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学科

　　摘要：中国都市人类学的发展既受国外都市人类学研究的影响，也源自中国都市化进程的驱使。中国都市人类学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有30余年。期间，都市人类学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反思，使学科体系日渐完善。研究主题涉及学科理论与方法思考、城市人群研究、乡村都市化研究、城市化问题研究等，呈现多元化特点，也凸显了中国研究的特色。都市人类学研究的内容在延续，是一个没有结论的话题，在继承中有反思、批判，未来既要传承，也要创新。都市人类学在未来仍然需要继续推进传统研究，同时，要注意把握新时代都市化进程中新情况、新问题，使都市人类学的研究体现时代性与创新性。

　　关键词：都市人类学；30年综述；方法论

　　作者简介：周大鸣，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510275）。

　　人类学自产生以来，经历了从简单社会向乡村社会，再向都市社会发展的过程。人类学传入中国已有百余年，在相当长的时间，被认为是研究少数民族的学科；改革开放以来，人类学开始进入汉人社会研究，转向研究乡村社会、都市社会。都市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并不长。从1989年首届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至今有30余年。在此，对中国都市人类学研究的30年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以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要全面了解中国都市人类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就必须将其置于国外都市人类学研究的脉络中来考量。都市人类学在国外的兴起的时间也不长，大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如果更往前追溯，可推至社区研究、芮德菲尔德乡民社会的研究、非洲铜矿带的研究等。所以，人类学从乡村到都市的研究，可以看成是先从乡村、社区的研究，然后到一些小镇的研究这样的一个过程。

　　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社区研究，即利用一些综合的策略，包括参与观察和其他研究技术以试图了解单一的社区。社区研究以美国学者林德夫妇的“中镇”研究和华纳（W.Lloyd Warner）的“杨基城（Yankee City）”研究为代表，这既是美国都市人类学研究之始，也开启了国际都市人类学研究。20世纪4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做了墨西哥农民社会的研究，他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中，将民间文化与都市文化做了一系列的比较，提出了“大传统”与“小传统”概念。后来很多人类学家，比如福斯特、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也到墨西哥的乡村再去做研究。福斯特提出农民“幸福有限观”，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提出了著名的“贫困文化”理论。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都市人类学的兴起，便是跟随研究对象，从乡村到城市的一个过程，而都市人类学研究也表现为这样的一个过程。

　　都市人类学的早期研究，还有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矿山及各种各样城镇的研究。比如，关于赞比亚铜矿带城市的研究。另外，还有对城市起源的研究。因为城市的起源，涉及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城市国家与农业的起源几乎同时。著名的考古学家柴尔德认为，都市的兴起是一场革命。都市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成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有很多人类学家致力于讨论都市为什么会突然兴起，兴起的动力来自什么地方？又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大家都开始在城市里面居住？这个讨论的过程，一直都在持续。因此，可以说这种早期的考古学研究，早期对城市起源的研究，都影响到都市人类学的兴起。

　　都市人类学正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是在20世纪70年代。1972年，美国人类学家杰克·罗尔瓦根（Jack R.Rollwagen）在纽约创办《都市人类学》（Urban Anthropology）刊物，正式将都市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独立分支学科，自此，都市人类学的学科名称固定了下来。然而，当时国外都市人类学研究关注的主题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其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几个主题：城市贫困；“乡—城移民”及“城市中的农民”；都市邻里关系；志愿社团的适应功能和结构；亲属关系在城市中的持续性；角色差异的分化及网络分析技术的应用；族群和族群性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是贫富的差距很大，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向贫困开战的口号，贫困人群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这也是为什么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关于贫困文化的研究会有那么大的影响。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大量的乡村人口开始向城市移动，乡城移民也成为另一个关注点。比如，离美国比较近的墨西哥有大量移民进入美国城市，满足了美国工业化所需的大量人力资源（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农民工）。伴随着大量移民进入城市，农民进入城市以后如何适应？乡村社会里面的一些人类学的主题，比如说亲属制度、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各种各样的网络关系等，进入城市以后会有什么影响？这些都成为都市人类学关注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后，都市人类学进一步发展，同时又对既有研究进行反思与批判，集中起来，有以下几个不足需要注意。第一，已有研究比较关注底层社会，比较关注贫困人群，而忽视了对社会上层、富人、中产阶级和决策者等的研究。第二，忽视对城市的“世界体系”的透视，仅注意乡城移民和国际移民推拉的文化意义，而忽视对资本主义重构和全球流动性的分析。比如，在华侨研究中，总是从中国的角度去研究，而不是从世界的眼光去看华侨，忽视了华侨对整个世界经济文化的推动作用。第三，仅注意工作场所和工作关系而缺乏对本地居民与活动的比较。第四，缺乏对妇女、性别和性生活的比较研究。第五，缺乏对人的整个生命周期的探讨，都市人类学家重视老年人研究而忽视青年人的教育和培训研究。第六，对都市宗教、卫生和大众文化缺乏兴趣。第七，社会基层政治很少用来作为中心研究课题。第八，强调都市生活的秩序和连续性，较少调查社会关系的结构和转化。

　　20世纪80年代的都市人类学在批判的基础之上，有继承与发展，也表现出了一些新特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提出了“城市不是一个孤岛”的理论，将都市的研究置于整体性的研究视角中；其次，扩大了研究视野，强调对都市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再次，研究主题集中在都市人群的研究上，研究都市人群的人口密度、权力关系、人群结构以及人群之间的关系；最后，研究的地域从英语国家扩展到世界各地，都市人类学被各国广泛接受。

 

　　二、国际都市人类学研究主题

 

　　国际都市人类学强调对都市的全方位研究，再不仅仅是一个乡村人类学的延续，不是把乡村的题目延续到城市，而是一个扩展到对一些城市里所特有的各种组织、各种宗教、各种内容的新的一些主题研究。

　　研究主题集中在都市人群，关注都市人群的人口的密度、权力关系、人群结构以及人群和人群之间的关系。整个芝加哥学派都在讨论这个话题。乡村的人口相互之间很熟悉，城市里的人口因为相互陌生而形成相对的陌生感、疏离感等等。但是，笔者的观点其实是与芝加哥学派有不同。笔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发展是把乡村的熟人社会或者熟悉社会的这一套制度搬到了城市。比如，大院制度、单位制度，就可以说是把乡村聚落的这套方式搬了进来。每一个大院，邻里之间非常熟悉，其实是一个熟悉的社会，这种社会最大的好处，是基层权力的控制成本非常低。

　　研究的地域，也从英语国家扩展到世界各地，所以都市人类学开始被各国广泛接受。像英、美及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因为有过去的殖民地去做研究的传统，它很容易延续都市研究。笔者去过荷兰的莱顿大学，他们就一直延续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过去做印度尼西亚的乡村研究，现在做印度尼西亚的大都市研究。

　　20世纪70年代，城市变迁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比如，艾伦·斯玛特和约瑟芬·斯玛特认为，城市化不仅指的是城市的成长，也包括了现有都市所有的变化，他们重点关注了城市变迁研究中的三个问题：第一，是探讨随着生产过程的世界扩展和知识的日益重要，城市的中介职能是否已萎缩；第二，是考察人们在全球化城市中的生活发生何种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表现为日益加剧的隔阂和不平等，而被归为社会排斥和手指状分割的浮现，另一方面也包括人们对这些压力的不断抵制，并积极建构自己的社区；第三，是通过关注跨地区、隶属多国的公民身份以及跨国社会迁移，思考跨边界联系的建立和维系对于城市转变的作用和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都市人类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西方或东方的视野，而是在全球化的视野下来讨论。不再是从西方看西方，不再是从东方看东方，而是从一个全球的视野来看一个城市。从Horace Miner（1953）到Aiden Southall（1998）的许多学者，推动了都市研究跳出西方城市的局限，而关注各种类型城市的发展历程。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历史其实很长，其历史往往又与远距离贸易和创新传播之类的跨文化联系密切相关。随着全球范围内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扩散与发展，都市人类学关注全球城市化和都市生活的跨文化的、民族志的和生物文化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都市中的移民、住房供应、社会和空间组织、非正式经济体系及其他课题。

　　除了全球化以外，移民与跨国主义的理论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流行。做此类研究的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动力因素之一，即是来自移民与跨国主义。当下，人们比较少讲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而比较多地用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两个词的基本含义相近，但很难说清楚这两个词到底哪个更好。全球化应该是时间和空间概括得更长一点，大概可以从整个地理大发现，从殖民时代开始算起。跨国主义主要是由于跨国移民的兴起，跨国主义理论随之兴起，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有关跨国主义的文章非常多。关于移民现象，继澳大利亚之后，加拿大成为海外移民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其中71.2%的移民定居在多伦多、温哥华和蒙特利尔三大城市，近半的多伦多市民出生在国外。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城市的移民聚集居住，他们保持各异的消费习惯，并影响着都市的形象和活力。

　　都市人类学跨国主义视野下的研究点在于：对跨国行为的限制以及政治联盟如何改变这些限制；宗教组织的加入；跨国族群边界的横向联系；跨国主义对性别关系的影响。所有这些过程，都影响着都市景观的面貌和性质。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负都市化（deurbanization）现象，也成为都市人类学家关注的话题。负都市化主要是指随着汽车的普及，交通便利，使得大量的人口住到郊区去，即都市中心衰落，同时大量的中产阶级郊区化。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城市非常明显。笔者90年代初时曾到美国，当时美国的都市中心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少数族裔居住的地方，主要是黑人居住区，其公共环境并不理想。美国社区的建设是来自地方税收，当高收入人群搬离都市中心后，税收自然减少，城市建设随之缺少资金。

　　在此情形下，美国在八九十年代，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复兴都市中心，负都市化研究也因此受到很多人的关注。与此情形相关的是，中国50年代的反城市化研究。可见，都市人类学的研究越来越多元化。

　　1985年12月2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了一次题为“面临都市化过程中的家庭”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学术讨论的范围涉及都市化的模式与影响，家庭在都市化背景下的变迁、国际移民、城市中的种族与文化、贫富隔离问题、城市居住环境、城市暴力、城市中的妇女与儿童保护等问题。都市人类学在城市家庭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这是一个遗憾。婚姻家庭是人类学最传统的研究话题之一，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它相对于乡村来讲可能是变化最大的。比如，笔者曾经调查过的凤凰村，离婚率是零，而反观城市里的离婚率却日渐升高，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综合来看，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呈现多元性特征，但在主流学科里，声音还不是很强。《都市研究》（Urban Studies）、《都市问题评述》（Urban Affairs Review）、《都市及区域研究国际辑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三大都市研究主要期刊，2002年共刊载173篇文章，其中只有2篇是人类学家撰写的，比例只有1.1%。都市人类学家需要将自己融入都市研究更广泛的领域中，同时还应该展现自己的研究成果，并致力于发现研究城市变迁的新方法。

 

　　三、都市民族志与研究主题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类学科学重建，都市人类学逐渐进入中国。然而，笔者及研究团队在1987年开始做都市人类学的课题时，仍算人类学的“异类”。中国都市人类学的发展与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的顾定国（Greg E.Guldin）教授有很大关系。1986年，顾定国到中山大学做访问教授，开设了都市人类学课程，还带研究生到南海、花县做实习调查，开展珠江三角洲地区都市化的研究。此后又与云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作，在云南、福建、西藏和广东做都市化比较研究。另外，当时为了合作研究，还在中山大学和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办都市人类学培训班。在顾先生的大力推动下，1989年12月28日在北京召开了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1992年6月，中国都市人类学会（China Urban Anthropology Association）成立。该学会是由从事有关都市人类学教学、研究的机构和人员，以及从事城市工作的部门和实际工作者自愿结成的全国性、非盈利性的学术研究团体。该会长年编辑出版《中国都市人类学会通讯》及其他都市人类学相关研究成果。2000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就是由中国都市人类学会承办。

　　回顾国内外学者出版的都市民族志，已翻译成中文的国外民族志主要有：《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邻里东京》《泰利的街角:一项街角黑人的研究》（有的翻译成《街角社会》）、《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的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远逝的天堂：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它实际上写的就是北京的浙江村），以及麦高登的《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等。此外，还有一些英文著作。从这些著作可以看到国外都市人类学在做什么研究，既有不同国家，也有都市村庄、各种小镇等不同主题。

　　国内的都市人类学民族志成果近年来也比较多，在此亦列举一些。比如：项飚做的北京浙江村研究——《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马强在广州做的广州穆斯林研究——《流动的精神社区：人类学视野下的广州穆斯林哲玛提研究》；张晓春的《文化适应与中心转移：近现代上海空间变迁的都市人类学研究》是关于上海空间变迁的研究；有关上海火车站流浪儿童研究的《流浪儿:基于对上海火车站地区流浪儿童的民族志调查》；朱健刚的《国与家之间：上海邻里的市民团体与社区运动的民族志》；王琛的《漂移的时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是关注深圳的苗族；李荣荣的《美国的社会与个人：加州悠然城社会生活的民族志》；富晓星的《空间文化表演：东北A市男同性恋群体的人类学观察》；秦洁的《重庆“棒棒”：都市感知与乡土性》；夏循祥写香港市区的重建民族志——《权力的生成：香港市区重建的民族志》等。从这些民族志看，很明显，中国都市人类学是关心一些亚文化群体，像拉拉、男同、流浪儿童等，也关注西部少数民族到城市里面的情况。

　　笔者查阅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有50余篇是关于都市研究的。综合民族志和学位论文，可以看到都市人类学的研究主题：

　　第一，是关于农民工的研究。第二，是对城市中少数民族的研究，这也是对城市中不同人群的研究。第三，是关于都市化的研究。第四，是国际移民的研究。第五是关注都市病症包括贫困、艾滋病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

 

　　（一）农民工的研究

　　改革开放后，农民工的出现和井喷式的增长，使他们成为城市化建设的重要参与者。都市人类学针对农民工的研究有很多，尤其注重采用人类学传统的田野调查方法，以掌握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学界关于农民工的研究，往往跟随农民工移动的足迹，既关注到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状况，也探讨了农民工跨区域流动对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变革的作用。笔者也曾做过一些农民工研究，最早是1989年在国际人类学会提交的一篇有关珠江三角洲农民工的文章，最近又写了一篇农民工研究30年的文章。笔者在农民工研究中，有点贡献的，是提出了一个钟摆理论。就是说农民工在输出地和输入地，像钟摆一样摇动，因为城市不会把农民工容纳进去，那么他最终只能回到乡下，就像钟摆一样。另外，笔者在对珠江三角洲外来务工人员的考察中，发现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在生存状态方面呈现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就此提出了“二元社区”的概念。即指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在同一社区（如一个村落和集镇）外来人与本地人在分配、就业、地位、居住上形成不同的体系，以至心理上形成互不认同，构成所谓“二元”。

　　还有一个是散工的研究，这也是笔者首次提出的概念。农民工的研究者中，大多关注的是企业正式雇佣的工人，然而，还有大量非正式雇佣的人流入城市，笔者将其称为“散工”。散工大致可以分成四类，一类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一类是搬运工，在城市里的各种搬运工；第三就是做保姆或者钟点工的；第四类就打零工的。散工在城市里大量存在，然而，因为非正式雇佣，他们的合法权益常常难以保障，这也是城市社会问题的一个反映。对于城市化的行为主体——农民，理论界给予的关注是极其不够的，在城市化这个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上，我国长期以来固有的“为民做主”决策模式从来都不问农民。所以，“谁有权力、谁有资格决定农民能或不能进入到哪一类、哪一级城市”，是值得研究的大问题。

　　农民工研究已经派生出很多新的研究，如留守儿童研究、随迁儿童研究、留守老人研究等等。

　　农民工权益与声音，是中国都市人类学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在关注的问题，而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可就其他关于城市研究学科对农民工的忽略或是偏误进行自己力所能及的修正。笔者对此是比较乐观的，社会大众会逐渐地意识到农民工的重要性。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国纽约上市，马云带去了4位农民工，而结果是这4位农民工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同时附带了一些话：因为有这样一个人群，使得中国能够有持续30年的经济增长，能够“保八”成功。农民工的重要性显而易见，马云看到了，国外的人也看到了。中国的互联网产业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就是因为农民工当快递员，建立起廉价的、快捷的、覆盖面广泛的投递网络，我们每个人都是受益者。随着农民工重要性的体现，大家就会对这一人群日益关注。国务院在2000年以后，就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农民工管理办公室。

　　最后，是关于城市新移民的研究。笔者专门做了一个这样的课题，研究地点是广州、沈阳、杭州、成都等6个大城市。现在大量的新移民进入城市，城市的人口增长，包括像东莞，专门用了一个词叫做新莞人。笔者曾经要求一位学生去做一篇论文，题目就是：新莞人在哪里？因为政府出了一个这样的题目，成立了新莞局，所以我们就去调查什么是新莞人，结果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新莞人。政府的目的就是想让外来移民融入本地社会，这是一个很好的初衷，但是能不能达到目的，还是个问题。在城市里，以地缘连接起来的人群越来越普遍，这意味着地域的认同非常强。那么，地域性认同什么时候开始形成，也是一个问题。在中国，不但是每个地方的地域性认同很强，而且不同地域的人也会有地域性歧视。之前笔者讲除了民族的问题，还有地域的人群问题，这也是要引起大家重视的。曾经在深圳、广州好多工厂，打出招牌就是不招河南人，这就是典型的地域性歧视。省与省之间有地域性歧视，地区与地区之间有地域性歧视，而且这种地域性歧视是分层的，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这种地域性的认同，会给我们将来的多元社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它既是我们到一个城市快速适应的重要社会网络资源，同时它也会成为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一种边界。

 

　　（二）城市民族与民族工作研究

　　人类学的研究主题是由众多学者的研究共同推动，在此方面的主要推动者有张继焦、高永久、许宪隆、巫达等，他们有大量研究是针对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体，如城市穆斯林群体、苗族、蒙古族、藏族、彝族的研究。对此，笔者也做了些微贡献。比如笔者与马建钊主编的《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研究》，推动了城市中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而且直接推动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城市民族工作会议。随着全国流动人口，尤其是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加，城市民族问题日益凸显。笔者曾经强调今后继续开展对城市中少数民族的研究，多关注城市多元文化。通过开展城市多元文化的比较研究，来显示出各个城市文化的特色。

　　其次，是关于城市民族与民族关系的研究。随着城市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多，城市民族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风俗习惯、民族性格、语言等文化方面的差异仍是影响民族关系的深层因素。对城市民族和民族关系的研究，已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然而，目前学界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首先是学术接触的不够，基本上主流学科对这个问题不关注，经济、法律这些在当代比较有话语权的学科，没有进入到这个领域。在美国做经济学、法学，不可能缺少民族关系的研究。在中国，主流学科的进入还是比较缓慢的，不过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重要研究机构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包括北京大学成立了与民族相关的研究机构，笔者在广州也申请了一个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研究基地，以更多地关注珠三角的城市民族和民族关系。

　　另外，研究亦有关注不同宗教在城市里的影响。比如伊斯兰教的都市化进程，曾经有上海穆斯林开斋节时在街上朝拜的情况，在微信群里影响很大。广州大的清真寺在古尔邦节时，礼拜的信徒可达3万多，可见，宗教在城市里的影响之大。然而，城市里的宗教问题往往与敏感挂钩，本来越是敏感的问题越要有人去研究，可实际上在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却非常少。城市宗教问题会变得日益的严峻，这个不是蒙住眼睛就可以视而不见的。如果没有正式的官方聚会场所，那么就会变成家庭聚会，则形势更难以控制，这个问题要引起大家的关注。新的现象出现，应该要及时去研究、去把握，否则谈何和谐社会的建立。宗教关系、民族关系，是相互联系的。笔者提倡建立起一种文化共生生态，对于城市宗教问题来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尤为重要。

 

　　（三）都市化研究

　　关于乡村发展有很多种提法，有的叫做城乡协调发展，有的叫做小城镇发展，有的叫做微文化发展，笔者及几位学者一起提出一个概念叫“乡村都市化”。就是说，乡村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笔者在对珠三角的研究，以及对几个省区的比较研究中，都是使用了乡村都市化这个概念。乡村都市化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探讨。一是人口结构的分化。因为在一个社区或家庭里，可能有的人去经商、有的人去打工、有的人继续务农；第二是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在乡村它可能就是非农化程度越来越深，另外农业本身的商品化也在变化。比如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做调查时，发现所谓的农村，实际上农业经济已经只占很小的比重。当时的珠三角，农业比重占不到20%，它的工业化发展很快，主要是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建立，即“三来一补”企业；第三是生活方式的都市化。就是人们的衣食住行方面越来越接近城市生活；第四是大众传播。这是笔者很强调的一点，因为当时媒体对人的影响很大，尤其在珠三角。当时的珠三角地区主要收看的电视就是香港电视，这对珠三角的影响非常大，笔者曾专门写过相关的文章；第五就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这个主要是受当时现代化的影响，可以做一个很重要的测量指标。

　　根据不同的层面，乡村都市化也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一个是村庄变成集镇。像珠三角的很多村庄，每个村搞工业园，有很多企业、工人，它实际上已经具备了集镇的功能，有银行、卫生院、派出所、环保等各种各样的服务。第二个就是原来的乡镇向市镇发展，完全成为一个城市。现在国务院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开始试点办镇级市（即镇一级的市），这是一个新的名词。虽然它行政级别不高，但是它的人口达到了市的规模。比如虎门镇，本地人口大概10万人，但是加上外来的人口，有80万人左右，相当于一个很大的地级市了，在东莞类似这样的镇很多。在珠三角，过去县一级的城市，也变得规模很大。第三个是原有的小城市大都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可以成两个阶段：早期的城市化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它实际上是由小城镇底层的发展来带动整个中国的城市发展；城市化发展到后来，国家开始成为主导，就成为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所以，中国城市化可以说是从一个自下而上到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到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房地产的兴起，城市化成为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发展。

　　此外，关于农民市民化、民族地区城市化，边疆开发与城市化的研究也方兴未艾。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时，笔者负责写广东农村改革30年的部分，现在是40年了。笔者强调30年来的广东农村，是怎么样从一个传统的乡村向现代化城镇发展，怎么样从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到市场的风险社会，另外还有农民和村落的衰落与终结。在此情形下，笔者认为，农民还是要重新组织起来。因为在一个市场风险化的社会，单个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单个家庭单兵作战的时代过去了，他们在一个市场竞争那么激烈，风险那么大的社会里面，真的是很难生存下去。另外，包括整个中国的家族企业，平均寿命2.71年，中小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7年，都是很短命的。这是当时笔者提出的口号，现状的各种行业协会其实已经有重新组织的意涵。

　　另外，当然也要关注由血缘、亲缘、地缘组成的宗族制度、亲属制度、民间信仰制度、乡规民约制度。构成传统乡村社会的因素，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它是什么样的结局。比如笔者有一篇文章就是讲城市宗族。乡村的宗族进入城市以后，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有些地方宗族的东西保存得很好，在拆迁的过程中会保留下来。如广州的猎德村，在拆迁时把各家的祠堂建在一起，给当地居民留了一点可以怀旧的地方。另外，城市拆迁中，把各村原来的村庙全部建在一个地方（因为每个村有村庙），这就注意到了文化传承的问题。当然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叫“城中村”的现象。比如广州有140个左右的城中村，深圳有120多个城中村。后集体化时代，一个村庄中的集体遗产如何继承下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如，土地的所有权所产生这一部分集体遗产将来怎么办？现在大多采用类似股份制的形式。大城市中的集体遗产往往又是很庞大的，比如深圳的南岭村大概900人，总资产是570个亿。黄岗村，总资产超过800个亿。这里有一个法律的空白，没有法律可以制约它，政府无权管理它，因为这是属于村的集体资产，不是个人的，也不是国家的，就是每一户所占有的股份。因此，笔者认为，集体资产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特别是当这个集体没有的时候资产归谁。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民俗文化。乡村的民俗文化到了城市以后是不是应该保存下来，是不是应该继续传承下去。笔者曾经在上海的一个城市论坛上，提出要把民俗变成城市亚文化的主张。因为现在千城一面，每个城市从外观上看都差不多，都是一堆钢筋混凝土。那么，如何来保持每个城市的特色？笔者认为，民俗文化能扮演这样的角色。现在很多城市，也在有意识地将民俗文化延续下去。比如广州黄埔区的南海神庙，每年有个波罗诞活动，当时的省委书记汪洋参加了，便由一个民间的活动，变成了一个官方的活动。这也代表，官方愿意以这种民俗活动来推动城市的特色文化建设。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一直都是在乡村做，那么如何在城市里把它做起来，这恐怕是一个很大的研究空间。

　　人类学传统的研究——邻里研究大家都在讨论，是公众的话题。怎么样从过去榕树头的聚会，变成麻将馆的聚会，然后再变成一个互联网平台。我们现在的聚会，变成每个人拿手机来对话，那么我们最后怎么样把手机变成一个联系的平台，其实也值得研究。另外，还有包括广场舞这一类活动，都涉及邻里的文化、邻里的关系。这一类对都市邻里的研究应该要加强。大家不仅仅要去看表面的东西，更要看真的、背后的东西，为什么街舞、广场舞会流行起来呢？

 

　　（四）国际移民研究

　　国际移民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中国人向海外的迁移，传统的海外华人研究，以及侨乡的研究，如对东南亚华人、对北美、对非洲华人及企业的研究。另一部分是进入中国的外国人研究。云南大学对东南亚华人、跨界民族的研究已有大量成果；广西民族大学对越南跨境民族以及边界开发与城市化，对入境的越南劳工以及越南新娘等方面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此外，东北亚地区，对朝鲜族赴韩国务工者的研究、对中俄边界跨界民族的研究也常见到；对中亚地区跨境民族的研究也开展起来。广州，作为入境人数较多的都市，在此方面的研究尤为突出。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仅中山大学对国际移民研究的论文就超过20篇，学位论文超过30篇，其中主要是对非洲人的研究。

　　牛冬通过对广州非洲人的深入调查，对“移民”概念提出反思，非洲人缺乏融入中国社会的需求和不能融入中国社会而频繁往返于两国或多国，形成了“过客家户”“过客社团”。因而，研究视野的拓展、移民类型的挖掘有助于丰富对复杂多样的迁移过程及结果的解释。Gordon Mathews等人通过在香港和广州基于非洲移民生计的调查，展现这些非洲移民们在华南地区通过小额资本、灰色交易，转手由中国生产的大量低端货品，实现“低端全球化”。广州整顿城市环境和对“三非”外国人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强，首先影响的是广州市内非洲人的生存状态。研究发现，政府的管控力度加大会明显提高非洲人的迁居频率，在粵非洲人的迁居存在源于被动而后主动适应的特点，迁居是他们适应当地生存的重要手段。一些非洲人为了摆脱聚集区日趋严格的环境而开始离开广州，进入周边甚至内地城市，如佛山、义乌等。Adams B.Bodomo等人比较了广州的非洲移民和较晚近出现的义乌非洲移民与当地社区融入程度的差异，认为代表国家的行政部门的专业程度、执法效率和对移民的态度，对非洲人在当地生活的难易程度有相当的影响。

 

　　（五）城市特殊人群研究

　　都市人类学家继承了人类学关注底层社会和弱势群体的传统，对如下岗工人、出租车司机、同性恋人群、监狱亚文化、拾荒者人群、戏班等群体进行了研究。

　　城市艾滋病问题的蔓延，引发了一批人类学家的关注与治理参与。曾经艾滋病被看成是一个纯医学的问题，后来发现艾滋病实际上与人的行为直接相关，所以研究肯定是要与人类学这些研究行为的学科结合起来。庄孔韶、张海洋、景军等很多学者都做过艾滋病的研究。同时，关注女同男同的研究，其实也是与艾滋病研究有关的，因为他们这些人群是艾滋病的高发人群。用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艾滋病，去关注这样的人群，发现隐藏在后面的原理。艾滋病的人类学研究，常常是从文化的角度，关注艾滋病防治过程中人的心理机制、反应与应对措施，以期能从艾滋病人群本身来发掘艾滋病防治问题的症结，并提出相关应用性策略。

　　另外，还有失地农民的问题。现在每年大概有400万以上的人口失去土地，这个比例应该还在不断增长。那么，如何能让这一部分人可持续发展下去，对于失地农民怎么样向市民转变，这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工作。比如在珠海，1986年市政府就将所有农民的土地全部征购，一夜之间珠海的农民都失去土地，这也是为什么珠海在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城市里发展滞后的原因。因为占人口主体的这部分农民一直在求生存，而不是在求发展。这部分人失去土地了，政府给了一笔钱补偿，当时看起来很多，但是几十年以后，这些钱就贬值了，这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存状态。可以说，珠海的失地农民是一直生存在这样的状态下，而珠三角其他地区的农民，因为土地资本不断升值，农民的财富也在不断增长。

　　此外，还有下岗工人的研究。矿山社区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是一种资源型的城市，资源开采完了，这个城市还能不能发展下去，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些地方下岗的人最多，相对来说贫困人口也比较多，也是社会问题比较集中的地方，这几乎是每一个矿区的共性。因此，做这样的社区研究既有现实意义，也有理论意义。此类研究还有沈阳铁西区的研究。铁西区是中国最大的国企所在地，也是曾经最牛的一个区域，连女孩子找对象都喜欢找大国企里的小伙子。然而，现在国企一下垮塌，几十万工人下岗，铁西区也变成了一个空荡荡的厂房。那么，原来的工人如何生活呢？现在讲东北叫振兴东北，那么，解决好这一部分人的问题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一类研究还是有很大潜力的，笔者的一位学生就做过铁西区的博士论文。

　　综合以上中国都市人类学的五大研究主题可以看出，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内容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延续，呈现出较为丰富的主题，这给都市人类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研究资源。同时，伴随着快速都市化带来的诸多问题，也在考验着都市人类学的学科能力。

 

　　都市人类学研究的内容在延续，而一个没有结论的话题，就是都市人类学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都市。过去人类学核心的东西，参与观察、整体观、相对论、跨文化比较等，在都市研究里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们怎么样来进行观察，怎么样从整体的视角来观察一个城市的社区，怎么样用文化相对论的观点来审视不同的人群，对不同的人群进行跨文化比较？

　　都市人类学针对方法论的探讨，将研究的规模大致分为小规模研究（Small Scale）、个案研究（Case Study）和较大规模研究（Large Study）。小规模研究是指，对个人生活史、社会联系（如在小酒店、购物中心、机场、海滩、节日、帮团等人们的社会交往情况）、居民居住区（如邻居、活动住居集中地、公寓、退休者住宅等），以及学习和工作场所（如工厂、流水作业车间、学校等）等的研究。个案研究则指对某一族群或社区，以及地区性人群的居住社区等的定位研究。如笔者曾在广州做过不同人群的研究，有非洲人、朝鲜人、日本人、山东人、河南人、湖北人等。较大规模的研究指，在对某个社会中不同群体的比较研究、多民族杂居社区研究、地区性研究、全国性研究，以及一般性的理论和方法探讨（如都市中的社会网络、作为现代推动力量的本地化和族群性、宏观和微观研究方法的一体化、揭示不同国家社会分层模式的方法论问题）等等。张继焦在对都市人类学方法论的探讨中，提出都市的研究应是宏观视野与微观视野的研究。他认为，都市与乡村相比，地域范围更大，人口众多且人口流动性大，人口异质性也更高，因此都市人类学的研究，不仅要沿袭人类学的传统调查方法，还需要寻求传统调查方法上的突破。

　　有人类学家说，跟随访谈对象和移民进入城市。原来的乡村变成城市以后，大家跟着人群进城市去进行研究。实际上现在所做的一些移民的输出地与输入地的比较研究，也有点类似于对这个方法论的挑战。在都市的研究里如何参与观察，如何能够达到整体观的目的？都市流动的频率很高，变化的速度很快，要做像过去人类学那样长时间的参与观察研究，越来越难。因为过去是假定，一个社区是一个相对比较静态的状态，而现在城市的每个社区，都是一个动态的。同时，高速铁路、飞机、地铁都是带着人群在不断地流动，这实际上为参与观察带来了很多问题。笔者曾经提出，是不是可以利用各种观察仪器来进行人类学的观察。现在心理学、旅游学在研究中，都开始用定向观察仪进行观察。学者们通过远距离追踪一个人的行为，可以把这些观察的所有记录转到计算机中，然后变为数据再做处理，这应该也是人类学参与观察的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有摄像头，是不是可以利用摄像头，把所摄下来的各种各样的自然数据进行分析。

　　另外，进入到一个社区也有困难。在乡村社区，要敲开一个家庭的门很容易，但是在城市社区，要入户访谈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假如要做贫困研究，就可能到贫民窟里，要住下来也很困难，更不要说要做到参与观察。另外，在每一座高大的写字楼里面，可能有几十部高速运转的电梯，每个人都在快速流动中，要寻找访谈对象又谈何容易。最近笔者在与其他学者合作做非洲人的研究，也面临着类似的困难，因为一份访谈问卷差不多要两个小时完成，这对于所有被访谈者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此，传统的研究方法在当代如果不变革的话，会是研究中的一大麻烦。还有一点，就是与官员打交道也很难。因为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做调查，他会怀疑你的动机，你做这个调查的目的是什么？他首先要衡量对自己而言是否有利。此外，都市研究有没有明确的一个地域所在？我们所研究的社区还存在吗？这是我们在选择田野点时所要面对的问题。面对一个城市的时候，怎么样去选择调查点，怎么样来收集自己能够控制的城市整体资料，这是研究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也有很多人对方法论进行了批判，说城市只能作为研究的地点所在，而非研究概念上的对象，还有过去没有注意到整体的联系，对城市历史的忽视等等的批评，也有对二元论的一个批判，以及对城市整体的刻板印象等。这里有两种风格，一种是侧重整体观，放弃参与观察；还有一种是侧重参与观察，放弃整体观。一种是所谓宏观民族志，就是追溯都市和农村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建构城市文化的不同类型。还有就是原生性的城市和异生性的城市比较，城市里的行政体系、福利体系、市场工业等相关的研究。另外一种，就是微观民族志，运用网络分析技术来进行研究。都市人类学研究需求多学科的合作，靠单一的学科很难做好，尤其是在一个大数据时代。现在已经有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在研究中融入了新科技，比如利用卫星、无人机等实时资料，来进行研究方法的创新，以及多学科合作研究等都很值得期待。另外，现在应该更注重多点民族志。实际上也有很多人类学家开始多点民族志的实践，通过组织团队进行调查研究。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华生的《金拱向东：麦当劳在东亚》，就是研究亚洲不同城市的麦当劳。他分别找不同的人对东京、北京、台北、香港、深圳等不同城市的麦当劳餐厅做调查，然后看这样一个跨国企业，在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样子。当然人类学家更想了解的是所谓全球化的文化在地化的过程，而不是看它一体化的过程。我们现在做的项目很多都是采取多点民族志，由多人合作，尤其是一些应用性项目。这也显示了团队合作在人类学研究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尤其现在专题性的研究越来越多，团队合作往往成为研究中最优的路径选择。多个团体，可以围绕一个共同目标，制定相关的研究计划，对专题做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

 

　　五、都市人类学学科展望

 

　　笔者一直提倡，中国的都市人类学发展，除了借鉴国外都市人类学发展的经验以外，更重要的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进行研究，要把都市化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作为都市人类学的主题，将理论与应用相结合。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内容是多元的，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就应具备在诸多理论、诸多经验的交流基础之上，即做到“派与汇”的整合。过去30年都市人类学所关注的主题，在未来仍然需要继续推进，同时，要注意把握新时代都市化进程中新情况、新问题，使都市人类学的研究体现时代性与创新性。

　　伴随着学科的日渐成熟，都市人类学逐渐成为被其他学科认可并积极借鉴与交流的对象。中国都市人类学发展至今，已是成绩斐然。但因中国都市化进程的需要，中国实际发展中对都市人类学应用性探究的需求，自身持续长久的研究需要等，皆需要中国都市人类学在自己学科的舞台上不断贡献一己之力。未来的中国都市人类学研究，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努力。

　　首先是城市转型的研究。城市转型是笔者最近几年一直在讲的话题：文化转型与城市转型。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文化的转型，就是从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型。中国现在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还要让几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但是现在怎么样来容纳这几亿人，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是各个城市管理者愿意讨论的，就是土地制度的改革，而对农民的市民化这一类的问题，都不愿意讨论。比如，让几亿农民市民化，谁买来单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城市本身也在转型，就是从一种单纯的、地域性的城市，在向一种多元的、文化的城市转变。这次转变所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是多样的，这也就留给我们无尽的研究话题。

　　其次，都市人类学应更多注重对策性的应用研究。目前都市人类学学界在学术上的理论探讨比较多，有针对性的应用研究相对比较少。另外，在大数据时代，如何运用大数据做研究，尤其要注重做定量研究，也成为其中的关键。从泰勒开始，人类学就做定量分析，作比较研究，所以人类学本来就有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传统。在当代，更是要充分利用新技术手段，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传统应用于更多的研究中。未来都市人类学的发展，在研究的方法上，我们可能需要转向，这既是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与变革，也是研究主题上的与时俱进。中国城市的比重越来越大，城市应该作为人类学的一个主战场，当越来越多的民族、越来越多的不同人群开始进入城市，那么，加强一些应用研究自然成为时代的需求。

　　第三，要加强多元文化的探讨，要注重文化转型的研究。都市人类学在继承早期民族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要更多地关注城市多元文化与社会文化转型。随着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中国传统社会必然面临着转型。一方面，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变中，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中国文化传统将如何转型；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动的程度越来越高，城市本身也从地域性城市向移民城市转变，也面临着地域性文化向移民性文化的转型。另外，传统社会下的亲属制度、家庭和家族、民间信仰体系、邻里关系、社会网络、文化习俗等，在城市中又如何适应？如何转型？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时代所赋予都市人类学的研究使命。

　　第四，要加强都市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注重跨学科合作研究。都市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在研究方法、研究主题上都要秉持人类学的传统，要坚持人类学的社会服务取向，同时，要注重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既要有技术、方法上的创新，也要有内容、理论上的拓展与深化。在研究实践中，要注重团队合作，取其他各学科之所长。

　　第五，要发挥都市人类学的研究特色，发展都市人类学的学科理论。中国的城市发展，有自己独特的道路。韦伯当年在对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进行比较的时候，明确指出中国的城市有它的独特性。中国经验，就是要研究中国的特色，这也是人类学被赋予的一个历史使命。对于中国城市的这种独特性，我们做研究既要有实践的价值，为时代发展服务，也要追求理论贡献，并用中国的独特性为世界的学术做出贡献。

　　第六，关注新的技术给城市生活带来的变化。如今，快速交通的发展，高铁、高速公路对城市会有什么影响，尤其是不同层级城市的差异。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的成熟，给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什么影响。新的生育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对我们的生活、环境会有什么影响？这都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第七，城市文化与城市精神的研究。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城市的建设在景观上越来越“千城一面”，因而，研究城市文化、创见城市精神尤为重要。笔者曾经提出“以俗建雅”，把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俗文化建设成为城市的雅文化，成为城市精神的一部分。建设一种具有独特性格又能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建设成一种能够破除种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城市理念。作为人类学家应该去探寻这样的文化精神！

　　致谢：本文原为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的第17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上的演讲稿。感谢李亚博士的记录和整理！

 

（原文刊载于《思想战线》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