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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灾害记忆表象化过程的动态分析
任何带有主体意识的表象化操作，都伴随着意义的生成与价值的判断，灾害记忆的表象也是如此。表象的主体和消费的主体如果一致，意义和价值的共享程度高，产生对立和矛盾的几率就低；相反，如果意义的建构者与消费者产生理解的错位而导致空间意义与价值的双重性呈现，对立和矛盾就会产生。研究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中空间意义认知问题的雷天来讨论了汶川地震后，在北川县建造的纪念广场上发生的多种意义的理解a。雷天来在调查中，看到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异地重建的北川县城地理中轴线处建起一处地标式公共纪念空间——北川抗震纪念园。但是，他发现这座抗震纪念园同时拥有两个内涵截然不同的指称。当地人将该园称为“新生广场”，只有在极少数情况（如当地导游词）中，“抗震纪念园”这一指称才会被提及。雷天来认为，就字面意思看，“新生”二字赋予此处空间较为积极向上的空间意象，相反，“抗震纪念”则将该空间与灾害这一类创伤记忆的关联加以明确。
而从空间使用情况看，在当地节庆日（如春节、羌历年等），园内会举办一系列大型庆祝活动，而在非节庆日，几乎在每个傍晚时分，园内都会临时搭建起大面积儿童游乐设施，它们将建筑形制较庄重肃穆的纪念园区“装饰”成一个儿童乐园，数百名孩童穿梭其间，嬉戏玩耍……以上种种现象似乎都与纪念空间这一初始设定相左。
雷天来指出，移居到新县城的北川人选择在新县城外围隐蔽僻静的荒地上进行祭奠活动，当地人选择一处叫“水厂”的地方，作为他们“自己的”祭奠空间。
政府行政部门作为建构记忆空间的主体，将抗震作为这个空间的意义，但是，受灾者则选择了“新生”来消费这个空间的价值。他们在这里游乐和消遣，双方对灾害记忆空间的意义理解和价值判断的乖离，来自不同的主体的对空间的身体感受的差异，其背后也有可能是政治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原因。
日本学者羽贺祥二调查了1891年10月28日发生在日本中部的岐阜、爱知两地的浓尾地震的灾害表象的变迁史。据史料记载，此次地震造成的灾害重大，其中超过七千人遇难。灾后，岐阜、爱知两县纷纷在本地设立追悼塔与纪念碑等，以悼念遇难同胞、记录灾后的重建过程。其中作为值得关注的哀悼场所之一，便是在地震三周年的1893年时于岐阜设立的震灾纪念堂。
在对这个震灾纪念堂的建设以及举行的相关纪念仪式、赈灾措施等进行了调查之后，羽贺指出佛教寺院之所以积极参与并主导了这个过程，是因为当时日本社会基督教的影响力在逐渐扩大，佛教和神道等本土宗教有很强的危机感，因此，围绕这个地震的纪念与祭祀，以及记忆空间的构建，表面上是救灾和灾后重建，但其背后有深刻的政治背景。
黄凡考察了通海地震（1970年）五年之后，当地社会围绕这一事件所建构的记忆空间。具体呈现了高大乡五街村修建的“地震历史记载碑”、通海县政府和云南省地震局建立的“通海地震记事碑”和九街乡六一村的“地震记事碑”的建构过程，并对这三个记忆空间进行微观层面的分析。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围绕灾害表象，国家权力的行事是影响其构造的最大力量，地域社会的自我认同，以及特定地域的生活惯习，都对灾害的表象发生影响。
笔者曾经对1976年7月28日发生的唐山大地震和1920年发生的云南通海大地震的记忆表象化过程做过追踪研究。结果表明，呈现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灾害记忆表象，是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对其建构过程的民俗志式的微观考察和描写，不仅可以了解受灾地区和人群在受灾—救灾过程中是如何平复灾害所造成的心灵创伤，重建恢复原有的社会机制，也可以揭示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性。
上述研究都涉及灾害发生之后如何被表象的社会关系。这是围绕事件→记忆化→传承过程中的价值与意义的生活实践考察。过去的民俗学灾害研究，主要关注有关传承静态收集和呈现，比如对神话传说、谚语，以及纪念空间和祭祀等仪式性行为的调查和描写。而当下的人们如何把过去的灾害事件转换成记忆并传承下去的动态分析，也应该成为灾害民俗学的重要领域。
四、灾害民俗志的可能性
民俗志是对人以及人的文化进行详细的、动态的、情境化描绘的一种方法，探究的是一个文化的整体性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而灾害民俗志，就是从灾害的视角，探求社会诸因素的整体性构造和细部的特征。同样，对灾害常识体系的形成和特点的研究，灾害民俗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科学知识已经渗透进了大部分社会领域，其他形式的知识即使未被消灭，也极大程度地为科学所替代。在灾害领域，前近代流传的诸如大地是在鲇鱼的背上，鲇鱼翻身引起地震的灾因论，早已被地质学或地震学的相关科学解释所取代。各种预报和防灾知识，也都进入了我们的常识体系。但是，与此相对，很多基于身体感受的，无法用系统的概念描述的“无言之知”也依然有必要得到重视。我们认为，科学技术与这类“无言之知”的融合，共同构成了人们的灾害常识系统的整体。
这两种知识系统，一类是现代科学的专门性知识，另一类是身体性的传承，他们具有不同的特点。科学知识的特征，被认为有如下几点：体系化、客观性、社会性、理性主义、数据化、表达的明确化。
而身体性的传承，是基于感性的“无言之知”，具有主观的、个人的、情绪的、感性的、非数据化的特点。在科学主义的时代，探求“无言之知”的灾害民俗志有助于全面理解灾害的全过程，避免灾害过程的刻板印象，把握现场的多样化事实。
例如，在以往的救灾报告中，科学的规范性知识通常报告说，某灾区五万户住宅一年内建造完成，三年之内所有灾民入住新房等。但是，其背后可能存在被忽略的信息，比如确保建设用地过程的矛盾和冲突（灾民与原住民）、分配住房时候的纠纷、新房入住后的适应过程等。
日本学者针对阪神淡路大震灾，在震灾一年后开始了灾害民族志的调查书写。一批人类学家2008年和日本放送协会NHK电视台，共同展开了一个灾害民俗志的调查。这个调查的主要问题是，“灾害发生的时候，你印象最深的事情，请按照时间序列全部说出来。”调查对象从灾区之一的兵库县西宫市开始，最后涵盖了神户市的救灾人员以及包括在东京的国家领导人和上层官员。其主要目的在于从多种角度获取证言，并进行多角度分析，以形成“灾害对应的整体面貌”，具体如下：
1.从受灾者和救灾者的视角来描绘灾害的整体。
2.从现场相关的人们口中，通过他们自己的语言获取他们的体验。
3.通过系统整理受灾者和救灾者眼中的灾害图景，更深入理解灾害。
4.通过揭示灾害现场的“无言之知”和“默契”，来实现更有效的灾害对应策略。
5.明确灾害现场的人们在解释自己的体验，采取社会化行动时所依据的知识体系。
6.把受灾者和救灾者的灾害认知，转换成不在现场的人们可以理解的知识体系。
7.让没有灾难体验的人们，抛弃灾难旁观者的视角，改变无意识中形成的对灾害的刻板印象，真正认识和了解灾害。
在访谈的时候，调查人员侧重于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下次发生灾害时，你一定会做的事情。
2．下次发生灾害时，应该努力做得更好的事情。
3．下次发生灾害时，绝对不能做的事情。
4．决策决定的时候，最困难的是什么？
在对行政部门、消防队员、警察、参与救助的市民等大量的访谈调查之后，调查人员析出了很多只有在现场才能接触到的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调查者问消防队员在震灾期间遇到的最为困难的局面的时候，其回答是，在灾害现场灭火时，遇到灾民求助时候应该如何对应。消防队员在灾区执行灭火任务的时候，常常会遇到灾民请他们帮助挖掘埋在瓦砾下面的生存者。这个时候，他们就面临着两种抉择，坚持职务行为——灭火，还是放下灭火枪去救人。如果救人，可能延烧的火灾会让更多人丧生，可要是拒绝面前求助的灾民，又有一种见死不救的负罪感。这种心理上的矛盾，会长期折磨这些消防队员。而这个调查的结果，直接被利用到修正和补充消防队员在未来行动的行为规范之中。
上述的困境，是事前任何一个所谓防灾手册都没有触及的。事实上，任何防灾预案、灾害应对指南等都无法穷尽灾害发生的各种场面和面临的问题。因此，灾害民俗志的调查成果，以它还原出的临场感和基于亲身体验得出的带体温的“经验、知识和表现”对理解灾害和对应灾害的复杂局面，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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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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