臂哪吒”，1939年的一篇业内软文介绍说：“（我们）仿效水浒传点将录的先例，给他加上一个绰号，唤做八臂哪吒。”全文丝毫没有涉及“北京人都知道”的八臂哪吒城传说，很可能该传说在1939年尚未出现。由该传说在20世纪50年代尚无其他异文的情况来看，传说在当时应该尚处于“有效传唱期”。由此推测，陈学霖将八臂哪吒城传说的生成时间定位于“清末民初”，还是过于信而好古，八臂哪吒城传说的创作时间不会早于20世纪40年代。
（本文发表于《民族艺术》2020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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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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