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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恩溥的谚语俗语研究之于中国民间文学的意义
虽然《汉语谚语俗语集》及其他传教士们所收集的谚语俗语著作常常带有突出的宗教特征，处处彰显着传教士们的视野、心态和价值观[如在该书中，明恩溥认为中国人的时间是“车轮年表”，没有固定的起点，因此“他们的历史知识缺乏洞察力”。见Smith,Arthur H.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Shanghai: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14,p.29.]，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著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谚语俗语研究，甚至影响到了五四以来的一批民间文学家们。
就中国谚语俗语的整理与研究而言，目前学界多将郭绍虞1921年在《小说月报》上分三期连载的《谚语的研究》视为中国谚语研究的“拓荒之作”[（美）洪长泰著，董晓萍译：《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27-228页。]，就连郭绍虞本人在谈及谚语研究的现状时也提到：“对于谚语的研究，还是很少有人提倡。已在从事于搜集，而有成功的，我只知有颉刚所辑的吴谚——现已录成五册，至少有三千余则。其余只有古谣谚、越谚一类的书籍罢了。”[小说月报社编辑：《小说月报丛刊第十五种谚语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2页。]然而在郭著之前，西方人尤其是传教士已经开始了对中国谚语俗语的整理与研究活动。“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开始，传统的谚语观念发生了转折。但这之前，我们不能不提到西方传教士的影响。”[（美）洪长泰著，董晓萍译：《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
杨成志在《<民俗>季刊英文导言》和《我国民俗学运动概况》中，曾专门梳理了外国人对中国民俗的调查研究和著述，涵盖20世纪前十年英、法、德、日等国关于中国民俗的相关专著共40余种，其中就提到了沙修道的《谚语丛话》、南京神学院教授C.H.Plopper的《从谚语看中国人的宗教》（Chinese Religion seen through the Proverbs，1926年）以及明恩溥的《汉语谚语俗语集》[参见杨成志：《杨成志民俗学译述与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19页，第223-224页。]，可见五四时期的学者在当时就已注意到西人关于中国谚语俗语的相关著述。虽然未具体展开，但这至少说明，西方人关于中国谚语俗语的研究处于五四学者的视野之中，并可能对其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洪长泰是较早注意到西方人与中国民间文学之关系的学者，他在《到民间去：1918-1937年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中首先提到了外来文化的刺激对中国民间文学运动的兴起起到的积极作用[（美）洪长泰著，董晓萍译：《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1页。]。在谚语一章中，他尤其提到沙修道和明恩溥的谚语俗语研究著作。他认为，明恩溥的著作的“特点是对中国谚语进行了耐心琐细的分类，同时附以史密斯本人错误百出的评注。尽管如此，他这部书恐怕仍是当时西方有关中国谚语的著述中，比较有参考价值的一部。”[（美）洪长泰著，董晓萍译：《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26页。]然而明恩溥的著作具体有何参考价值，洪长泰却未曾提及。
长期以来，《汉语谚语俗语集》几乎淹没无闻。究其原因，一方面或许是因为传教士群体的民间文学活动一直未引起关注；另一方面，或许是《汉语谚语俗语集》一书从学术意义上来看，还未能达到科学研究的层面。
事实上，明恩溥等传教士群体所从事的谚语俗语搜集整理工作的本意也不在于学术研究，其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明恩溥曾批评卢公明的《英华萃林韵府》所收录的谚语“与其说是一个汇集，还不如说是一堆散乱的资料。所有的词典资料被分成85项，而谚语、对句、短语和格言犹如遭遇了一场文学沙尘暴，散落在12项内容中”。[Smith,Arthur H.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Shanghai: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14,p.9.，转引自高永伟：《卢公明和他的<英华萃林韵府>》，《辞书研究》2012年第6期]而明恩溥的《汉语谚语俗语集》也存在相同的分类、翻译、文化误解等问题[如明恩溥在翻译“神童”时，将其译为“Divine Child”，即“神圣的孩子”，与中国语境中“神童”的意思相背离。又如在“说明人性的谚语”中，明恩溥收录了一些与该类别并无紧密关系的谚语，如“清官难断家务事”、“外贼好挡，家贼难防”、“骂人不用打草稿”等等。这样的分类问题在该书中存在不少。详见Smith,Arthur H.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Shanghai: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14,p.64,pp.288-299.]。
尽管存在诸多局限，但以现代学术的立场重新审视明恩溥的谚语俗语研究，将其与五四知识分子的谚语俗语研究进行比较，还是得以窥见以明恩溥为代表的传教士群体在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方面的前瞻性与开拓之功。
首先，明恩溥发现了下层文学（民间文学）的价值及其与上层文学之间交织的关系。诚如明恩溥所言，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对中国文学的深刻认识和对口语谚语的蔑视甚至忽视是并存的”[Smith,Arthur H.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Shanghai: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14,p.11.]。“汉语谚语存在于每个人口中，各个阶层都在使用”[Smith,Arthur H.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Shanghai: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14.p.7.]，然而长期以来，在口语中，谚语俗语却成为通俗、粗俗的代名词。民间以“俗话”、“现成的话”这样的表达形式来代替“谚语”这个术语，与之相对的则是“书上的话”。[Smith,Arthur H.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Shanghai: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14,p.5.]明恩溥在收集谚语俗语时，发现了中国人对这两者的态度差异：谚语俗语难登大雅之堂，“书上的话”则被奉为圭臬。
而在明恩溥的分类中，来自四书五经等经典的改编和引用则独列一类，同时构成谚语俗语的一部分。明恩溥通过对谚语俗语的来源进行分析，发现了以经典（high classical）为代表的上层文学与以方言土语（rude village patois）为代表的下层文学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部分谚语俗语也是从经典中沉淀而来的，它“交织于口语与书面文学之中”[Smith,Arthur H.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Shanghai: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14,p.8.]。与此不谋而合的是，五四知识分子在对谚语和格言进行比较时，也认为源自四书五经等古代经典的圣贤格言早已内化为普通民众心灵世界的一部分，这些带有教化色彩的谚语很难与格言进行区分。[可参见郭绍虞：《谚语的研究》，《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2期。傅振伦：《谜谚歇后语研究之一斑》，《歌谣》周刊第68期，1924年11月16日。]可以说，“这些西方人士对谚语的研究成果被‘五四’知识分子积极吸收。特别是当现代民间文学运动戏剧性地改变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文学兴趣，使他们把目光由上层文艺转向通俗文化的时候，这种影响潜够默化地发生了作用。”[（美）洪长泰著，董晓萍译：《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27页。]
其次，明恩溥对谚语俗语的变异及其形式进行了初步探索。洪长泰在论及现代中国民间文学家的谚语著述时认为：“翻阅现代中国民间文学家的谚语著述，我们感到，一条比较明显的罅漏，是他们翻来覆去地谈论少数资料，并只把这些资料当作文学来研究。这些著述主要刊行于三十年代，多为资料堆砌之作，它们普遍没有对下列问题引起重视：谚语的变异形态及其结构的研究，谚语的句式，长短和风格的研究等。”[（美）洪长泰著，董晓萍译：《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31-232页。]而现代民间文学家们的这一疏漏，实则早已由传教士们进行了弥补。《汉语谚语俗语集》中专门对谚语俗语的变异进行了探讨。
明恩溥认为谚语俗语的变异主要是由外部原因与内部原因造成的。外部原因即由使用谚语俗语的人群所造成的谚语俗语的变异，这包括使用者的：口误；不关心言语记忆中的细节；错别字；来自经典的引文被改为更适合口语的形式。[Smith,Arthur H.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Shanghai: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14,pp.28-30.]而内部原因则指由于谚语俗语本身的特点所造成的变异，如：
1.谚语俗语多是依据类推与相似的原则，因此在固定的框架内，可以套入不同的内容，但还是表达相近的意思。如“什么蝇子下什么蛆”、“什么模子托什么坯”。
2.谚语俗语形式上的增减有时不会影响其内容。如“锦上添花”、“雪里送炭”与“锦上添花是小人”、“雪里送炭是君子”。
3.汉语语法使得谚语俗语出现了大量不会影响到谚语俗语内容变化的“虚词”、“空话”（empty word）。如“一枝动，百枝摇”与“一叶动，百枝摇”、“门门有道，道道有门”与“道道有门，门门有神”。
再次，由于明恩溥未给出明确的关于“谚语”、“俗语”的定义，使得该书内容相当广泛，以往很多未引起重视的俗语类型也被收入其中。
在双关语这一类别之下，除了常见的歇后语、绕口令、回文诗、谜语等，明恩溥还搜集了大量的戏仿诗（parodies）、诨名（nickname）、私语（secret phrases）及民间秘密语（secret dialects）。以民间秘密语的研究来看，民国以前关于民间秘密语的搜集著作远少于其他体裁，仅寥寥十几部[有学者统计了民国以前以隐语、行话为对象的著作共计15部，包括宋代《蹴鞠谱·圆社锦语》，《事林广记》续集有《绮谈市语》；明代《开卷一笑》有《金陵六院市语》，《墨娥小录》有《行院声嗽》，《鼎锲徽池雅调南它官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有《六院汇选江湖方语》，《西湖游览志余》有《梨园市语》、《四平市语》；清代至民初，《鹅幻汇编》有《江湖通用切口摘要》，《通俗编·识余》有“市语”，《成都通览》有江湖及诸行言辞，学古堂排印《江湖行话谱》，手录传钞《江湖走镖隐语行话谱》、《当字谱》等，堪谓专门辞书而收录较丰富者，则为明末清初的《江湖切要》，民初的《全国各界切口大词典》。参见于建刚：《中国京剧习俗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第129页。]。而中国学界以现代学术的视角对民间秘密语进行研究则晚至容肇祖1924年发表的《反切的秘密语》[容肇祖：《反切的秘密语》，《歌谣》，1924年第52期。]和赵元任1931年发表的《反切语八种》[赵元任：《反切语八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年年第2卷第3期及1932年第3卷第4期。]。反观《汉语谚语俗语集》，明恩溥在书中收录了十几则“市语”（或“调市语”,trade brogue，可直译为“市集上的土话”，也即“行话”）和“调坎”（指那些从字面来看意义模糊的表达形式，也即“隐语”或“黑话”），还将其历史、使用情况等与西方进行了比较，指出民间秘密语当属于“一词多义”的双关形式。
除了上述外，明恩溥在书中虽未及深入讨论，但也已经提出了很多谚语俗语中的特殊现象。如第五类“与特定地方、区域相关的，或仅与当地重要人物、事件相关的谚语”中所收录的谚语俗语，以今日的分类来看，当属风土谚语[关于风土谚语的定义，可参见朱介凡：《中国风土谚语释说》，台湾天一出版社，1962年。（美）洪长泰著，董晓萍译：《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55页。姜彬主编：《中国民间文学大辞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26页。]。明恩溥列举了其中大量针对某个地区的“三宗宝”（三种宝）型谚语[如“北京城，三种宝，马不蹄，狗不咬，十七八的闺女满街跑”、“保定府，三种宝，铁球，列瓜，春不老”、“天津卫，三种宝，鼓楼，炮台，玲珰阁”（“玲珰阁”，当为“铃铛阁”）、“济南府，四种宝，北门里头北极庙，南门外头千佛山，东门外头闵子墓，西门外头宝突泉”、“深州本有三宗宝，小米，柳杆，大蜜桃”、“口外三宗宝，人参、貂皮、乌拉草”。见Smith,Arthur H.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Shanghai: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14,pp.130-132.]，明确将其作为一种类型性谚语提出，使其成为一个可供探讨的学术问题。
余论
诚如葛兆光所提出的以批评的视角来看待海外的“中国学”研究一样，尽管看起来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等大体相同，但基于学术脉络、政治背景及观察立场的不同，外国学者所进行的“中国”研究并不能等同于中国人对“中国”的研究。[葛兆光：《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文汇报》，2008年10月5日第006版。]这样的观点同样适用于审视传教士群体与五四知识分子的谚语俗语搜集研究活动。
传教士立足于西方的文化背景，其搜集谚语俗语的主要目的是拓展传教事业；五四知识分子则是在《歌谣》周刊“发刊词”所倡导的“学术的”与“文艺的”目的下开展的谚语俗语搜集研究工作。这是二者最大的区别。
此外，“1920至193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谚语研究方面为我们留下的信息，限于以下范畴：怎样收集和什么时候收集谚语，以及如何运用谚语。”[（美）洪长泰著，董晓萍译：《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31页。]而关于五四知识分子具体如何进行搜集或田野作业，则语焉不详。大多数时候，五四知识分子所搜集的谚语俗语多是以“征集”的形式获得，或是短时间内由学者对家乡、本地的谚语俗语进行搜集（如顾颉刚、常惠、周作人、钟敬文等）。
相较之下，传教士们则常年跟普通民众们生活在一起，他们搜集的谚语俗语并不单单来自书中，还有一大部分来自他们的实地采风，来自鲜活的民间口语。例如，明恩溥常年与当地民众生活在一起，能熟练运用山东方言与民众交谈。他明确强调在收集谚语俗语时应该耳、口、手并用：用耳听，用口问，用手记[Smith,Arthur H.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Shanghai: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14,pp.33-34.]。事实上，在收集谚语俗语时他也是这样做的。可以说，明恩溥所做的工作，已初步具备了今日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雏形。
公允地讲，入华传教士的谚语俗语搜集研究尽管是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但其所作出的贡献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目前学界对此还鲜有关注，不可不谓是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遗憾。
（原文发表于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26集）（2019年春夏卷），学苑出版社，2019年，第219—304页，注释和参考文献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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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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