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问题

 

　　四、民俗资料学的建设路径

 

　　一个研究方向要想在学科内部站稳脚跟,继而在学术界形成一定的影响,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拥有一套相对成熟的理论和方法,能够对现实的研究起到指导作用;二是有一批热衷于此的学者,能够互相支持、相互切磋,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三是有一个或数个相关组织或机构在背后予以支持,既可以是科研和教学机构,也可以是政府部门、半官方的协会或者民间性质的学会等。

　　作为一个边界领域,民俗资料学在理论与方法上必须从史料学、文献学、文物学、档案学、图书馆学、信息技术等相关学科获得借鉴。其中,史料学重在阅读和鉴定史料,正如史学家所指出的,“鉴定史料需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它的真实性……第二,它表达的事实能说明什么问题;第三,它在说明问题时有什么价值,是否具有决定的意义”。同样,当我们在甄选并鉴定民俗资料时,也需要考虑到这几个方面:一是对资料本身的客观真实性的追问,包括资料的来源是否可靠,是第一手资料还是第二手资料,原始作者的制作用意如何,流通过程中曾为谁所拥有,资料采取了怎样的保存和处置方式,等等;二是分析它所提供的信息对于追溯和解释民俗现象有何帮助,这就需要解读者对民俗学学术史有着较为充分的掌握,并具备敏锐的学术嗅觉;三是对资料价值的整体评估,包括其珍稀程度、有效性、使用上的缺点及应该注意的问题,等等。

　　史料学之外,文献学“以研究文献的生产、流传、利用、管理等为主要内容,兼及文本与载体之间在时间、地域、组织、权利、学术等几个维度之间的张力及其变化”,其基本方法完全适用于研究文献类的民俗资料。文物学的编目、鉴定、溯源、保管和展示等基本方法则适用于处理文物类的民俗资料。而在资料的分类、存档、公开和利用方面,民俗资料学不仅需要获得信息技术的支持,且有必要借鉴档案学和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方法。

　　但在借鉴的同时,民俗资料学也必须摸索出自己的一套思路和研究路径。关键还是要立足于民俗学学科,面向普通民众,关注其日常生活和文化心理,超越上述学科只关注资料而不注重还原其生活本质的局限性。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民俗学者的资料解读能力,要能够从“死”的文献、档案和文物当中,阅读出“活”生生的人及其日常生活事件,包括事件背后的民俗关系,以及深层次的民俗心理与文化逻辑。民俗学过去在这方面已有很多成熟的研究案例,例如,龙圣曾通过阅读和分析四川冕宁菩萨渡周王邓三大望族的族谱资料,推导出屯堡叙事的动态结构过程,及其在“以自我为中心不断加以推演”的叙事建构逻辑;他的另一篇论文也是以彝族文书和地方档案为资料,追溯了四川冕宁“水田彝”从高山迁往平地、在国家化进程中逐步形成其族群性的过程。这些研究都充分显示了民俗学者解读民间文献的能力,同时也彰显了这类资料对于民俗学研究的重要价值。

　　中国民俗学界从事民俗文献与文物研究的学者为数并不算少,但往往分布在各个不同的机构和领域,彼此之间缺乏交流。如能在适当的时机,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或在刊物组织学术专栏的方式,为大家提供一个交流与切磋的平台,想必可以为建立民俗资料学的学术共同体打下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后备学术力量的培养也是发展和维护学术共同体的重要途径。吸收来自历史学、文献学、文博学等学科有志于从事民俗研究的青年学者加入这一领域,同时引导本学科的后起之秀关注民俗资料并习得相关的研究方法,在条件成熟时编写民俗资料学的教材,在高校开设相关课程等措施,都将有利于将民俗资料学作为民俗学专业的研究方向之一确立下来。

　　在组织机构方面,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一直以来就以调查、保存和记录民间文化为己任,继上个世纪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之后,又于2003年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旨在“用文字、录音、摄影、摄像等现代技术立体地记录中国民间文化,还将大批搜集和收藏中国民俗代表性实物,实施以县为单位的中国民俗志调查和出版,全面调查、登记与出版中国民间美术作品,拍摄与制作中国民俗文化的音像制品,建立中国民俗图文资料数据库等”。借着新世纪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东风,文化和旅游部下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和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已发展成为推动采集与保存我国现存各类民间文化资料的重要官方机构。除前面提到的一些项目之外,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为主导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项目,使用文本与影音并重的方式,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口述与表演资料,并与国家图书馆合作,以纪录片的方式在线上展示。作为民间性质的学会组织,中国民俗学会也通过网页的建设,为储存和公开民俗资料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平台。而作为科研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在民俗资料学的建设方面无疑遥遥领先于其他单位。该所在近20年来推行了“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资料库/媒资库/档案库’为学术资源依托,以‘口头传统田野研究基地’为信息增长点,以‘中国民族文学网’(中英文)为传播交流平台的整体发展计划”,即“‘资源/基地/网络’三位一体方略”,并将其视为其科研发展与学科建设的主要工作。以上机构和项目虽然都没有冠以“民俗资料学”之名,但所行已有“民俗资料学”之实。他们的实践经验值得从学理层面上加以总结。

　　最后,建立民俗资料学的目的,对内主要是服务于民俗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让它成为一门更具阐释力和穿透力的学科,不仅在形而上的层面更具思想性、理论性,而且在形而下的领域能够提供更多准确翔实的资料和鲜活透彻的个案;对外则可与历史学、文献学、文物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展开对话,甚至为文学、历史、社会学、宗教学等诸多兄弟学科提供研究资料。同时,经过系统搜集、科学整理并得到立体呈现的民俗资料也可为政府、社会团体或个人提供资料性的咨询服务,由此坐实民俗学“资料之学”的名义,令其以一技之长服务于学术与社会。

 

　　（原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20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