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

　　关键词：茶馆；成都；20世纪后期；社会交往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城市面貌以及文化等方方面面发生了巨大改变。从1978年到2000年这二十余年间，中国的重点是发展经济，在一波又一波的经济大潮中，伴随着股市开放、农民工进城、国企工人转岗待业、土地重新规划、城市大拆大建等，人们越来越依赖市场和公共空间，在日益丰富的商业文化氛围中谈生意、交换信息并参与社会生活；而四川省成都市的茶馆与全国一样，再次满足了人们对公共生活的需求，并提供了了解社会变化及其发展轨迹的一个非常理想的窗口。

　　成都茶馆的数量从晚清开始便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中国城市，成都市民比任何一个中国城市的居民更依赖茶馆。但是，由于1949年以后的政治冲击和政策导向，茶馆业逐步走向衰落。然而，改革开放又为茶馆的复苏提供了机会。本文将根据笔者在2000年前后对成都茶馆所做的实地考察，并结合其他文献资料，着重讨论改革开放后的二十余年间，随着城市小商业、私营企业的发展和茶馆的兴起，人们是怎样回到公共空间来开展自己的公共生活的，茶馆又是如何重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最基本设施的，它在人们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扮演着怎样一个角色。

 

　　一.街角茶馆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在成都，繁华闹市的大型茶馆、茶楼自然引人瞩目，但普通居民最常去的还是那些散布在小街小巷最简陋的小茶馆。这些茶馆，通常只有一两个房间大小，不足十张桌子。经常是朝向街面，进出口是可以开关的卷帘门，或者可以拆卸的门板。这种空间布局，对顾客来说非常方便——当茶馆拥挤不堪时，人们很容易把桌椅搬到街沿上。面对那些熙熙攘攘的过路人，不但不会让茶客们感到烦恼，反而是看街景和观察往来人们的最佳位置。对于那些喜欢观察成都时髦女郎的男人们，街角茶馆可能是最理想的地方，坐在街沿边，难道不是在看一出出永不重复的城市日常生活纪录片吗？当笔者在茶馆做实地考察时，也成为这些城市景致观察者的一员——看到了行色匆匆的上班族，看到了悠闲的退休老人，看到了一路嬉闹的小孩，看到了卿卿我我的恋人，也看到了街头的争执、城管驱逐小贩、随地吐痰扔垃圾的路人……。老年人买了菜，路过茶馆便停了下来，坐下喝碗茶，与其他茶客随便聊天，而且手还不停着，慢慢地把菜收拾停当，然后不紧不慢地回家做午饭了；也看到年轻人在茶馆里高声喧哗地争论什么问题，商人们在谈生意，也有人安静地读报，还有人干脆就躺在椅子上打瞌睡。

　　在有名的宽窄巷子重新整修之前，这里集中了许多廉价的小茶铺。在笔者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在宽巷子的墙上，有一家非常简陋的茶铺广告，“茶，铜壶一元”，并配有英文，旁边还用粉笔写着“诸位请进”。附近有一家国际背包青年旅舍，年轻外国游客喜欢在那里落脚，这家如此简陋的茶铺竟然还是以外国人为服务对象的。在宽巷子的另一头，可以看到一家叫做“八旗茶苑”的茶馆，是因为这里过去是老“满城”，此名称可以让人们怀旧，能在这个茶馆中体验对一个正在逝去的文化的回忆。虽然现代的商业文化的包装，已经使这样的体验与真正的文化传统有了遥远的距离。这个茶馆看上去很气派，装修精致，但几乎没什么客人。就在几步远的同一条巷子里，还有一个很小的茶馆，桌椅都摆在街旁的树荫下，还撑起了一个塑料棚，有几桌人在打麻将，还站着不少围观的行人。两家茶馆外貌的高雅与简陋、顾客的寡与多形成了鲜明对比。

　　2000年的夏天，笔者考察了一个称为“集乐”的低档茶馆，并有机会与茶馆主人闲聊。该茶馆在大慈寺后面的和尚街，狭窄而古朴，是非常热闹的农贸市场。不久，这个地区便被完全拆除，重新改造，目前已成为高档的商业中心“太古里”。“集乐”茶馆只有一间屋大小，六张桌子，室内四张，街沿放了两张，大概有三四十把老旧的竹椅。由于屋子太小，烧水炉只好放在主人住的里屋。一碗茶的价格1—5元不等，最便宜者是茉莉花茶。茶馆主人和他的妻子都来自乡下，租下这家茶馆打理，每月交给老板租金几百元，剩下归己。主人说，开这样一个茶馆，大概需要资金六七千元。对面街沿上有两三张桌子和几十把塑料椅子，墙上写一个大大的“茶”字，主人说那些茶桌和椅子并不是他这家茶馆的，而是一家“非法”茶馆，一个月前开张，没有营业执照，因此不用纳税。不过，他说那家“非法”茶馆生意很差，与他的这家差太远，他家已经开了六七年。他估计，有关部门没有取缔那家非法茶馆，可能以为这些桌椅是他这家“合法”茶馆的。笔者在那里与男主人聊了好一阵，男的说肚子饿了，要妻子准备午饭。她出去了不一会儿，便买来肉、饺子皮、蔬菜，在一张空茶桌上开始包饺子，似乎这个茶馆也同时是她家的厨房。

　　周围居民经常到茶馆里面买开水，五角钱一大热水瓶。尽管“集乐”茶馆的生意看起来不兴隆，不过不时还是有一两位顾客的，主人身兼服务员，随时准备招呼客人，他说不少是回头客。茶馆从早上六点半开张，营业到午夜关门。每天早上，十几个老主顾会来喝早茶，他们过去大多在同一家工厂上班，退休后便经常在茶馆聚会，轮流付费。这个办法类似于民国时期茶馆中人们经常所实施的“茶轮”办法，以增进大家的情谊。茶馆对这些老客人有特别优惠，每杯只收取八角钱。

　　通过对街头来来往往的人们和这个茶馆主人与客人的活动观察，可以了解许许多多茶馆和人们日常生活的丰富信息。这个小茶馆与邻里、过路人以及来来往往的小商小贩，都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由此反映出来自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人以不同方式相互联系和依存。透过这个经营茶馆的农民工小夫妻，甚至可以看到他们的工作空间与个人生活空间是基本没有区分的。茶馆既是他们经营的生意，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场所，他们在这里一面与顾客聊天、做饭、吃饭，一面则打理生意。他们的家庭生活就展现在顾客的眼前，不过顾客们似乎对这些已经习以为常，很少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特别的兴趣。这样，街道、茶馆与城市里的人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茶馆里，私人生活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十分模糊。这种空间使用功能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无疑使茶馆主人在做生意的同时，家庭的纽带也得到紧密的维系。

　　总之，街角茶馆为居民和流动人口提供了必要的服务乃至谋生机会。在这些地方，尽管消费低廉，但他们仍然能享受公共空间中的公共生活。当然，茶馆不是唯一的公共生活空间，还有许多其他地方发挥着类似的功用。例如，安维克（Ann Veeck）的研究展示了菜市场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活动中心”的作用，现在的快餐店、歌舞厅、保龄球馆和公园等等，都扮演着类似的角色。

　　大约在1990年前后，成都街头巷尾茶馆的数量急剧减少，主要原因是大规模的城市拆迁与重建。但是，到1990年代中期，那些低档茶馆开始收复失地，从中高端茶楼那里抢回了部分市场份额。低、中、高三个等级的茶馆大概各有数百，针对不同的人群而提供服务。另外，还有大量的“麻将馆”开张营业。那些狭窄、脏乱、喧闹的街角茶馆，则以放映录像来吸引顾客。中高档茶馆干净、安静、舒适、服务周到，不仅提供各种各样的茶品选择，而且桌椅和室内装饰也比较讲究，以良好的环境吸引着消费者。

 

　　二.新式茶楼的兴起反映了经济的发展

 

　　1990年代，成都与中国其他城市一样，经历了持续的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同时也刺激了中高档茶楼的兴起。到2000年，成都大概有八百家这类的茶楼，其中十几家坐落在府南河边。在二环路西延线，许多茶楼规模大且设施齐全，营业面积多在一百平方米以上，甚至更大。大部分顾客是中青年人，他们谈生意、聚会，或是约会。人们也喜欢在这些茶馆提供的舒适环境中阅读、写作，或是处理商务。与传统的茶馆不同，这种茶楼不提供说评书、演戏或其他娱乐，只有轻柔的背景音乐，有的还有钢琴演奏，旨在给客人提供一个安静的环境，并尊重客人的隐私。在低端的茶馆里，陌生人之间会经常一起聊天，但在中高档优雅的环境中，陌生人之间几乎没有交流，也不会受到打扰。位于成都市中心太升南路的“华都茶坊”，据称是成都“第一流茶坊”，也是“成都茶文化的一个缩影”。这个茶楼“处闹市而不见闹，显华美而不露俗”，在装修、隔音上都下了不少功夫，“既有传统茶坊的遗风，又有西洋建筑的格调，使人一进去便有入洞府、登雅堂之感”。大厅里除设六个风情卡座外，还有二十余桌散座，“宽敞豁亮，可听丝竹之音，可观书画表演，可赏名家对弈”。

　　高档茶楼与街角茶馆的价格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些茶楼，最便宜的茶都要十元一杯，贵的有几十元的。一个茶楼的老板说，他不得不抬高茶价，因为光是装修就花了三四十万，外加不菲的水电费和其他开销。一个新开的茶楼，有一千五百平方米，由著名设计师装修设计，家具从香港进口，有中央空调和十几个豪华私人包间，总投资达八百万元。另一家茶楼有一千多平方米，在装修和设施上投资了两百万元。这些茶楼老板认为，只有一流的设施，才能增强他们的竞争力。

　　当地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关于成都二环路西延线一带高档茶楼的文章，指出这些茶楼老板之所以乐观自信是有原因的。第一，这一带有十多个新的豪华住宅小区，附近都是高收入的居民。第二，周围没什么好的餐馆，所以茶楼用餐是不错的选择。第三，这个地区交通发达，成都其他区的人们很容易开车过来消费。茶馆老板说，尽管周围集中了不少类似的茶楼，但他们没有遇到严酷的生意竞争。例如，有一个茶馆每天的营业额达到8000元，而且还没有达到满负荷。在这些茶楼，几乎都提供包间，价格每小时收38—88元不等，更豪华的甚至每小时280—480元。为了吸引顾客，这些新开的茶楼都打5—6折。不过一些市场分析师提醒，要小心茶楼的数量供过于求，但另一些分析则对前景比较乐观。高档茶楼有不同的经营方法。当时，成都最豪华的茶楼是抚琴路的圣淘沙茶楼，服务非常讲究，服务员为下车的顾客开车门、撑伞，甚至提供泊车服务。1996年，茶楼先在二楼开业，后来从二楼扩展到四楼，有茶厅、包间、西餐厅，一杯茶大概是28—100多元不等，包厢租金每小时180—600元不等，还不包括茶水。此外，自助餐每人是48元。到这里哪怕是最基本的消费，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例如，一行五人点三杯茶，每杯88元，两杯咖啡，一杯茶加牛奶，加上一盘水果，总共400多元，这个价位在当时还是非常高的。这个茶馆总投资达四五千万，但到2000年便已收回成本。经理说，自己接待过许多重要的政府官员，还有明星和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这些特殊的顾客的秘密在公共空间里能够得到充分保护，这也是私人包厢如此受欢迎的原因。圣淘沙的成功，反映了新的商业文化在成都这个内陆城市的兴起。在这里，生活水平较高或者有特殊需要的人们，寻求更好的乃至豪华的服务。与中国其他城市一样，成都正在从长期的计划经济中解放出来，这种新的公共空间也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个城市需要一些豪华和排场。

　　如果说圣淘沙是最西化的茶馆，那么顺兴老茶馆正好相反，它强调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这个城市的历史。顺兴老茶馆位于成都会展中心，装修风格是仿古式的，整个茶馆分为三个区域：外面是一面圆形的墙，上面是四川民间传说的浮雕，颇能引起顾客们的兴趣。里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茶馆戏园，顾客坐在老式的木椅上一边喝茶、一边观看地方戏的演出；另一部分是茶园，虽然都是在室内，但装修得像川西的露天茶园，竹林环绕，配老式家具，经理称大部分是从北京买来的仿古家具，甚至还有几件曾是私人收藏的古董。2000年，笔者首次到这里来的时候，与经理聊天，得知这个茶馆在装修和家具上面就花费了五六百万元。由于规模大、开销多，茶馆处于亏本的状态，但这个茶馆属于会展中心，茶馆不需要缴纳房租，所以维持下去是没有问题的。茶馆每天大概卖出五六百碗茶，每月大概用去三四十斤茶叶。如果要收支平衡的话，这个茶馆每天需要有两万两千元的营业额。三年后，当笔者再次来到这个茶馆时，正值中午时分，可容纳千人的大茶馆里顾客不多，随行的朋友解释道，成都人习惯于去新开张的场所看热闹，好奇心满足了，以后就不怎么去了，而是把注意力放到了新的地方。

　　中高档茶楼的兴起，反映出成都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也反映出他们更喜欢综合性的服务模式——茶馆与餐厅结合起来，喝茶吃饭“一条龙式”服务。这种变化，体现了茶馆的灵活性。它们可以迅速适应新的商业模式，来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着的需求。过去茶馆是生活慢节奏的产物，但是茶楼也适应快节奏的需要，特别是为进行商务和工作商谈的人们提供了方便。他们不需要先喝茶然后再去找饭馆吃饭，而是在同一个地方“一条龙式”解决。还有，它们与街角茶馆相比，大幅度保护了客人的隐私，但它们的价格和清冷的氛围，也使一些顾客望而却步，分散到了其他茶馆中，包括公园和寺庙茶馆。

 

　　三.茶馆是公园和寺庙必备的设施

 

　　在成都，每个公园和寺庙至少都有一家茶馆。不少人到公园或寺庙，并不是去游玩或者拜神，而是去坐茶馆，因为这些地方的茶馆环境优美，地方宽敞，空气清新。如果亲朋好友计划到公园或是寺庙中聚会，他们一般都在茶馆里先碰头。例如，武侯祠的结义楼，条件优越，有庭院和戏台，茶价适中，一杯茶便宜的5元，最贵的30元。用电炉烧开水，但是用传统的盖碗茶具。

　　大慈寺里的文博大茶园在成都颇有名气，由文博艺术旅游公司管理。1992年，这个公司经营了茶馆、餐厅、寺庙内的小吃店，吸引了许多顾客。人们来文博茶馆里聚会或休闲，花上三五元便可以待上一整天。茶园每天可以卖出八九百碗茶。1994—1996年间，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可以卖出上千碗茶。

　　大慈寺还有一个大慈庄茶园，门口立有一块牌子作为广告：“大慈庄，茶，饭，棋牌，10—15元，耍一天。时间：8：00-22：00。”中间那个“茶”字特别大，告诉人们这是一家茶馆，不是饭馆。其实，这是一个茶馆与饭馆一体的茶园。走进圆形拱门，里面为一院子，右边是一搭有藤架的回廊，阴凉下摆有八九张麻将桌，桌上放着麻将，客人都在餐厅，围着五六张八仙桌吃饭，估计有五六十人。左边有一小池塘，池塘中间有一亭，亭里有一麻将桌和木椅若干，池内有鱼。一位四十岁左右穿黑衣的妇女端茶给笔者的时候，我说，“10—15元包吃、包喝茶、包打麻将，这么便宜？”她说，“也是没有办法，竞争压力大，没有多大赚头，而且从早忙到晚”。她还告诉笔者，“每天会有鱼贩送鱼到此，放入池里，顾客可以随时吃到活鱼”。看来，她是老板，说了一声“请慢慢喝”，便忙去了。笔者坐在那里喝茶的时候，见一个厨师用网从池里捞出两条大鱼提到厨房，看来是有顾客点了新鲜活鱼。

　　文殊院是成都最大的佛寺，那里的茶馆主要是为朝拜者、参观者提供一处休息的场所。营业时间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半，价格也很大众化，最便宜的是茉莉花茶，每杯五元。我看到茶馆里居然还售酒，这显然不符合佛教教义，似乎也反映了哪怕是庙里的茶馆，其服务也是与信仰分开的。文殊院对老年人免费开放，所以大部分顾客是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妇女。这个茶馆不允许打麻将，以免太吵闹，但可以玩扑克牌。过去茶馆一天的销售额可达到上万元，但自从文殊院被列为重点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后，门票上涨，茶客急剧减少，每天的销售额降到了一两千元。

　　寺庙中的茶馆几乎与宗教信仰无关。对茶馆来说，寺庙只不过是有稳定客源的生意场所；而茶馆对于寺庙来说，不过是为拜佛的信徒或游客提供了方便。中国的寺庙总是与茶馆配合默契，因为两者都是公众聚集和娱乐的地方，创造了宗教信仰与世俗化生活结合的完美模式，哪怕是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以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浪潮，也未能摧毁这样一个传统模式的存在。

　　人民公园坐落在市中心，是最受老年人欢迎的地方。“鹤鸣茶馆”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露天茶馆，茶客们在竹林树荫下享受公园的景色。而且，这里价格也很大众化，每杯茶5—30元不等。2003年，笔者在成都考察时，去了草堂寺的一个茶馆。草堂寺是成都著名历史遗迹，很受外地游客和老年人欢迎。但是，门票要30元，老年人免费，因此成为老年人锻炼和散步的乐园。草堂寺的茶园价格8—50元不等，茶是用传统的三件套（茶碗、茶盖、茶船）端上来的，墙上挂的是木漆雕刻画和诗，主题都与茶有关。在草堂寺的另一家档次较低的茶馆，笔者也看到一些老人在打麻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买茶喝，有的是喝自己带的茶水，这样，他们既可以享受公共生活的欢愉，但不需要买茶，只需要付很少开水钱便可以了。这是茶馆经营灵活的又一个很好的例子。

　　传统的街角茶铺、茶楼、公园和寺庙中的茶园，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不少低档茶馆顺应物质文化的发展，开始出现了转型。这一时期，茶馆在功能上与过去已经有所差异。例如，不少变成了茶馆兼录像放映室，特别是在1980—1990年代非常流行。不过，随着有线电视走进千家万户，外加盗版的影碟受到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打击，这些录像厅便逐渐从公共场所消失了。

 

　　四.多功能的市场与商业文化

 

　　茶馆能够适应日益增长的多功能需求，导致了茶馆数量的增加，也使茶馆面临着更多的竞争压力。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茶馆提供了更舒适的环境。怀特（William Whyte）指出：“想要让一个地方有人气，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它变得有吸引力。”怀特的意思是，如何创造出理想的舒适环境，但是没有提到这样做的代价——更高的成本。2000年《华西都市报》便调查过茶馆的经营状况。调查者在夏天的下午来到府南河旁的一家茶馆里，那里有110张桌子，400把椅子，茶价每碗5—20元不等。服务员告诉记者，该茶馆前几年生意很好，顾客们买价高的茶也不在乎，但这些年由于经济不景气，他们钱也花得少了。与街角茶馆相比，高档茶馆似乎更容易受大的经济环境和人们生活水平变化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茶馆，采取不同的方式，成为新兴的消费文化的创造者。随着竞争的加剧，茶馆越来越注重自身的形象与宣传。2003年，第一届“茶馆形象”比赛举行，除了选举“茶花”之外，还有五十多位参赛者参加比赛“茶艺”——特别是掺茶的表演。竞争是一种商业活动，但这种竞争无疑也普及了茶文化，并为大众提供了娱乐。这些现象表明，茶馆再次适应了新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的变化，随时可以采取新的商业策略，以图生存和发展。它们为增加就业机会，保存传统生活方式，丰富公共生活，做出了贡献。虽然现今的茶馆与过去不同，但它们作为公共空间和提供各种服务的宗旨是不变的。即使大量其他的公共空间不断地出现，并争夺人们的时间和资源，但茶馆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中心地位仍是无法取代的。现代社会的发展，茶馆、茶馆文化和茶馆生活，能够很好地融入新的、充满竞争的商业氛围之中。

　　在1980年代，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相应的服务设施也应运而生。国有企业的生产原料是有所保障的，但私有企业则必须通过市场来得到它们的原料。改革开放初期，各种生产资料短缺，例如煤炭、钢铁、木材及其他许多设备，都需要政府部门特批，这给了相当一些有门路的人获取暴利创造了机会，时人称他们为“官倒”，经常是一纸批文，便赚得盆满钵盈，不少如今的富豪，都是那个时候赚下了第一桶金。

　　在这个时期，茶馆又恢复了它1949年以前的功能——商人和小贩的市场。根据1984年《人民日报》一篇文章的观点，茶馆已经成了快速发展的城市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的场所：“从清谈清耍中产生出‘实业精神’来——谈商务、传信息、论桑麻，商业热浪弥馆。”一些茶馆实际上已成为了钢铁、水泥、汽车以及其他生产资料的交易中心。

　　据1987年6月4日出版的《成都晚報》报道，由于有了茶馆做生产资料交易中心，小厂小公司的采购员们，不需要长途跋涉到处去寻找供应商，只需要直接到茶馆，一切便可以搞定。一位女采购员所在的公司急需两吨某种特型钢材时，她在茶馆里很快发现了卖家。一个乡镇企业的采购员，公司需要材料时，便到茶馆来，每次都不会空手而归。他认为，茶馆对小企业来说，真是非常重要的。有意思的是，在这里活动的采购员、销售员们，因为有更多的渠道与商业信息，甚至还为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原材料购销牵线搭桥。茶馆则从每笔交易中收取1%的回扣，建立了很好的声誉，人们诚信交易，没有欺诈。一位经营者表示，大家都努力建立这个市场的信誉，不会损害他人的利益。这使得全国经济信息网成都分部也考虑在这里进行供给需求调查。

　　1990年代，有十几个地方商会在成都成立。例如，来自浙江温州的商人，以经商头脑而闻名，他们便在成都建立了温州商会。这些商会大多没有自己的活动场所，所以把茶馆作为他们的活动中心。这样，不需要专门租用办公室或会议室，会员聚会非常方便，茶水不需要准备，来早来迟也不要紧。茶馆聚会，既可以商谈事务，也可以休闲和联络感情。

　　由此可以看到，茶馆作为一种公共空间，不仅适应了人们休闲和娱乐的需求，还发挥了市场和办公室的功用。在某种程度上，茶馆为商人们提供低成本且合适的场所，帮助他们获得信息，相互联系，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在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提供一些场所以适应市场的需要，而茶馆作为一种现存的基础设施，发挥了它们新的功用，也得到政府的认可。尽管20世纪最后二十多年发生了剧烈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出现了其他的公共空间，还有科技和物质文化的发展，但茶馆的市场功能却从未被取代过。

 

　　五.共同爱好人群的聚集

 

　　随着茶馆的发展和光顾茶馆的客人持续增多，旧茶馆的多功能性开始恢复。例如，一些茶馆发挥着俱乐部的功用，朋友、同事、熟人、同行等，在茶馆里聚会。还有一些茶馆，提供独特的服务。例如，棋艺专业人士与业余爱好者切磋的茶馆，就成为了棋园。

　　茶馆经常既是人们私人交往的场所，也是情侣第一次约会的理想之地，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人们，都可以在茶馆寻找他们的浪漫。一位三十五岁的妇女描述她日常生活的时候，经常提到茶馆，就是在这里，她遇到了真爱。另一位年纪较长的崔先生，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便和妻子经常光顾茶馆，先是在人民公园附近的一家茶馆，后来喜欢到另外一家，还经常带着外孙去，小孩在茶馆中度过了从三岁到十岁的童年时光。崔先生是歌词作家，喜欢在茶馆里写作，人群和喧闹不但不打扰他的思路，反而经常给他以灵感。他经常光顾府南河边的一个茶馆，在那里认识了一位与他女儿年龄相仿、离异的女服务员。那位女服务员没有受过很多教育，字写得很难看，崔先生便教她写字，两人的关系逐渐亲密，后来崔先生离了婚，与那位女服务员生活在了一起。

　　茶馆也是文人聚集的场所。作家何小竹回忆，他第一次到成都的茶馆是1983年，经常去的是公园茶馆或街角小茶馆。那时电话还没有普及，他经常与他的朋友——多数是诗人——先骑自行车到朋友家，但并不进去，而是在路边把朋友叫出来，大家便去街角茶馆待半天。茶馆成为定期聚会的地方。在1990年代中期，“明清茶楼”成为了“他们的起居室、会客厅、编辑部、棋牌之家、爱心小房和伙食团”。一些畅销书就是那里写出来的。何小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中有一些情节就是以这个茶楼为背景，还写了一个题为《明清茶楼》的短篇小说。根据诗人翟永明的记载，一些成都诗人“睡至中午，约在香积厨茶楼打牌。一般是斗地主，地主一斗就是一下午……基本全都进入忘我境界”。作家王跃并不喝茶，但喜欢待在茶馆里。茶馆经理和服务员都认识他，只要他走进门，他们就会说：“胖子又来了。”然后倒一碗开水给他，听顾客的聊天和观察他们的言行，经常会给他灵感。他宣称自己是一个“老茶客”，写了一本名为《老茶客闲话》的书。流沙河每周四上午都要去大慈寺的文博大茶园，直到中午才回家。车辐经常在那里会朋友，直到八十岁身体不行了为止，坐茶馆习惯是他童年时就开始养成了，那时他父亲去茶馆，经常带着他。

　　琼瑶在她的小说《几度夕阳红》中，描写了四川的茶馆，不过关于四川茶馆的印象，她是从朋友们那里听来的，并没有第一手的经历。1980年代，琼瑶为了“寻根”来到成都，她记得儿时的家是在暑袜街，但她找不到老家的院子了。接待她的朋友带她去了一个老茶馆，她发现这里与她想象的大不相同：它坐落在商业区的一条小巷子里，就像一个过去学校的礼堂，里面很热闹，几乎全是年长的顾客。茶馆的前面是舞台，桌椅摆成行，桌子上摆茶碗。根据琼瑶的描述，节目很精彩，有川剧、荷叶、滑稽戏、大鼓、竹琴，茶馆外面也围满了看节目的观众。

　　茶馆也是人们参加打围鼓活动的好地方。这项自发的大众娱乐在1950年代曾被禁止，改革开放后便在各个茶馆和公园内恢复了。文博大茶园提供多种娱乐，观众只需两三元茶钱，便一边啜茶，一边观看节目表演。茶园中有两支主要的业余表演队，一个是玩友协会，每周五下午表演；另一个是蜀声琴社，每周日下午表演。舞台上有两个横幅，一个写着“蜀声琴社演唱会”，一个写着“成都市川剧玩友协会”。

　　这些协会非常活跃，会员定期在茶馆聚会和表演。位于牛市口得胜下街的一家茶馆，一些川剧玩友在那里坐唱了十多年。这个茶馆保持着过去的风貌，设施简陋，但玩友们乐在其中。六十多岁的林先生，父亲是老悦来茶园的雇员，幼时母亲常带他到这里找父亲，大些后自己也经常去。如果父亲没下班，他就溜进戏园看戏，天长日久，跟演员们也混熟了，耳濡目染，他成了川剧迷，不抽烟喝酒打麻将玩扑克，川剧是其唯一所爱。1958年，他参加了业余川剧团，经常在书院南街的第一文化馆唱小生和拉胡琴。“文革”中他不敢再唱，实在忍不住了，就骑自行车出城，在田野练嗓子。改革开放后，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在茶馆打围鼓了，有时一天要去不同的茶馆赶场。1995年他退休后，便加入了青羊区玩友协会的同乐分会，又唱又拉，积极参加和组织玩友活动，精力都耗在了玩友活动中，家里人对他的痴迷都很理解，并不加阻挠。

　　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老年人在公园里，或是附近的健身场所跳舞、打太极拳等健身活动，但想要花费不多的社交、聚餐、喝茶、打麻将这样的活动，茶馆则是老人们的首选。所以，人们常说茶馆“多半是老人的天地”，因为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想在茶馆里待多久就多久，可以和朋友们或是陌生人闲聊。成都老邮工协会的会员们，每个月都在茶馆里聚会。协会设会长和通讯员各一名，现在是第三任会长，八十二岁了，但是在这个团体中，还属于年轻的。成员多时有四十多人，少时二十多人，已有九人去世。大家来去自由，自己付茶钱。协会每月八号活动，但如果有会员过生日，大家一起凑钱给寿星祝生，先在茶馆喝茶，然后到饭馆吃饭，寿星就不用出份子钱了。逢年过节，协会都会到大慈寺茶园聚会。过去他们到悦来茶园，但由于价格上涨，所以转移到了文博大茶园。在2000年夏天，笔者在文博大茶园考察的时候，观察了一群老年妇女的聚会。她们在露天喝茶，午餐时到室内餐厅吃饭，坐十人桌。午饭过后，又回到茶桌上继续喝茶，有的坐在桌子周围，边聊天，边玩起麻将来。

　　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茶馆是唯一的消遣地。一位老茶客从1977年便开始光顾茶馆，他每天早上7—8点在茶馆喝早茶，然后才去上班，下班后也会在茶馆里待上几个小时再回家。退休后，他经常一整天都待在茶馆里，要么从家里带午饭来吃，要么买碗三四块钱的面条吃。林老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从眼镜店退休后，觉得无聊，于是家人带他去大慈寺的文博大茶园散心，他便成了茶馆的常客。平日里，子女要上班，他自己来，周末和子女一起来，暑假还带他的孙子来。他喜欢坐在大殿的屋檐下，安静地喝茶冥想，没有妻子的唠叨或孙子的打扰。服务员知道他喜欢安静，总是留下一个热水瓶让他自己随时倒热茶。老先生有时也和别人聊天，基本都是关于眼镜的。另一位杨先生，六十多岁，退休前是中学的数学教师，喜欢文博大茶园的“文化氛围”。后来他搬到了北门附近，离大慈寺很远，但依然每周坐车去茶园里见朋友。还有一位书法爱好者，喜欢坐在挂满绘画和书法的前院，边喝茶，边欣赏那些作品。对他来讲，坐茶馆就像是在参观一场艺术展。

　　综上所述，通过对1978—2000年这二十余年间成都茶馆与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关系的实地观察，笔者看到了茶馆所反映的政治控制宽松，经济和文化的勃勃生机，它可以说是观察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个视窗和棱镜。茶馆作为一个传统的公共空间，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剧烈发展变化的时代，仍然能在成都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使人不得不叹服一些文化和日常生活传统所具有的适应能力。当一些文化传统在时代的变化中逐渐消失，而另一些传统有用的则能够跟随时代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

　　这个关于成都茶馆业的考察也显示出，并非一切传统都是与现代化不相容的。其实，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处在商业化、全球化时代，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冲击，但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变化的同时，也仍然受到其传统的制约。而这种传统的制约力量，并不需要国家权力的帮助，就可以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因为，大众文化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有些东西似乎表面上衰落了、消失了，但一旦给予它们适当的土壤和条件，就可能像雨后春笋一样，迅速走向繁荣。茶馆业的复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随着中国商业文化的发展与市场的持续扩张，在影响人们的公共生活的同时，也影响着成都的茶馆业及其经营者。他们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管理者、规则以及顾客的关系。而在协调这些关系中，他们一方面能够接受新的事物，另一方面保留茶馆经营的特点和传统优势。根据成都市政府在2018年底公布的数据，开业的茶馆已接近一万家。虽然这里有成都市区和管辖范围扩大的因素，但反映出茶馆这个行业仍在继续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正是这种非凡的适应能力，才使得茶馆业继续在现代化的浪潮中繁荣昌盛。

 

（原文刊载于《南国学术》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