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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疾病与身体经验的文化主义研究
既有的疾病与身体经验的文化主义研究，普遍将疾病视为一种多方面交叉关联的产物，而不只是一种生物学上的非正常现象。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强调人的疾病所隐喻的道德评判和政治态度。生理学层面上的疾病确实是一个自然事件，但在文化层面上，它从来都负载着价值判断。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对结核病、艾滋病、癌症等疾病在社会演绎中的隐喻化进行了反思与批判。疾病所负载的这些来自社会文化的象征意义，会与疾病一起给患者带来重压，或比之疾病本身更甚。
拜伦·古德(Byron Good)认为疾病不只是身体状况的单义表达，疾病对某个社会的成员来说，是经验、语词、感觉、行为等跑到一起、相互联系而呈现的一个文化综合症。因此，古德引入了与疾病相关的“语义网络”来研究疾病，这一网络由诸多赋予了患者以各种意义的语词、状态、症状和感情来构成，可以作为一种文化模型来反映社会生活具体领域的状况以及总体的情况。
既是医学人类学家，同时又是流行病学家的罗伯特·汉(Robert Hahn)指出了疾病之文化主义研究的特点。他认为，即便是与社会和文化因素相关性很大的流行病学研究，在逻辑和研究方法上也与分析医学文化的人类学研究有着相当的不同：前者是通过控制其他变量来一一分离出各个变量的具体影响，而后者考察的是这些变量如何共同起作用，以描述一个宏观的社会文化情境与详细的意义系统。他还提出了社会文化影响疾病与治疗的三种方式，此三者各不相同而又相互关联，分别为：建构(construction)、调节(mediation)、生产(production)。他认为，是社会文化建构了其社会成员思考与感受疾病和治疗的方式，因此，各个社会对疾病的界定各有差异，即便同一社会中，不同的阶层也可能会建构出不同的医学事实。而社会文化所拥有的价值与观念会引导社会成员的行为，调节他们与病源及医疗资源接触的可能性。甚至，病源与疗法还会被文化生产出来，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安慰剂(placebo)现象——这种特定社会文化里观念与期望所产出的疗效。
从这些整体性的理论联系到具象性的研究，便可发现研究者对于民族医药(ethnomedicine)体系中的疾病/健康观是如何建构出来的，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如罗芙芸(Ruth Rogaski)、叶永文等，明确指出并充分论述了气、及其相对应的宇宙论体系(阴阳、五行)在大小宇宙相互感应、天人合一的认识论下对于塑造中国人身体观念、疾病与健康观念的基石作用，费侠莉(Charlotte Furth)更是创造了“黄帝的身体”(the Yellow Emperor’s body)这一名词，作为一个解释模型，来解读中国传统医学观念，并与现代生物医学的观念相对比、区别。这套宇宙论形塑了中国独特的平衡医学及其对疾病治疗的全观式偏好，发展出了对疾病认知、解释、命名、分类、预防、治疗的一整套知识、信仰与行为，亦产出了一系列难以与普遍性知识达成精确互译的地方性知识，如食物的冷热观、“虚”的身体经验与“补”的保健理念、“养生”之道等，这些都成为了对于中华民族医药地方性知识研究的重要论题。
因此，张珣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汉人是否有一套日常生活中可以应对病痛或者疗养的身体知识?”她认为“或许有”。余舜德提出了一种“于人们的生长过程中，于身体长期与文化环境的互动中养成”的“身体感”，认为这种富有文化意涵的感知世界的方式，可以解释汉人身体经验的“虚”感、疾病的“烦”症等。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称，人可以从小由文化培养出一套不自觉的“身体技术”(body technique)，并举出了法国跟英国步兵步伐的不同的例子。张珣在“身体感”的基础上，将“身体技术”的概念延伸，认为在不同文化下的人，可以培养与学习出一种身体能力，用以感知外界、适应环境，也用来调适身体与外界。不同文化的成员对于感官生物性的过程中所传递的讯息，可以产出不同的解读，继而又产生呈现不同文化特色的应对与处理方法。这样的“地方生物学”的视角，搭建了一种生物与文化的连接机制，对于人文与医学视野交叉、文化与生物身体在议题中合作的民俗医疗与医疗民俗研究富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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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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